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晚,北京“劇空間”劇場的脫口秀表演讓觀衆笑聲連連。圖/視覺中國)

中國“脫口秀”:

冒犯、共鳴與情緒紓解的共構

文/孔德罡

發於2020.10.19總第968期《中國新聞週刊》

時間回到2017年,剛在綜藝領域嶄露頭角的笑果文化開始錄製《脫口秀大會》第一季——此時整個製作團隊都處於茫然的探索時期。之前《吐槽大會》的成功,有賴於美國“喜劇中心”所開創的經典節目形式,除此之外,世界範圍內並沒有其他成型的“脫口秀”綜藝模式可供笑果文化參考。因此一開始,《脫口秀大會》的賽制就有毫不嚴肅、隨意更改的特點,它的第一季就像笑果公司內部的聯歡會一般鬆鬆垮垮,朋友們相聚在一起,有段子就上,沒段子就做觀衆,節目一直到第四期才把賽制確定下來。當時也許很難料到,三年之後的《脫口秀大會》第三季已經是全網最受關注的語言類綜藝之一。

中文互聯網語境下的“脫口秀”已經成爲當代青年羣體最易接受和傳播的語言喜劇形式。以美式“單口喜劇”形式爲表演基礎,以五分鐘爲時限,以現場聆聽觀衆的投票爲依據,以嚴苛的選秀競賽爲流程模式的“脫口秀”綜藝,完全是從中國大陸的語境內部獨立發展出來的,世界範圍內鮮有其例,以至於“Talk Show”(脫口秀)這一更寬泛的、更貼近綜藝形式的名詞,取代了“單口喜劇”成爲這一表演形式的代稱。在美國以劇場、酒吧、開放麥爲場域的單口喜劇,在中國已經蛻變爲了一種與綜藝、網絡和競技無縫融合的,既不是單口喜劇又不是脫口秀的怪物——就像王建國曾經告誡過同行,“脫口秀和單口喜劇是兩個東西”。

當代中國對於“脫口秀”的理解,不再是早年間的“棟篤笑”“海派清口”,也不是美式的“週末夜現場”“囧司徒每日秀”,甚至也不是成爲不少城市白領夜間生活重要選擇、一票難求的“線下開放麥”,而是一種要求有喜劇效果的綜藝節目形式的“廣場演講”:每一期《脫口秀大會》的播出都伴隨着輸出觀點和價值觀的段落被剪輯成短視頻登上熱搜,爲喧囂的中文網絡討論空間提供新一輪的水花與流量——這種中國特色的“脫口秀”,甚至比傳統的電視辯論、演講比賽更貼近於古希臘劇場裏、古羅馬市民廣場上的古典“修辭術”的範疇,一切都離不開精緻細微的技巧與結構、討好受衆的價值觀輸出,以及對批判性情緒的操縱和煽動。

《脫口秀大會》看似主題和討論內容非常自由,也的確出現了一些形式和內容都很鬼馬放飛的作品,但隱藏在節目操演邏輯裏的內核依然是“吐槽大會”,只是吐槽對象從娛樂圈改換爲普通人的日常:無論每期節目是什麼主題,大多數演員都還是在尋找日常工作與生活中能夠激發受衆憤怒、不解和無奈情緒的“靶子”,以對事件和現象的吐槽和負面的情緒來輸出觀點,成爲超越地域、行業、階層等一切限制的觀衆“代言人”。對於工作的厭倦,對加班的厭惡,對於老闆的負面情緒,作爲乙方對甲方的憤怒與無奈,對於掌握權力者的不滿,對於某些社會現象的疑惑與質疑……在這個“生活吐槽大會”的操演邏輯裏,喜劇性實際上是退居二線的,攻擊性(“冒犯”)和對大衆負面消極情緒的抒發佔據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好笑”的評判標準逐漸讓位於情緒的“共鳴”。

這些脫口秀演員們必須從理性角度精心設計自己的觀點和形象,從而讓觀衆感受到“他是我們中間的一分子”。演員小塊在兩期節目中遭遇的不同待遇可以說明問題:第一期,他以“拆二代”的自嘲形象出現在觀衆面前,儘管表達出自己比觀衆都有錢,但他極力演出的“錢都是大風颳來的”“我本質上還是一個窮人”的親切感,拉近了他的人設與觀衆的距離,用精心設計的人設反差獲得了觀衆的喜愛;然而第二期,他在婚姻話題中以妻子作爲調侃的對象,儘管段子質量依舊不錯,但臺下的大多數女觀衆都頗感不適。更重要的是,在反覆吐槽妻子的過程中,他無意識透露出來的對自我的“高看”破壞了他上一期所營造出來的“自嘲”形象,與觀衆的距離被再次拉遠——“有錢人的煩惱與我無關”。

由此,當今觀衆對於情緒“共鳴”的需求,已經超越對脫口秀本身表演個性的需要。與其說互聯網的傳播力量促使年輕一代人的笑點和審美日漸扁平和“趨同”,不如說脫口秀從業者們尋找到了有針對性的、更加階層固化的情緒共鳴方式。脫口秀演員往往都是半路出家,他們在成爲全職喜劇演員之前的職業背景本來應當是非常豐富的創作素材,在早期的《脫口秀大會》上,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程序員出身的演員講述他們的工作趣事,如曇花一現的程序員代表韋若琛、“脫口秀大王”龐博、出道時帶有程序員和金融精英雙重人設的呼蘭,但這樣的表演存在一定行業和專業門檻——過分強調具體行業內容,逼迫脫口秀演員以不強的閱歷維持“人設”,讓脫口秀演員充當人生導師的角色,沉迷於心靈雞湯和其“故作哲理”的呈現,往往會破壞喜劇應有的氛圍與體驗。

爲實現更加普遍的情緒共鳴,演員們對於工作趣事的講述和對日常生活現象的抨擊開始逐漸空疏和籠統,吐槽對象從具體的行業現象和內幕,改換爲更加共性的“加班”“坐地鐵”“等外賣”等符號化的刻板印象。一種說法認爲這種現象是脫口秀演員之前的工作經歷已被挖掘殆盡,缺乏新的生活經驗所致,但是另一個例子做出了其他解釋——這或許是演員們的有意選擇,第三季毫無爭議奪冠的王勉,在一場表演中吐槽職場人士每天都要做PPT而引發了普遍共鳴,類似“我不想上班”這種強調受衆在情緒上共性的表達更加能夠引爆觀衆的情緒。一個“憤怒”的脫口秀演員,如果其觀點被觀衆認同,那麼對情緒的煽動力量是難以估量的,因此極力打造能夠激發“共鳴”的共性內容,成爲當前脫口秀創作的必然選擇——儘管這導致演員的創作逐漸脫離真實生活,更多成爲一種替觀衆抒發負面情緒需求的直接滿足。

也許,在分析當前中文互聯網語境下“脫口秀”綜藝節目的火爆時,我們有必要跳出這一座被無限的情緒共鳴和引導所遮掩住的“信息繭房”:在《脫口秀大會》爲普通人代言,輔助觀衆疏解日常生活中的負面情緒的外衣下,實際上是對當代城市青年白領階層的精準打擊和觀點販賣,節目越脫離喜劇形式走向價值觀和觀點的輸出,同時也越發遠離和推開另一些沒有網絡話語權的圈層羣體。

那麼,最終“釜底抽薪”的問題是,就像李誕近年來最爲精彩的一段有關救貓還是救畫的單口喜劇表演,是發生在辯論綜藝《奇葩說》上的那樣,中文互聯網語境下的這個脫胎於單口喜劇,被叫做脫口秀,卻既不是單口喜劇又不是脫口秀的怪物,恐怕只是一個虛空的能指,它是完全可以被其他新事物所取代的,它沒有找到獨屬於“脫口秀”藝術本身的自律性的東西。我們身處一個對一切事物都要求意義,要求價值和觀點的時代,我們對於千百年前雅典和羅馬的“廣場表達”有着無限的熱忱,任何藝術和表演形式都要創造出一個景觀式的觀點表達空間,讓我們將任何有關理性的、無關理性的語言表達,都加速推進爲一種對意識形態修辭術根深蒂固的模仿——有可能發生的未來是,無論中國特色的“脫口秀”能夠發展到多麼火爆的程度,它都只會是一種觀點表達和情緒抒發的渠道,而非“脫口秀”本身。

(作者爲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文藝學講師,獨立戲劇創作人,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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