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之败，实败于辽西重镇锦州，这里距离沈阳还有260公里，今天的动车一小时冒头即可到达，绿皮火车三个多小时也可以进站。所谓兵贵神速，如果郭松龄的部队能够第一时间兵抵沈阳（奉天）城下，说不定东北真就易主了，可惜郭松龄在这里犯下了三大致命错误，也注定了其兵败被杀的结局。

（郭松龄剧照）

第一，过急改编部队番号。

在击败张学良和张作相的部队攻克连山防线（今葫芦岛市境）之后，郭军于1925年12月5日进入锦州，这可是关内外的咽喉要地和沈阳的重要屏障，了解辽沈战役的朋友自然清楚。所以郭松龄认为大势可定有点发飘，决定不再假借军团长张学良的名义，而是通电成立“东北国民军”并自任总司令，他完全低估了奉军内部的“家兵思想”，部队内部由此开始出现离心离德的倾向，这是最要命的。

郭松龄本人虽然有点进步思想，可是手下70000多奉军官兵哪里懂这些？在此之前，郭松龄是以张学良副手、代理津榆驻军司令和军团长的身份发号施令的，所部除骨干军官知情外，绝大部分基层官兵并不了解杀回沈阳的真正动机，只是在执行军令而已。张学良闻讯即派飞机在郭军部队上空大撒传单，许多官兵登时迷茫起来：“回沈阳干嘛？打老帅吗”？这种思想上的波动和混乱，为后面巨流河之战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第二，过早暴露对日态度。

对于郭松龄反奉的军事行动，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在一开始处于观望状态，也就是吃不准张作霖、郭松龄哪个掌握东北对日本更为有利，因此宣布了“中立”。所以跟双方同时进行接触待价而沽，在这方面，实用主义者张作霖已经是急病乱投医，口头答应了日本人的一切要求，只要日方能够帮忙保住其权利和地位即可，而郭松龄的态度则截然相反。

还是在锦州，关东军参谋浦澄江中佐奉命来见郭松龄，一边恫吓一边拉拢，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也派特使转告：“阁下如要进入奉天，必须承认张作霖与日本所缔结的条约，维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利和投资利益，如果阁下能答应这些条件，则日本就能立即予阁下以援助，至少亦当促使张作霖下野”，然而遭到了郭松龄的断然拒绝，表示此乃中国内政，日本人无权干涉。

（张作霖已经准备下野）

两边如此不同的态度，日本人当然只能倾向保住张作霖了，于是关东军撕下了所谓中立的面纱，开始直接或者间接地助战张作霖。从民族气节上来说，郭松龄没有错，但是就外交手腕和政治眼光而言，郭松龄明显欠了火候，过早暴露了对日态度，即便心里如何讨厌日本人，也应该暂时虚与委蛇，一切等拿下沈阳大局已定再说。

关东军拉拢不成后，便开始对郭军的进攻进行干扰和干涉，白川司令将大石桥、辽阳、奉天、抚顺、铁岭等14个铁路沿线重要城镇划为军事禁区，禁止郭军通过。随后派兵强行拦截郭松龄派出的一个旅通过营口，而这个旅本来是奉命绕道对沈阳进行迂回侧击的，也就是说，关东军封锁了郭军多路进军沈阳的通道、托延了郭军总攻时间、也破坏了郭军夹击沈阳的战役部署。

第三，过晚修复沈山铁路。

张作霖闻知锦州失守后判断大势已去，已经收拾细软准备跑路，他先让杨宇霆辞职避往大连，自己也弄了份下野文告，整个沈阳城已是人心惶惶。当时奉军在东北的部队中，张学良所部主力已经受郭松龄指挥，张作相的吉林部队在连山被重创，而吴俊升的黑龙江部队由于苏联拒绝其使用中东铁路，增援速度大受影响，所以郭军如果以最快时间抢攻沈阳，仍有一线机会。

张作相的部队撤退前，干了件挺重要的事，就是炸毁了大凌河铁桥及沟帮子车站的给水塔，使沈山铁路线（沈阳到山海关）中断，郭松龄没有派人及时抢修，而是选择了部队徒步开进，这是大错特错的一步棋。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啊，根据历史资料显示，大凌河桥损毁并不严重，哪怕用三天时间抢修完成，郭军也可以在一天之内兵临沈阳城下。

郭松龄12月11日挥军从锦州出动，12月13日前锋到达沟帮子（仍然还是锦州地区的北宁市境内），12月20日才夺取沈北重地新民，这期间整整耗时十天！而这十天内里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是张作霖得以整合残军60000多人在巨流河（辽河别称）布防，另一方面是吴俊升的骑兵也从黑龙江赶到战场，同时，关东军从半岛和国内增调的两个师团也部署到位。

换句话说，此时就算郭松龄击败了当面奉军，也肯定攻不进沈阳了，因为日军近30000人已进驻马三家、皇姑屯一带拱卫沈阳，一旦奉军防线崩溃即可出动，那么以郭松龄的不足70000兵力，怎么可能是6万奉军和3万日军的对手？天寒地冻之下，郭松龄勉强于12月22日发起总攻，结果所部炮兵已然秘密放水，而吴俊升的骑兵也奔袭了郭军粮弹基地白塔寺，终于战败被杀。

就算郭松龄击败当面奉军突破巨流河防线，从纯军事角度看，能够打败3万关东军的截杀吗？结局仍然没有区别。

（郭松龄兵b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