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标签：黄爱龙，重庆医科大学校长、教授，国家传染病科技重大专项项目首席科学家。疫情期间，他在国内率先启动分子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把论文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成功研制新型冠状病毒抗体IgM/IgG检测试剂盒。

不久前的重庆医科大学开学典礼，一部名为《火线攻关》的纪录片用35分钟“赚足”了全场师生们的眼泪。

有的学生在开头就哭了——灯光熄灭，背景音响起，不带任何情绪的旁白说出的，却是无数人感同身受的“新冠疫情期间”；有的老师在悄悄抹眼泪——他们看到自己熟悉的校长、共事过的同仁冒着巨大风险，昼夜兼程地运送着新冠病人的血清标本，只为做好临床验证。

泪点集中区域却意外地统一。

在亲自带队去永川医院，首次运送回病人的血清和病例资料后，黄爱龙面对镜头，语气平淡地重复着那天他对实验室所有成员说的话：“做这件事情哈，就是要不怕牺牲。我们得不要命地去做这一件事。”

他说，“灾难面前，我们这群做传染病学的这帮人 就必须要有我们的担当。”7个月前，这句话被告知的对象，是实验室的成员；7个月后，黄爱龙在开学典礼上，也把“担当”说给了这些面容稍显稚嫩，未来却也要身着白衣“战袍”的孩子们听。

▲重医《火线攻关》纪录片中，黄爱龙出现在画面第一帧

决定

研发抗体检测!不做N+1

至今，黄爱龙都把这个日子记得清楚：2020年1月21日。在这天，重庆出现首个确诊病例，也是这天，重庆医科大学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在校长黄爱龙的领导下，学校决定依托感染性疾病分子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立即开展新型冠状病毒的科技攻关。在鲜为人知的实验室里，一群人的战役悄悄打响。

所有人都记得黄爱龙走进实验室的第一句话：“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做点什么。我们既然是做病学研究， 跟病毒打交道的，在国家出现危机的关键时刻， 要站出来，要尽责，要有所作为，要体现知识分子的担当。”

四个“要”重重地敲在实验室每个人心上。“每个人”是多少人？

6个。

如今，黄爱龙能稍显轻松地，把这次超常规的“组队攻坚”形容为“遭遇战”：1月17日，学校放假。人手不够，设备不足，最关键的是，实验室没有原料，关键的关键，没有基因。

但当时是排除万难，实验室的成员被火速地召回。有的人错过了除夕的年夜饭，有些在大年29就开车逆着人流匆匆往学校赶，在重庆主城区，所有能组织起来的研究生都被组织了起来。

很快，实验室团队明确了应急攻关的主攻方向，研发抗体检测试剂。黄爱龙说，这其实是一个“优中选难”的方向，也是团队未曾涉足的领域。“当时核酸检测的产品已经问世了，咱们不去做N+1的工作，要做，就做突破，从‘0’到‘1’，从无到有的突破。”

而之所以选择研发抗体检测，黄爱龙先将核酸检测比作成了新冠肺炎诊断方面的“金标准”。然金无足赤，核酸检测同样存在检出率不稳定的问题。故开发多元化的检测手段，以提高新冠检出率显得尤为关键。“抗体检测可独立，也可以和核酸检测相互印证，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错诊、漏诊。”

▲实验室工作中的研发团队

困局

凌晨2点，实验室的来人

黄爱龙深知，检测试剂最终要形成产品，单靠实验室一己之力明显不行。

为此，他几经努力，终于找到了具有生产能力，且从事化学发光试剂和仪器研发生产十余年的公司，博奥赛斯。黄爱龙致电公司创始人，重庆医科大学校友的刘萍。电话里，两人一拍即合，最终确定利用磁微粒化学发光方法，共同开发新冠病毒IgM/IgG的免疫诊断试剂。

其中，重庆医科大学负责抗原抗体设计与制备和临床实验。

从抗原设计与制备，到试剂盒组装及实验室验证，再到临床验证，这是研制免疫诊断试剂的3个重要环节。“一环扣一环。一步错，不会步步错，是错下一步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前一环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了后一环的进度。”

病毒阴霾下的1月底，本应热闹喧嚣的城市连大街都是从未有过的空旷寂静。在那时，黄爱龙和实验室成员们一道扎进了感染性疾病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灯火昼夜不息。

困难接踵而来。交通瘫痪、资料、材料紧缺……平时十分简单的问题犹如重重大山，矗立在前。主动投身战“疫”的誓言犹在耳边，大家雄心勃发的壮志却未被举步维艰的困难压倒。

重组抗原设计与制备的很多材料、设备要从外地转运进渝，交通瘫痪？要被隔离？那就直接在机场内周转! 于是，实验室派专人在各个机场穿梭，每天从重庆到天津、上海、苏州等地飞来飞去。黄爱龙回忆：“为了防止被隔离，人员不能出机场。物流瘫痪了，他坐飞机就只带东西，以此为我们赢得大量的时间。”

实验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娟教授记得，那时实验室的黑板上每天的日程写得密密麻麻， “上面写的要求不是什么事在某一天要完成，是这件事该在上午10点，还是上午11点完成。”

每个环节都要高效，每个步骤都要争分夺秒。黄爱龙那段时间常失眠，白天只要没公务，他就泡在实验室；夜晚12点，他睡觉前的必做事项是给实验室打电话，问进度，问进展，问问题解决到哪一步。凌晨2点，实验室的门又响了，大家却不奇怪。

他们知道，来人多半都是黄爱龙，他不放心，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干脆再来实验室看看。

▲实验室团队进行临床验证工作

破局

试剂盒初步达到预期指标

黄爱龙翻阅现存的实验日志，紧张的节奏依然历历在目： 1月24日，抗原表位肽设计合成；25日，启动重组抗原设；26日，完成文献调研及分析论证；27日，完成重组抗原的涉及与密码子优化；28日 制备重组和抗原制备的前期工作……

哪怕两班倒、三班倒 ，每天只休息4-5小时，实验方案制定了2套，同步推进。“我们怕出任何意外，方案的每一环都有双备份，双保险。”为了调整做好6个重组抗原的基因克隆、表达纯化和验证，实验室夜以继日，48个小时完成了以前1周的工作。

真正的考验却在刚刚开始。“样品测试的环节是最考验人的，一开始我们的检测率并不高。”

那时，实验室很少有人说话，空气凝重。十几天的高压工作已经将大家心中那根弦绷到最紧，“任何安慰的话语都说不出口。”

黄爱龙守在实验室，平时大家印象中儒雅温和的黄校长即使戴上口罩，也遮盖不住着急上火。发现大伙的郁闷和沮丧肉眼可见，黄爱龙按捺住自己所有的情绪。他告诉大家：“我们每一丝精力都要保留下解决问题，先静心，再去看看什么环节出了错。”

2月6日，好消息传来。实验室初步组装的基于表位肽和重组抗原的化学发光试剂盒各项性能都基本达到预期设定指标。

▲黄爱龙和实验室团队合影

恐惧

他们亲运新冠病人血清

与此同时，紧张且充满危险的大规模临床验证紧接着拉开大幕。这是试剂产品能否获批上市的关键环节，如何在极其短时间内完成平均需要耗时一两年的临床验证？

2月初，寒冷依旧。高速公路很难看到车辆，实验室成员却早早上路了。他们奔波于位于沙坪坝 、永川和万州三地的定点医院，通过医院提供的确诊新冠样本帮助其完成临床验证。

然而，分散验证工作的效果不如预期，黄爱龙当即决定，必须集中大批量验证。人手奇缺，转运病人血清和病历资料的高危工作科管干部直接上阵。黄爱龙带队去搜集运输标本。

万州往返每次600多公里，在运输路上，平日里实验室吃的盒饭都显得格外难得。“外面的餐厅全部歇业，一旦错过医院的饭点，热饭就别想了，能吃饱就算好。”黄爱龙押送标本，凌晨2点到达；最晚的一次，教授龙泉鑫凌晨12点从万州驱车赶回，到达时，已是凌晨4点。龙泉鑫这样形容当时：“把标本数据拿回实验室的一瞬间，看着整理临床资料的同事接过，才算松了一口气。”

就这样，科研工作者们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在渺无人烟的高速路上，拉着一箱箱的“炸弹”。黄爱龙并不避讳谈到危险十足，却异常珍贵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血清样本带给大家的真实恐惧。

说起团队成员，黄爱龙心潮起伏。“我们科研处处长，应急攻关科研团队成员袁军告诉我，他经常做梦，梦到自己感染了。他很害怕，怕被隔离，怕影响项目，后者是最怕的。他说，自己还不是很怕死。”“陈娟教授是我们唯一的‘女将’，那段时间她经常气促。我们劝她去休息会，结果她只老老实实吸了半个小时的氧，又出现在了实验室。”

▲黄爱龙与实验室成员一起开展试剂盒攻关

荣誉

简化试剂盒 未来或将进入百姓家

但在其他科研人员的回忆叙述中，三言两语，一个更鲜活的黄爱龙被拼凑了出来。“黄校长很辛苦，有时候他站在我面前，我觉得好像自己的辛苦也不算什么”陈娟说起了黄爱龙曾冲进她的办公室，还没坐下，就开始问：“陈娟你吃饭了没？没吃你就顺便也帮我泡个方便面吧。”“校长和我们一起吃了40多天盒饭，喝凉水，疲倦和脸色是口罩都遮不住的。”……

当胜利的曙光照进现实，付出的艰辛和跃过的险阻似乎都有了应答。在完成285例临床验证，远超规定的120例后，大家在交织着担忧和期待的情绪中，盼到了梦寐以求的好消息。

3月3日，抗体检测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纳入新冠肺炎的确诊依据。4日，新冠病毒IgM/IgG抗体检测试剂盒获批上市的消息正式对外发布，成为我国首个获批上市的化学发光法新冠病毒抗体检测产品，随后，7种产品获得欧盟CE认证并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

“40多天 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能和团队一起把科研成果迅速落地在疫情防控第一线，是一段很难得的经历，但凡想起，总会热泪盈眶。”纪录片的末尾，黄爱龙面带微笑地说：“我希望我们大家记住这一段经历，人的一生中，能有这一段经历，也是一种成功。”

▲黄爱龙与实验室成员一起开展试剂盒攻关

而对于这次荣获最美科技工作者，黄爱龙则直言：“这份荣誉属于团队，这也将激励我们更努力去干好以后的工作。”

目前，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但在对相关抗体和疫苗的研究，黄爱龙及团队在新冠肺炎疫苗、治疗药物和抗体检测研发攻关上，依然保持着“进行时”。“我们希望通过进一步研发，能让新冠肺炎免疫检测试剂盒简化，甚至能进入百姓家，让老百姓可以实现在家自测。”

上游新闻·重庆晚报慢新闻记者 周荞/文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