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中国组织人事报》发布时间：2020年10月19日

邓小平视察深圳。

经济特区在40年的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作为新生事物，它经历了各种压力和阻力。每次风浪关头，邓小平都站出来给特区信心，推动经济特区坚定前行。

“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

改革开放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没有现成经验可学，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办经济特区就是探索的一个突破口。

1977年11月，邓小平到广州视察工作，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深圳地区的“逃港”情况严重时敏锐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1978年，为寻求改革突破的良方，党和国家领导人频繁出国考察，十几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个国家。

同年6月下旬，在听取谷牧汇报出访西欧考察团的情况后，邓小平提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

“还是叫特区好”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块地方，作为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邓小平非常赞同这个富有新意的设想，并在谈到名称时说： “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同年12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特区筹建的专题汇报会，正式提出了“经济特区”的概念。

1980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强调继续实行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特区的决定，并提出“步骤和办法要服从调整，步子可以走慢一点”的建议。

“办特区的路子走对了”

针对深圳建立经济特区后，特区是否在向资本主义改革的质疑，1984年1月22日，在农历春节前夕，邓小平前往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考察，这算是对经济特区成立五年后的一次“综合考试”。在几天的实地参观视察后，28日晚，邓小平在和港澳知名人士会谈时满意地表示：“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看来路子走对了。”之后，他为珠海、厦门、深圳三个经济特区作了题词。 2月14日，在离开特区到上海后，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24日，邓小平回到北京后，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他对经济特区和上海的考察作了总结：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邓小平还提出在特区以外，开放港口城市、开发海南岛的建议。同年，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厦门全岛，还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经济特区办不下去的猜测烟消云散。

“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充分肯定了商品经济的作用。此时，特区经济蓬勃发展，吸引着全世界的关注。当时国内外有一种说法，认为深圳的经济结构是以对国内其他地方的转口贸易为主，因此特区是赚了内地的钱。对此，1984年6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试验嘛。”他对经济特区出现的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包容。同年7月15日，邓小平再次和外宾谈到特区：“深圳的发展还是很快的，但毕竟是个试验。”对会不会因此改变对外开放的政策，邓小平回答说：“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是要坚持到底的，不会变化。变，就没有出路。”但邓小平也指出，这“中间一定会有曲折，甚至于犯大大小小的错误。那不要紧，有了错就纠正”。这就坚定了把经济特区办下去的决心。8月1日，在会见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时，邓小平又分析了经济特区存在的问题。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向外向，还处于刚起步阶段。对于“深圳是个试验”引起的“中国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变、以前关于经济特区的判断是不是被否定了”的议论，邓小平作了解释：“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不矛盾。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邓小平的几次讲话及时表明了中央对经济特区的态度，许多谣言不攻而破。

“特区姓‘社’不姓‘资’”

1991年是不太平的一年，国际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中，西方加紧了对中国的制裁。又有人开始担心改革开放会滑向资本主义，关于经济特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再次尖锐地提到人们面前。1992年初，邓小平离开北京，前往阔别八年的深圳。也就是这次，邓小平彻底回答了一直羁绊特区发展的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即“三个有利于”标准。

邓小平开门见山地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并有理有据地进行了说明，在深圳，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这部分外资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不要怕“三资”企业，我们的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针对一些人提出的“‘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的疑虑，邓小平更是直接回应：“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这句话一锤定音，持续了十多年的争议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