“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慈禧老太后的這一“名言”使得中華大地陷入了難以掙脫的泥濘，屢戰屢敗的清廷更是使得我們陷入了百餘年的窘困。

在清王朝的末期，低迷籠罩着這個王朝，內憂外患導致的無休止的爭鬥使得“雄獅”疲於奔命，士兵素質低下、官吏無能胡爲、百姓愚昧，而失敗自然要承擔難以承受的“痛”，賠款無疑是此中的一大問題。

清末最後一位統治者應當說是慈禧老太后，期間的權勢可謂掌握在手，而諾大的百姓羣體則成了剝削的對象，死活安定根本無關緊要。清廷與列強的爭鬥多是敗北，賠款便成了一大負擔，而這實際卻落到了百姓頭上，使得原本就困苦的生活雪上加霜。

就20世紀初的庚子賠款來說，作爲《辛丑條約》的十二項之一，其中就規定了駭人聽聞的45000萬海關兩賠款。

清廷自然不敢賴賬，但列強明顯還希冀訛詐一筆，因此又指定了海關、常關、鹽政這三項作爲賠款的擔保財源，可謂是把握住了清廷的命脈，也就難怪認爲清廷是列強的看門人。

辛丑條約簽訂以前，清廷每年的收入也不過八九千萬兩，而支付卻達到了一億出頭，顯然這是虧欠了的，此後的庚子賠款則使得每年又添了兩千餘萬兩，這筆錢銀最終落在誰家頭上也就不言而喻了。

（慈禧老太后以及滿朝文武可沒有貢獻自家的可敬想法）

事實上，無論這麼搜刮，清廷一時間也拿不出這麼龐大的數目來，清廷自身瞭然，列強也瞭然，唯一不大清楚的百姓卻成了剝削的對象。這45000萬海關兩被“慷慨”地分爲了39年（1902-1940）還清，只不過需要4釐的利息，也就是說實際高達982238150海關兩。

但，金漲銀落，而列強顯然狼子野心，不可能落下半點虧損，因此又強迫了清廷以金價折算，就這樣每年再次訛去了數百萬兩。事實上，列強的花花腸子還多着呢，如教案賠款便又是一項，而清廷則統統準諾了。

慈禧老太后，在朝堂上總會扮演無奈，彷彿議案是大臣們提出來而自己只能無奈承諾，然而事實上這不過是一道程序罷了，所被允許的也不過是順着“老佛爺”的旨意，最終難處便落到了底層，小農家庭成了率先破產的一大羣體。

彼時，爲了籌齊清廷攤派在各省的賠款，官吏們可謂無所不用其極，裁減軍費、俸祿，開辦房捐、糧捐和鹽斤加價、茶糖菸酒加釐等，這是一筆高達1880萬的負擔，年年如是。

田賦一直以來就是大款，同時也是關乎百姓的“大方向”，而徵收的也一般是銀兩，這無疑又是一筆負擔。要知道，銀兩並非影視劇中經常使用的，在平頭百姓生活用度上更多是銅錢，交收田賦時銅錢轉銀兩便有了折價這一手續，而折價卻由官家任意定奪，可想而知此間的苦。

而在彼時銀價不斷下跌的趨勢下，清廷爲了維護自身，實現所謂的“有增賦之實，而無加賦之名”，恢復了此前銅錢折銀的高價，少則補多亦不退，如此說來樣樣都偏向了清廷而苦了百姓。至於說，巧立名目自然是通常路數，其間的複雜難以言盡，但總歸匯成了一個“喫人”，山窮水盡無過於此。

此外，清廷也瞭然地方官的“難處”，爲此明確表示“因時制宜，量爲變通，並準就地設法，另行籌措”，這便是直接瞭然地明示了，沒有就去搶，對象也不言而喻是底層大衆。

然而這些依舊不能緩解清廷財政的危機，老百姓雖說按時繳納，但地主們卻能夠悄咪咪地隱瞞實際，一面喫香喝辣一面嘆息着“國破家亡”。

清廷爲此向外國銀行借款，列強自然知曉清廷的虛弱，錢銀進賬只是小事，被迫抵押的各類礦產資源纔是大頭，真可謂“崽賣爺田不心疼”。

此外，在屠夫的眼中，養肥的羔羊總是待宰的，有一批不大親近的官吏商紳便成了肥羊，慈禧逼迫大臣捐款甚至是動輒抄家的情況也不在少數。

1901年慈禧太后以光緒的名義發佈了《罪己詔》，“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後追思，慚憤交集”，一面成了列強的幫兇，一面則收割着大衆。

也正是如此，雖說清廷此後一賠款就動輒上億但慈禧卻“無所畏懼”的緣故，畢竟受累的並非她，而慈禧輕易承諾的背後卻是毀去了整個希望。

慈禧想象中的簡單成了大衆難以癒合的創傷，因爲想當然的“簡單”，所以慈禧依舊如故。就其庚子西狩也就是逃跑的那段時日以後，慈禧我行我素，日用達4萬金，上行下效又如何還有希望？

所謂的“簡單”，不過是不管不顧的上嘴脣搭下嘴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