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疫情下巴黎時隔六十年再現宵禁,能否實現風險與管控的平衡?)

10月14日晚間,法國總統馬克龍接受電視訪談,對法國的新冠疫情現狀作出說明,並宣佈新的防疫措施。其中最具有衝擊性的內容,無疑是宣佈包括巴黎在內的九個大型都市區將實行宵禁,以此來限制人際交往、阻遏病毒傳播。可以說,這是繼三月份全國性封城隔離之後,法國防疫工作又一次祭出“雷霆手段”。
一個頗爲耐人尋味的巧合是,巴黎等九個都市區實施宵禁的起始時間是10月17日,而在59年前的這一天,巴黎曾發生一場流血慘劇,其直接肇因正是由於宵禁而起。當年的法國曾經陷入阿爾及利亞戰爭泥潭,如今又在另一場前所未有的非常規戰爭中掙扎。時隔一甲子的兩次宵禁,折射出跨越世紀前後極爲不同的安全挑戰。10月14日,觀衆在法國巴黎家中收看法國總統馬克龍接受採訪的電視節目。 法國總統馬克龍14日晚宣佈,將從17日起在法蘭西島大區(大巴黎地區)和其他8個大城市實施宵禁,以遏制新冠疫情。

10月14日,觀衆在法國巴黎家中收看法國總統馬克龍接受採訪的電視節目。 法國總統馬克龍14日晚宣佈,將從17日起在法蘭西島大區(大巴黎地區)和其他8個大城市實施宵禁,以遏制新冠疫情。

宵禁意味着動亂?
對於大多數中文讀者來說,“宵禁”是個充滿肅殺之氣的名詞,讓人聯想到暴力、戰亂和政變。按照時下流行的雞血風格,一些營銷號大概會擬出“剛剛!法國宣佈首都進入宵禁!”或者“防疫不力!這個國家恐陷入動亂!”之類的聳動標題,彷彿“法蘭西內戰”一觸即發;或者即便看穿是標題黨,很多人也會在潛意識中產生“法國控制疫情怎麼這麼差勁,還是風景這邊獨好”的感覺。
但在法語中,“宵禁”(couvre-feu)一詞原意爲“遮蔽燈火”(英語curfew也是從法語詞源演變而來),並沒有那麼強烈的肅殺之氣。而且在此次法國疫情中,宵禁事實上並不是第一次出現,此前多個城市都曾經短暫實施過,但沒有引起太多注意:3月22日起,阿爾卑斯-濱海全省在晚22點至早5點之間實行宵禁,在該省核心城市尼斯,更將部分區域的宵禁時間提前到晚上20點開始。北部省、加萊海峽省、索姆省、瓦茲省的近百個大小市鎮,三四月間都曾經各自下令實施宵禁,以彌補本地居民執行封城隔離不夠嚴格的缺陷。
此次馬克龍宣佈的宵禁,同樣不是全國性的,但範圍前所未有,囊括了巴黎大區(亦稱法蘭西島,指巴黎市及周邊七省)、艾克斯-馬賽、里昂、格勒諾布爾、聖埃蒂安、里爾、圖盧茲、魯昂和蒙彼利埃共9個大型都市區,覆蓋全法約三分之一地區的1920萬居民。這些地區也是此前被列入“最高警報區”、亦即疫情最嚴重的地區。從17日起,上述地區將從晚9點到早6點間實施宵禁,預計將持續至少四周,而如果防疫需要、並且議會批准的話,則很可能將持續六週。
和此前的全國封城措施類似,這次宵禁措施並不是“一刀切”,而是爲各種例外措施留出餘地,因此預計不會對社會經濟造成大規模衝擊(餐飲和文化產業除外)。其中特別包括:因爲醫療原因(就醫或買藥)、職業原因(須提供僱主證明)、照顧親友和遛寵物可以作爲宵禁豁免事由。此外,搭乘飛機或火車的旅客,憑機票或車票也可以免於宵禁。 10月14日,法國巴黎街頭一家酒吧關門停業。

 10月14日,法國巴黎街頭一家酒吧關門停業。

五十九年前,一場因宵禁而起的慘劇
在今年3月17日宣佈法國採取封城隔離措施的電視講話中,馬克龍曾經多次提到“我們處於戰爭之中”,並要求爲抗疫工作進行“全面動員”。在這種話語邏輯下,“宵禁”自然成爲政策工具庫中的一個選項。在馬克龍講話前,曾有法國媒體揣測,政府可能會避免使用“宵禁”這樣具有強烈刺激性的字眼,改用“夜間隔離”。但事實表明,馬克龍並無意在措辭上使用障眼法,直截了當地稱之爲“宵禁”。
只不過,“戰爭”固然是一種修辭術,但“宵禁”卻不是,在未來四到六週內,許多法國人的生活,將受到切切實實的影響。
除去這場抗疫“戰爭”不論,在近年來的局部社會動盪中,法國對宵禁也並不全然陌生。在2018年的黃馬甲運動中,海外省留尼汪島(La Réunion)多座城市曾因爲道路被阻、經濟癱瘓而短暫實施宵禁。而在衆所周知的2005年巴黎郊區騷亂中,法國政府頒佈政令進入緊急狀態,包括魯昂、亞眠、奧爾良等部分外省城市也曾實施宵禁(但處於風暴中心的巴黎並沒有採取這一措施)。
從法律角度而言,除了特定合法豁免理由,宵禁應當對所有居民一體施行;如果只特定適用於某一羣體、換句話說只勒令某類人天黑以後不得上街,那麼輕則引起法律爭議,重則引發更大的衝突。在這一方面,法國同樣有兩個前例可資借鑑。
2001年6月,法國中部城市奧爾良的市長曾下令,在該市三個地區針對無成人陪伴的13歲以下未成年人,於23點到6點之間實行宵禁。這一做法的主要理由,是相關地區治安惡化,未成年人既可能成爲治安事件的肇事者,又成爲其受害者。但這一地方政令激起強烈反響,最終官司打到法國最高行政法院,法院判決支持了奧爾良市長的做法,同時也扭轉了此前行政法院系統對此類地方性宵禁所持的極爲謹慎立場(通常都會推翻市政當局的決定)。而在隨後2005年由巴黎郊區蔓延到全法的騷亂中,一些市鎮實施的宵禁也尤其針對未成年人。
另一起“歧視性宵禁”發生在遙遠的1961年,最終以血腥慘劇收場。事實上,這也是巴黎最近的一次宵禁記憶,幾乎是一場名副其實的戰爭行動。而且在冥冥之中,此次宵禁開始的時間,幾乎正是當年發生慘劇的同一天。
1961年的法國,正深陷於阿爾及利亞戰爭漩渦之中。阿爾及利亞大量僑民在法國生活和工作,成爲當局忌憚的“不穩定”根源,同時民族解放陣線(FLN)在法國本土頻頻製造襲擊事件,爲管控風險,時任巴黎警察局長帕蓬(Maurice Papon)於10月5日發佈命令,雖然措辭聲稱“建議”旅居巴黎及郊區的阿爾及利亞人不要外出,“尤其是在晚20點30分到早5點30分之間”,但這無疑是一份具有特定指向的歧視性宵禁令。
阿爾及利亞僑民被這份歧視性宵禁令激怒,在民族解放陣線的鼓動下,數萬人於1961年10月17日走上街頭髮起大規模示威,結果遭到軍警鎮壓(帕蓬公開鼓動警察使用鐵腕手段),一些示威者被殘酷毆打後,落入(或者被警察拋入)塞納河溺死,另有大量示威者被逮捕。法國官方最初只承認有兩人死亡,後來承認有40多人,而不同歷史學家的版本,則認爲從數十人到三四百人不等,至今衆說紛紜。
“10月17日慘案”(法語文獻中亦直接稱之爲“屠殺”)成爲法國第五共和的一大污點。在受害者及其家人、記者、歷史學家和左翼政治人物的共同努力下,幾乎花了兩代人時間,這起慘案才得以平反。事件發生40年後,時任社會黨籍巴黎市長德拉諾埃(Bertrand Delanoë)於2001年同一天,在當年傷亡最慘重地點附近的聖米歇爾橋立牌紀念,承認“和平示威”遭到“血腥鎮壓”。又過了11年,社會黨籍總統奧朗德正式承認這一事件中的國家責任,這場慘案纔算蓋棺定論。即便如此,右派政黨仍然耿耿於懷,認爲平反舉動有損於警察羣體和國家的形象。
定規矩簡單,執行起來複雜
從歷史回到現實,此次法國祭出宵禁措施,並沒有面臨戰爭或族羣衝突的壓力,總統馬克龍和總理卡斯泰都不諱言,宵禁目的是爲了阻止私人之間的晚間聚會,進而防止疫情通過這種途徑蔓延。但在看似簡單明瞭的規則背後,其實有衆多利益需要平衡。法國將在大巴黎地區等地實施宵禁

法國將在大巴黎地區等地實施宵禁

這一升級的背景,是法國雖然針對“最高警戒區”規定了更爲嚴格的限制措施,但在實際適用中效果大打折扣,例如此前巴黎被列入“最高警報區”後,當局下令從10月6日到19日間關閉巴黎所有酒吧,同時卻不禁止餐館營業,結果導致許多酒吧紛紛用提供餐食的擦邊球方式繼續營業,而食客也樂得鑽制度的空子,繼續觥籌交錯。與此同時,法國的每日新增病例數量在十天內從一萬例飆升至三萬例,此前擬定的常規管控措施宣告失敗,宵禁成爲迅速壓平發病曲線的看似最可取措施。
宵禁措施頒佈後,反彈最爲強烈的自然是餐飲行業。九大都市區的大小餐館熬過封城,生意已經大不如前,又被步步升級的防疫舉措施加各種限制,法國通常的晚餐時間在八點左右,如今宵禁令要食客趕在九點之前回家,意味着餐館晚間幾乎沒什麼生意可做。而這一時間點,恐怕也恰恰是當局反覆斟酌後的結果:此前三月份各地宵禁開始時間從晚20點到23點不一而足,如果晚於21點,固然可以挽回餐飲業的部分損失,卻又達不到阻遏聚會的目的。兩廂比較,行業利益還是讓位於防疫需求。
面對反彈聲浪,總理和經濟部長推出補償方案來平息衆怒:50人以下小企業如果營業額減少50%,可以申請最高1500歐元的團結基金補助;酒店、咖啡館和餐館的營業額損失超過50%(從此前設定的70%標準下調),則可以申請最高10000歐元的補助;國家擔保的貸款(PGE)延長至2021年6月30日,並且正在研判延遲一年還貸的可能性。
然而,這種“花錢買平安”的副作用也顯而易見,就是導致財政赤字愈發雪上加霜。據統計,到今年6月底,法國政府的預算赤字已經達到1249億歐元,同比2019年上半年大增476億歐元。隨着第二波疫情來臨,財政壓力有增無減(此次還宣佈給低收入羣體派發防疫補貼、給醫護系統加薪等),這種一邊加壓一邊發紅包的做法,究竟是“飲鴆止渴”,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恐怕只有當疫情塵埃落定之後纔能有定論。
此外,對宵禁令執行方式的質疑,在第一時間就湧現出來。馬克龍表態之前,媒體已經猜測可能要對巴黎市及近郊三省實行宵禁,但最終結果要比預想得更加激進,不僅巴黎市和近郊三省順理成章,連遠郊四省也跑不掉,而二者之間在人口密度、商業活動、城市風貌有很大不同,例如將距離巴黎60多公里的楓丹白露森林列入宵禁範圍是否有必要?而隨着範圍擴大,爲監督這九大都市區近2000萬法國人遵守宵禁,需要配備多少警力(目前初步動員了1.2萬名憲警)?行政成本如何?面對各種各樣的豁免事由,警方如何像馬克龍聲稱的那樣“合乎情理”地執行宵禁令,而不至於使其淪爲一紙具文?此前已經排出檔期的文化體育活動如何調整(例如劇場、電影院是否必須提前打烊)?這些都是未來四到六週需要回答的問題。
而最壞的結果或許是,在經歷封城隔離之後,疫情反覆來襲而疫苗遙遙無期,民意不可避免地會逐漸鬆弛懈怠。全歐多國都已經出現反口罩、反隔離的示威,法國也不例外。這種聲音固然是非理性的,卻也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狀況。如果宵禁無法嚴格執行、或是白天的人際交往接觸導致宵禁淪爲無用功,無法將近期攀升的新增病例曲線壓平,那麼這種剛性手段反過來可能會傷害政府的施政能力和民衆的信任程度。
開放社會必然是風險社會
在10月14日的訪談中,馬克龍除了明確表示法國正在經歷“第二波”疫情之外,同時也發出警示,疫情可能至少要持續到明年夏天。這也和他在今年八月底的說法形成呼應——“我們的策略是與病毒共存,也就是說不要中止教育、經濟和社會生活。”
“與病毒共存”並不是鼓吹聽天由命的“羣體免疫”,而是在等待疫苗問世期間,社會生活必須要作出充分調整,來最大程度地保持機能正常運轉。雖然馬克龍並沒有給出“明年夏天”這一判斷的證據,但這一表態基本可以認爲正是以疫苗開發爲參照:目前法國和歐洲科學界和製藥行業普遍認爲,有效且安全的疫苗最快也要等到年底才能面世,而更大的可能則是要等到明年上半年(前提是開發進程尚屬順利的話),對於俄羅斯等國開發流程不透明、但搶先“放衛星”的做法,則本能地報以懷疑和警惕。
如果這一判斷可以成立,這意味着對法國和歐洲的民情而言,速戰速決地“將病毒消滅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接下來至少大半年時間裏,社會必須找到與病毒共存的方式。這其中當然包括維持醫療系統不致崩潰、強化對老年人等脆弱羣體保護、大力增強檢測能力等技術方面,但同時也需要在社會心態、施政手段、權利配置等多方面做出因應疫情長期存在的調整。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巴黎時隔近六十年後重新進入宵禁狀態,提出了更多的問題和更多的爭論。
作爲一種短期的、非常的、強制性的手段,宵禁是在一個特定時空裏將社會生活暫時封存或凍結起來,但種種歷史先例都表明,這種凍結必須以重新開放爲指向。一個開放社會必然是風險社會,無論是衛生、治安還是政治認同領域,風險始終存在,政治體必須在風險和管控之間求得平衡;反過來說,追求全無風險的穩定狀態,同時也必然會導致逐步自閉化,與外界脫鉤,最終產生比數十、數百病例大得多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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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ease 本文來源:澎湃新聞 責任編輯:化成雨_NBJ1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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