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渡江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及时作出了向全国进军的部署。5月23日，中央军委向各野战军首长发去电报，其中指出：“二野亦应准备在两个月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南进军，经营川、黔、康。”

电报说，“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

电报还指出，“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迹象。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之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

接到这份电报时，二野首长都在南京。

经过认真研究，二野前委于7月18日向所属各兵团、军下达了《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解放大西南的序幕随之拉开。

就在二野准备进军大西南之时，蒋介石却在做着割据大西南的梦想。早在半年前，蒋介石就制订了一个“经营台湾，整顿东南，控制西南，据江而守”的军事部署。

其实，渡江战役后，国民党的残余部队，最多不过150万人，这其中包括国民党地方军及后方机关人员，能作战的正规军更少。而这些部队分散在中南、西北、台湾及沿海岛屿，战线长有万里，首尾不能相顾，且士气低落，人心惶惶。

就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刻，国军中尚握有重兵的宋希濂和胡宗南两人，却想出了这样一个计划来。

此时的胡宗南已退居到秦岭南麓的汉中地区。

时任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的宋希濂，原在湖北宜昌办公。7月，解放军四野一部进攻宜昌、沙市，宋希濂部退至巴东、五峰、慈利、大庸至武陵一线，主要任务是奉蒋之命，苦守川东门户。

胡宗南与宋希濂均为黄埔军校一期生，两人都是校长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和嫡系将领，现在又共守西南门户，便有惺惺相惜，唇亡齿寒，患难与共之感。其实，胡与宋都明白，西南是守不住的。于是，8月的一天，宋希濂驱车一路颠簸来到汉中。

两位老同学一见面，便从东征北伐一路谈来。忽儿二十余年过去，如白云苍狗，“时不利兮骓不逝”，眼下已是穷途末路。如何挽救当前危局，即如何找出军事上的退路，不仅事关大局，关系跟随自己数万官兵的生命、前途，更关乎着自己的身家性命。

唏嘘唉叹中，比胡宗南小11岁，有着中将军衔的宋希濂说：“说实话，现在部队打仗不行了，兵败如山倒，将无信心，兵无斗志。就凭你我这点兵力，我们不当杜聿明，也得当邱清泉。”

与胡宗南、宋希濂一样，杜聿明和邱清泉也是黄埔一期生。在淮海战役中，时任国民党徐州“剿总” 中将副总司令的杜聿明，兵败后，于1949年1月10日凌晨逃至安徽萧县一村庄时，被解放军战士俘获。

也是中将军衔，在淮海战役中任国民党第二兵团中将司令官的邱清泉，于杜聿明被俘的当天，被解放军包围在河南永城陈官庄的一片农田里阵亡。

胡宗南问：“那你说怎么办呢？”紧接着又叹道，“上命难违呀！”这个上命，显然是指蒋介石死守西南的命令。况且胡宗南是一级上将，和宋希濂相比，他与蒋的关系更近。

这一天，胡、宋两人夜不能寐，通宵交谈。最后，两人都认为，在美国不能出兵援蒋的情况下，国军根本无法同解放军打下去，也即不在一个重量级上。在整个大陆上，不论是华南或西南，丢失是肯定的。鉴于解放军现在还没有海军和空军，唯有台湾或海南岛可以作为暂时栖身之地。

既然西南守不住，与其坐等被解放军围歼，何不先走为上，以保存实力。宋希濂建议，要保存实力，必须在解放军大规模进军西南前跑路。其办法就是抓紧将位于川陕、川鄂边界的主力部队转移到滇缅边界地区去。然后，将主力撤入缅甸，将一部分退入滇、缅、泰边境。

抗战时宋希濂曾在印缅边境与日军打了四年，对那里的情况相当熟悉。

听了宋希濂的这番建议，胡宗南深表赞许。随即，两人开始商议退兵滇、缅、泰计划。这个计划考虑得很是周密。

此时盘踞在大西南的国民党军总兵力约90万人，其中，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就掌控12个军，宋希濂手下有6个军又4个师。两人手中兵力超过90万的半数以上。

8月中旬和下旬，蒋介石在重庆先后召见困守西南的胡宗南、宋希濂等各高级将领，研究防守事宜。

8月28日，胡宗南、宋希濂相约一同前往重庆，晋见蒋介石，委婉汇报了他俩在汉中商议的保存实力计划。

蒋介石一听这个计划的开头部分，就大不高兴。好不容易耐着性子听完后，便当场即予否决。

接下来，大家都知道，在解放军大军压境下，困守西南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大多率部投诚起义，少数抵抗者很快被歼灭。其中，宋希濂兵败被俘，胡宗南逃往台湾。大西南很快回到人民的怀抱。

话又说回来，假如，蒋介石同意了宋希濂、胡宗南的逃遁计划，先跑路，在解放大军未到之时，就逃向边境，接着再逃向边境以外的国家。那么，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在大西南周边国家，又会是一个什么状况呢？会不会给解放大西南造成更大的麻烦，给新生的人民政权造成更大的后患呢？

这个可能不能说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