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國碳中和目標一出，澳大利亞先犯愁了）

【文/觀察者網 熊超然】9月22日，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期間，中方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峯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中方作出這一表態後，立即得到了外界矚目。

就在國際社會關注的同時，澳大利亞卻透露出了一絲擔憂，不少澳方人士認爲，中國的這一目標可能意味着澳大利亞對華的化石燃料出口將嚴重下降，從而在經濟上遭受“巨大痛苦”。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報道截圖

據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9月29日報道，在該媒體探討澳大利亞疫情後重啓經濟的《Q+A》節目中，多名節目嘉賓（類似專家團專家）提出了上述警告。

演播室中，一名觀衆向嘉賓們提問，中國所提出有關碳中和的承諾“是否具有可信度”。對此，節目嘉賓均表示，可以相信中國將會堅持這項碳中和的計劃，因爲降低排放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

但同時，有兩名嘉賓卻也表達了對碳中和計劃可能影響澳大利亞對華出口的擔憂，其中一人是澳大利亞艾特萊森（Atlassian）軟件公司聯合創始人邁克·坎農·布魯克斯（Mike Cannon-Brookes）。

布魯克斯聲稱，對於中國而言，宣佈如此重大的決定將會“安撫”一部分歐洲人，同時也能“孤立”美國，這麼做符合中國的國際利益。他還稱，“中國也正在尋求更深程度的自給自足，目前中國還非常依賴於澳大利亞的化石燃料出口，但通過自給自足，可以減少對澳大利亞的依賴。”

布魯克斯還進一步表示，如果澳方已經開始擔心化石燃料產業的未來，那麼像他持有的這種擔心就更有理由站得住腳了。

“中國已經表示，不僅未來40年內將不會再進口煤炭、天然氣和其他資源……而且對於煤炭，是在未來20年……中國將會更快地擺脫對澳大利亞煤炭產品的依賴，他們將優先考慮國內的供應。”

這些言論都是從布魯克斯口中說出的，事實上中國並沒有宣佈這些內容。不過，從一些跡象來看，確實讓澳大利亞在煤炭出口方面感受到了深深的擔憂。

從政策層面來看，中國未來減少煤炭用量將是大勢所趨。在中國宣佈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後，澎湃新聞曾採訪多位業內人士。綠色創新發展中心主任胡敏認爲，這一目標，將是中國經濟低碳轉型的長期政策信號。

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則認爲，爲實現2030年前達到峯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當下最緊迫的是要在“十四五”規劃中設立更有雄心的包含碳總量目標在內的氣候目標，把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佔比降至50%以下，加速能源結構轉型。

中國長江三峽集團在福建省建造的海上風力發電機 長江三峽集團圖

對此，節目嘉賓、澳大利亞聯邦工黨氣候變化事務發言人馬克·巴特勒（Mark Butler）也非常清楚，他表示將會持續觀察。“我認爲，當我們看到明年中國的‘十四五’規劃出臺時，碳中和計劃就會勢在必行，其中會列出中國政府想要進行的能源投資。”

雖然有人表達了擔憂，但澳方另一些人卻持不同看法。節目嘉賓、澳大利亞退伍軍人事務部部長達倫·切斯特（Darren Chester）承認，由於近期發生了一些事件，導致目前澳中兩國關係很不穩定，但他堅持認爲，本國的化石燃料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中國還在建造更多的燃煤發電站，需要澳方的煤炭。

對於這一看法，節目嘉賓布魯克斯就作出了反駁，他認爲中國計劃建造那些數量的燃煤發電站，並不意味着就會真正付諸行動。

9月7日，《澳大利亞人報》報道稱，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的數據顯示，8月份，澳大利亞對中國商品出口下降超過26%，使得今年以來，澳洲對華出口總值同比下降7.5%，至757億美元。

報道還稱，根據澳大利亞官方數據顯示，7月份，澳大利亞的對華出口商品同比下降16%，其中煤炭和鐵礦石的出口大幅下降，與今年3至6月份澳大利亞煤炭和鐵礦石的對華出口銷售相比，形成強烈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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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中澳關係仍在不斷探底。

9月15日，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污衊中國駐澳大利亞總領館及其官員“從事滲透活動”，將中國駐澳使領館正常履職行爲政治化、污名化；12日，澳大利亞警察於今年6月26日祕密搜查四名中國記者一事曝光；同一時間，兩位從事澳研的中國學者陳弘和李建軍被澳大利亞政府無端撤銷了簽證；再之前，兩名澳大利亞記者（他們也是澳媒在華僱傭的最後兩名記者）離開中國，澳媒又藉機大炒了一陣“震驚和憤慨”。

8月28日，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里森領導的政府宣佈了一項史無前例的外交關係法案，要求所有州政府與外國簽訂協議前，必須事先得到聯邦外交部長同意。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政府與中國簽訂的“一帶一路”備忘錄、澳大利亞各大學建立的“孔子學院”，乃至與中國簽訂的一切協議，都成了該法案的標靶。

看着澳大利亞在“作死”的道上一路狂奔，衆多有識之士看在眼裏、急在心裏，連篇累牘地撰文喊話，試圖勸說堪培拉“懸崖勒馬”。不論是出於利害關係而發聲、還是真正的知華友華派，核心觀點都是一致的：

現在的中澳關係太糟了，真的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最急的是澳大利亞農民

8月19日，澳大利亞全國農民聯合會呼籲莫里森政府“培育”與中國的貿易關係，聯合會首席執行官託尼·馬哈爾認爲政府和工業界需要“盡我們所能保持我們兩國之間的對話的開放性”；反對黨工黨的農業發言人喬爾·菲茨吉本指責莫里森對兩國關係惡化負有“責任”，“中國是我們主要的貿易伙伴，也是我們最大的出口市場，中國很憤怒，將懲罰我們”。

企業界紛紛“示警”。

有商業背景的智庫“中國事務”（China Matters）警告稱，如果美中關係進一步惡化，澳大利亞可能會受到“連帶損害”；澳大利亞儲備銀行前董事會成員約翰·愛德華茲在爲羅伊研究所撰寫的文章中稱，“迄今爲止，澳大利亞在處理對華關係方面，並沒有表現出它日益需要的聰明才智……拒絕在中美貿易和技術競爭中站隊，是澳大利亞宣佈的政策。它被明智地採納了——但沒有被巧妙地實施”；澳大利亞最知名的全球高管之一、前美國陶氏化學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安德魯·利弗里斯警告澳大利亞政府，不要混淆經濟和安全關係，以免在中國崛起的“新現實”面前犯錯誤。

學界大聲疾呼

“不要在澳大利亞的安全問題上玩弄政治”，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所（AIIA）研究員梅麗莎·康利·泰勒寫道，“我擔心，一種危險的民粹主義進入了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辯論……要駕馭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基於談判的心態，而不是簡單解決方案的絕對主義。”

“這已成爲外交政策圈的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作爲一個在經濟上嚴重依賴崛起中的中國、但仍與美國保持着強大安全聯盟的中等大國，澳大利亞在處理兩國關係時是否算錯了算盤？”英國《衛報》寫道。

該報採訪了四位相關領域的專家，其中三位對堪培拉的做法持批評態度：

澳大利亞前外長、新南威爾士州前州長、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係研究院院長鮑勃·卡爾表示，“從任何看似對抗的事情上後退一步，等待一個更適合合作的氣氛尋求發展，這是在澳中問題上唯一的建議”；

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係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埃琳娜·柯林森說，“中國是一個不會消失的現實”，澳大利亞應該“努力保持聯絡渠道的開放，並儘可能集中精力緩和緊張局勢……尋求對話和妥協不應被視爲軟弱”；

曾任駐華記者的《悉尼先驅晨報》資深編輯哈米什·麥克唐納稱，堪培拉“應該聽取更好的建議，避免犯一些愚蠢的錯誤”，比如馬爾科姆·特恩布爾的“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了”的言論，以及莫里森的挑釁性行爲——後者要求如“武器覈查員般的權力”，到武漢對新冠病毒源頭進行獨立調查。

視頻截圖

連一向對中國沒有好話的澳大利亞主流媒體，都出現了“求三思”的聲音。

中國澳大利亞商會華西總經理習克禮在《悉尼先驅晨報》發表文章，呼籲“澳大利亞政府必須調整其措辭和做法，不要浪費在華戰略機遇”；《澳大利亞人報》刊文《我們和中國的關係需要幫助，否則就太遲了》，稱“在堪培拉的部分官僚和政治體系中，存在着一種危險的情緒。除此之外，這些危險現在也延伸到了我們那些製造觀點的精英們身上”；文章稱，假定“中國是敵人”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這是一條走向毀滅的道路，但它也有擁護者”，“如果今天的惡性循環再持續三到四年，這個國家將會損失慘重”。

該文作者、《澳大利亞人報》前主編保羅·凱利難得地（儘管也是不情願地）承認，所謂的“中國干預”完全是子虛烏有：“在這個灰色地帶，干涉和影響之間可能只有一線之隔……本世紀初，澳大利亞駐美大使邁克爾·索利在美國國會組織了‘澳大利亞之友’（Friends of Australia）組織，向美國政治體系施壓，要求其與澳大利亞達成自由貿易協定。今天，澳大利亞議會卻根本不可能容下‘中國之友’。任何這樣的影響都會不可避免地被視爲干涉。”

來自政界的聲音也足夠重量級。

前外交官、曾在陸克文和吉拉德政府擔任幕僚長的艾倫·貝姆表示，“目前，澳大利亞對中國的外交政策絕對已經陷入僵局”，“政府應該認真聽取外交人士的意見，切實制定正確的對華外交政策和戰略規劃”；前澳大利亞駐華大使芮捷銳（Geoff Raby）稱，“現實主義是澳大利亞與中國接觸的關鍵”；陸克文在美國《外交事務》上撰文，借回顧一戰告誡警惕“亞洲的八月炮火”；另一位前總理約翰·霍華德則呼籲澳大利亞應“繼續努力保持雙邊關係和諧穩定。重要的是我們不要放棄一個務實的對華關係”。

情報機構和將軍正主導澳洲外交

這些呼籲的來源不可謂不廣、聲音不可謂不有力，在其他國家很少能聽到如此多珍惜、改善雙邊關係的呼聲，可以說，多年來培育、鞏固中澳友誼的努力並沒有白費。遺憾的是，這些理智的聲音在澳大利亞輿論場並不佔主流，它們對澳大利亞決策者的影響力更是非常有限。有識之士的苦口婆心，對堪培拉來說猶如對牛彈琴。

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出口市場，該國的經濟支柱——礦業和農業都嚴重依賴中國，這些行業的從業者也是中澳關係發展的最大受益者。然而，他們雖然也是澳大利亞統治階級的一部分，但對該國的對外戰略卻缺乏話語權。佔據主導地位的是金融和政治精英，他們幾乎一邊倒地依賴美國，因此在面臨“站隊”時，澳大利亞寧可犧牲農礦業的利益，也要追隨美國路線，無條件地與中國對抗。

這與其說是澳大利亞精英的主觀判斷，毋寧說是沒有選擇的選擇。自二戰以來，澳大利亞在投資、軍事和情報方面一直嚴重依賴美國，無法承受與美國“脫鉤”的代價。莫里森今年7月在宣佈擴軍計劃時就強調了對“與美國日益緊密的聯盟關係”的承諾，稱這“是我們國防政策的基礎”。他宣稱：“我們與美國享有的安全保證、情報共享和技術產業合作對我們的國家安全至關重要，而且將繼續如此。”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資料圖）

如果是正常國家，決策層勢必要平衡經濟與安全利益，但澳大利亞做不到這一點。《澳大利亞人報》的保羅·凱利就寫道：

“澳大利亞政府需要確保情報和安全機構不主導雙邊關係。一位政策資深人士告訴我，‘這些機構現在的影響力超過了冷戰時期’。”

專欄作家羅斯·吉廷斯也在《悉尼先驅晨報》上寫道：

“請各位將軍注意：中國是我們不可避免的經濟命運。在澳大利亞的歷史上曾有過這樣的時候：人們看着這個國家的經濟專家，想知道他們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今天，情況正好相反：關心我們經濟未來的人們正在想，國防和外交事務專家是否知道他們正在玩什麼遊戲？”

對任何國家來說，由情報機構和將軍主導對外關係都不是什麼好事，但澳大利亞，就像他們忠心追隨的美國一樣，就是這麼充滿着“昭和氣息”。這兩個領域也是澳大利亞最親美的。

自一戰以來，澳大利亞的國防就一直仰賴美國，1951年《澳新美安全條約》簽署後，美澳軍事同盟關係更是緊密異常，澳大利亞軍隊參加了美國的每一次重大軍事幹預，從朝鮮一直打到伊拉克；上一屆工黨政府積極支持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洲”戰略，並同意在具有戰略意義的北方城市達爾文派駐美國海軍陸戰隊。如今，儘管面臨着新冠疫情和嚴重的經濟困局，堪培拉仍豪擲2700億澳元擴軍，莫里森還在接受保羅·凱利採訪時誇耀，他的政府已經“豪越”（crashed through）了將軍費提升到GDP 2%的目標。

情報領域的美國因素更是濃墨重彩。身爲“五眼聯盟”的一員，澳大利亞情報機構深度參與了美國在全球的間諜活動，從竊聽全球電子通信到暗殺卡西姆·蘇萊曼尼，澳大利亞人無一缺席。在反華領域存在感極強的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ASIO），日常工作就離不開美國同行的“協助”。這也是爲什麼澳大利亞在抵制華爲時格外賣力、美國也對此異常上心。

除了軍事和情報，影響澳大利亞決策的其他重要領域也籠罩在美國的影子之下。澳大利亞的傳媒主要掌握在兩個機構——第九頻道（Channel Nine，旗下包括《世紀報》、《悉尼先驅晨報》和《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和魯珀特·默多克集團（《澳大利亞人報》、《悉尼先驅太陽報》和《每日郵報》）手上，後者雖然生於墨爾本，但主要舞臺卻是在美國。

學界的美國干預也是樹大根深。2007年，在美國和澳大利亞政府的資助下，悉尼大學成立了“美國研究中心”，目的是消除對澳大利亞追隨美國入侵伊拉克的反對聲音。其他許多大學也紛紛開設各類“智庫”和“對話”，與澳大利亞和美國軍事與情報部門的代表密切合作。例如2016年，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就在墨爾本大學成立了一個由澳大利亞政府資助的新研究中心，以開發軍事技術。截至2018年，已有32所澳大利亞大學成爲該國國防部於2014年啓動的“國防科學夥伴計劃”的合作伙伴。

所有這一切的背後，是美國資本的無形之手。美國駐澳大利亞大使小亞瑟·庫爾豪斯最近的一段表態對此說得非常明白：7月下旬，也就是蓬佩奧在尼克松總統圖書館發表演講後不久，這位大使就在悉尼大學的美國研究中心表示“美國的投資對澳大利亞未來的繁榮至關重要”，警告不要試圖將“經濟安全”與“國家安全”分開，並補充說：“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

庫爾豪斯試圖將澳中關係和澳美關係進行對比，聲稱中國對澳大利亞進行了經濟恐嚇，但“澳大利亞永遠不會看到美國大使威脅要停止與澳大利亞的貿易和投資”，儘管此言聽上去更像是一種威脅。

美國大使稱讚一份由澳大利亞美國商會委託的報告“非凡”和“輝煌”，該報告得出結論稱，美國對澳大利亞的經濟重要性遠遠超過中國，美國已成爲澳大利亞最大的單一外國投資者，截至2019年，美國投資總額爲9840億美元，超過所有外國對澳投資的四分之一；澳大利亞對美國的出口和美國在澳大利亞投資產生的收入每年貢獻了1310億美元，佔澳大利亞年經濟增長的7%。

該報告還強調，早在新冠疫情之前，澳大利亞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公共和私人債務就已經高達1.1萬億美元。“爲了復甦，澳大利亞知道它必須、而且將能夠進入美國資本市場，”報告稱，這是世界上“最有深度的”資本市場。

對外轉移矛盾成爲美澳共同選擇

陸克文的經歷表明，如果澳大利亞政治人物試圖冒天下之大不韙、推行平衡外交，他們會遭遇怎樣的命運。

2010年6月24日，陸克文在一場工黨的黨內政變中被推翻，其副手朱莉婭·吉拉德接替了他的位置。公開的報道中似乎一切正常，但維基解密當年12月公佈的美國祕密外交電報卻顯示，美國駐堪培拉大使館纔是政權更迭的關鍵所在。

包括澳大利亞參議員馬克·阿爾比布和大衛·伊恩·菲尼，以及澳大利亞工會主席保羅·豪斯在內的黨內政變關鍵策劃者，一直在祕密地定期向美國大使館提供澳大利亞政府內部討論和領導層內部分歧的最新情況。維基解密的文件顯示，華盛頓和澳大利亞政黨、工會等組織的關係盤根錯雜，誰將擔任堪培拉的高級職位，決定權並不全在澳大利亞手中。

陸克文完全遵循二戰後澳大利亞工黨的傳統路線，致力於維護與美國的軍事同盟，但在美國人看來，他還是太親華了。陸克文曾提議建立一個亞太共同體，試圖調解美國和中國之間不斷升級的戰略競爭，並反對由美國、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組成的針對中國的四方軍事同盟。

陸克文的下臺是一個明確的信號：澳大利亞的統治精英們再也沒有任何含糊其辭的餘地，無論哪個政黨執政，它都必須無條件地支持美中衝突，無論失去其在中國的龐大市場會帶來什麼後果。

成爲總理後，吉拉德的第一次公開露面便是會見美國大使。她很快與奧巴馬通了電話。作爲“獎賞”，2011年11月，奧巴馬在澳大利亞國會，而不是白宮，宣佈了他的“重返亞洲”戰略。這次訪問期間，吉拉德和奧巴馬簽署了一項協議，允許美軍駐紮在達爾文市，並允許美國在澳大利亞使用更多的軍事基地。

2013年，工黨國防部長斯蒂芬·史密斯提出的澳大利亞國防白皮書將“印太”明確列爲澳大利亞的戰略重心。這一主張經歷了四個總理（一個工黨、三個聯盟黨）和六個國防部長，一直延續至今。2018年，當特恩布爾與中國簽署了“一帶一路”備忘錄後，他被莫里森所取代。此前，奧巴馬曾親自指責特恩布爾未事先通知華盛頓，就讓一家中國企業獲得了達爾文商港99年的租賃權。

“2018年8月，當特恩布爾將華爲排除在5G建設之外時，他讓全世界知道，他像一個忠實的小學生一樣給唐納德·特朗普打了電話。”澳大利亞前外長鮑勃·卡爾寫道，“2020年，當我們要求對新冠源頭進行調查時，我們的外交部長突然在我們的總理與美國總統通話僅僅幾天後發出威脅，要對中國進行‘武器覈查’。”

2020年7月28日，澳大利亞外交部長瑪麗絲·佩恩和國防部長琳達·雷諾茲不顧新冠疫情訪問美國，參加在華盛頓舉行的澳大利亞-美國部長級磋商（AUSMIN）。雙方在會後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其中原樣複述了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所有煽動性指控，從“印度太平洋地區的脅迫性和破壞穩定的行動”到“對其他國家的惡意干涉”。會議還宣佈在達爾文市建設一個大型美軍燃料儲備，並“重申”兩國致力於進一步結成旨在包圍中國的四方軍事同盟。

會議前夕的7月23日，莫里森致信聯合國，宣稱中國在南海的相關主張“沒有法律依據”，中國的海洋權益聲索是“無效的”。這標誌着澳大利亞正式放棄了在中國南海問題上的中立政策。

“防務和安全機構、聯盟黨後座議員、美國資助的智庫以及默多克主導的媒體組成了一個協同戰線，攻擊中國”，南澳大利亞大學教授賈斯汀·奧康納在《珍珠與刺激》（Pearls and Irritations）網站上寫道。面對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和社會動盪，對外轉移矛盾成爲美澳統治階級的共同選擇。

“在充滿不確定性和多重全球緊急事態的當下，還有什麼比對中國開戰更好的主意呢？”奧康納問道。

但這真的是一個好主意嗎？奧康納知道答案，澳大利亞政客也知道答案，只是他們不敢揭曉這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