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有座皇宫，皇宫里住着一个戴眼镜的家伙，他的名字叫裕仁。美国人在是否应该炸死裕仁这个问题上犹豫了很长时间，而战争形势的发展成为了权衡利弊的关键。换句话说，如果1942年美国人能够研究出来大杀器，那就会毫不犹豫地扔到东京市中心，但1945年不行。

原子弹可以投入实战的1945年8月，德国已经投降近三个月，傻子都知道日本战败已成定局，当然也包括日本人自己。日本政府和军部之所以还硬撑着不投降，就是在幻想争取一个较为体面的“终战”条件，意思是不能无条件投降，而是通过谈判退出战争。这三个月里日本人求过苏联、求过若干中立国说情，希望美国同意谈判。

实际上以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代表的一批将领，从一开始就反对使用原子弹，因为到了1945年7月蛋蛋试爆成功之时，从军事角度来看日本已经铁定战败，既然如此，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核袭日本，似无必要。但是杜鲁门听从了另外一派的建议：为了减小美军伤亡，以及敦促日本尽快投降，以便美军能够抢在苏联之前彻底控制日本，坚决扔。

扔可是扔，美国人还必须考虑让日本“顺利”投降的问题，以及战后的占领和重建秩序问题。当时的日本军部势力仍然非常顽固，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等人都是主战派，日军内部也有一大批狂热的昭和军阀，历史事实是，即便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这帮家伙仍然没有投降的意思。那么唯一能够压倒这帮人的，还真只有裕仁。

二战结束之前的日本天皇，在国内那是“神一般的存在”，是日本军民的精神领袖，无论多么疯狂的军队将领，如果对天皇有所不敬，也得立马下台。所以，若想让将近700万日本陆海军集体投降，只有裕仁具备这个权威。如果核武轰炸东京，直接把这个家伙搞死了，日本必然陷入权力四分五裂的状态，日军就很难统一放下武器，不利于美军登陆日本。

事实也是如此，比如狂热的主战派阿南惟几，同样也是裕仁的死忠分子，大本营联席会议上仍然在叫嚣抵抗到底，然而当裕仁决定投降后，他立即选择了服从，随即自杀。“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曾经不服，但是面对裕仁的广播讲话和正式命令，也只能宣布“谨遵圣命”，所以留下裕仁一条性命，确实对日本尽快地、整体地缴械投降，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

同样还必须考虑日本基层民众的态度，美国人是要把战后的日本弄成自己的亚太基地的，所以顺利控制它至关重要，如果把裕仁一家伙搞死了，美国担心日本民众会疯狂地进行报复和反抗，甚至会在各地出现抗拒美军占领的“起义”事件，对美军占领日本和维持治安都是非常不利的。

日本也有个电影《最长的一天》，大概描述了裕仁决定投降之后24小时内发生的事情，即便是高级将领们表示了服从，一帮狂热的少壮派军官仍然不死心，杀死近卫师团长冲进皇宫准备抢夺投降广播的录音带，可见当时的日本内部分裂有多么严重。设若干掉了裕仁，再加上不肯认输的高级军官们，那事情更是乱七八糟。

怎么说呢，回过头去看，笔者内心倒是真心希望大小鬼子们顽抗到底，后果就是我们喜闻乐见的。其实在选定广岛和长崎这俩目标之前，美军还曾经考虑过另外一个目标：旧日本国都“京都” ，这座城市比东京的历史还悠久，但是遭到陆军部长史汀生的强烈反对。

史汀生的意见代表了一批美国政客的态度：我们是要让日本投降，进而占领它和控制它，但是不能过分地“拉仇恨”，否则不利于长久统治日本。所以史汀生认为，毁掉一个毫无军事价值的日本古都，很可能引发日本人长久的仇恨，为战后留下难以排解的敌对情绪，杜鲁门采纳了这一建议，最终把京都这个目标修改为长崎，因为那是日本海军的重要基地。

所以说，美国扔蛋选择广岛是为了震慑日本陆军，选择长崎是威胁日本海军，但是考虑到自身在战后的利益，却必须要放东京一马，因为留下防空洞里裕仁的性命作用很大。当然不是害怕什么，而是投鼠忌器，所以“忌惮”一词比较贴切，东京也不是不敢扔蛋，前面特别说明过，如果裕仁在1945年也是强硬的“不投降派” ，或者1942年美国就研制出来了蛋蛋。

那么东京肯定也逃不掉被核爆的命运，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