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武帝评价的两歧现象在赵宋以前即已存在。褒奖汉武帝者有之，如班固称其“雄才大略”、曹植称其“功越百王”，他们都盛赞汉武帝的才智和功业。然而汉宣帝时期的大儒夏侯胜则认为汉武帝“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亡德泽于民”。这已是近乎暴君的评价了。宋儒根据价值立场的不同也对汉武帝有截然相异的评价：以道德价值为标准的主流思想一方，贬抑汉武帝为暴君；以功利价值为标准的另一方，称汉武帝为雄主。

对内，他颁行“推恩令”，削减了王国势力，建立中朝，削弱了宰相权力，又设立刺史监察地方，中央集权和皇权均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和巩固。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成为正统思想，汉帝国在政治和文化上空前整合，形成了大一统的盛世局面。

对外，汉武帝自元光二年开始对匈奴作战，经过三次大战，匈奴遭受重创，分裂为五部，已非汉朝敌手。开拓西域、征服朝鲜、勘定闽越、平服西南，都是汉武帝的武功。从这个意义上讲，汉武帝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雄主”。

另一方面，汉武帝不仅在个人生活上骄奢淫纵，而且穷兵黩武，屡兴大战，特别是与匈奴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为积累财富满足贪欲以及支持对外战争，汉武帝任用桑弘羊专管财政，以改币制、营盐铁、立平准、行算缗诸法盘剥士民，造成平民富家破产无算；在疆场上，又牺牲了数十万汉家子弟。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武帝也可以称得上是“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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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个人特质中有近似秦始皇的成分，但与秦始皇相比，对他的评价又更为复杂一些。其实暴君和雄主的两面在汉武帝身上都本来存在，但由于出自不同价值的选择，在这两种形象的认定上出现取此弃彼，偏执一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