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答卷》看厉彦林近作

《延安答卷——脱贫漫记》 厉彦林著 党建读物出版社2020年8月版

笔者长达几十年的深刻印象是：著名散文家、诗人、报告文学家厉彦林敢碰大题材。仅从他写作出版的一些作品的名字即足以证明：《土地》《人民》《城市》等。厉彦林不仅连连推出巨制，且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影响，无疑为在文学领域的探进积累了意义非常的成功经验。笔者认为，这些经验应被视为当代文学的一笔丰厚精神财富。

合理建构 朴中有巧

作品的产生与成功本身即已说明：厉彦林不仅敢碰大题材，而且他在运笔之初，就对完成这样一桩桩重大使命有底气、有自信、有足够的驾驭能力，最终游刃有余地向历史交上了合格答卷。

那么，厉彦林何以一再地“瞄”上这一系列重大的题材且基本上都如愿地拿了下来，其“奥秘”到底在哪里？其实说深也深，说浅显也澄若清水：首先是作为一个党员作家的责任。这种责任来自一种自觉意识与义不容辞。其次就是触角的敏锐，能够感受到这类题材的重要意义，而且能找到合适的角度。这是关乎能否成功的重要一环。最后就是宏观把握与微观表现手法的精熟。

在这些方面，厉彦林之前已有许多写故乡农村作品的历练，无论是篇章结构上的讲究还是语言文字的非俗功力，都已准备了坚实的条件。笔者所说的“讲究”，不是刻意的摆弄，而是自然、自如的合理构建，是一种功夫，也是朴中有巧的智慧。所谓“非俗”的语言文字，就是无论在意象还是在韵味上都要尽量避免感觉上的苍白，称奇而不失其真，求新而不怪异，使人读起来比较舒服，不滑不涩，流畅还耐咀嚼。

响应号召 勇担责任

以上之所长，在厉彦林新著《延安答卷》一书中得到了集中而全面的体现。这是书写延安地区脱贫的大题材。正如作者在书中“提示语”中所言：脱贫这个命题在全世界也是一个难题。那么，写最大难题的大文章自然也不那么轻而易举。但作者并没有望而却步：责任，重负在肩；触角，敏锐而有锋刃；宏观驾驭，虽不十分吃力却绝不轻松；语言文字，必须调动所有的“动载工具”方能胜任这项庄严使命。总之，有其志，有其心，更要有其力！

既然是世界性的难题，肯定是不好写的。据笔者远非详尽的了解，《延安答卷》虽然不是几易其稿，但几易其名却是实在的。就全书而言，反复修改乃至较大增删也有很多处，足见作者自始至终视此书的写作为重大且非常重要的工程。因为“消除贫困，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历史责任”，那自己作为一个党员作家（尽管还是业余创作）怎能置身于事外？必须热忱地响应历史的召唤，在全国扶贫的伟业中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且，他的目光一开始就专注于延安。在笔者的感觉中，他投入《延安答卷》的心力是最大的。其结果也不负苦心人，作家所投入的心力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为我国2020年的文学长廊增添了一道耀眼的亮色。

正因为他站得高，深知摆脱贫困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期盼。换言之，不彻底消除贫困，何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舍此，侈谈其他大半是空中楼阁，至少是根基不牢。作者的目光辐射得很远很广，从历史到今天，从延安地区扩及全国，脱贫的主题牵动古往今来的历史脉搏，联结着四面八方的精神纽带。延安绝不能孤立于全国之外，而全国各地也不能疏离了延安。作者也看准了延安这个精神枢纽的影响力：“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

题旨精妙 细节出彩

“精准扶贫”这四个字本身就极为精准。“妙棋一着，脱贫全盘皆活。”千条措施，目的只有一个：必须“拔掉穷根”，建设“绿延安”。作家始终紧盯此点不放，不论目光辐射得多宽多广，题旨却不散，而是提炼得越精到越好。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立主体”的要义。主体立得坚牢，所有的文字都围着它写，全书就成功了一半。读《延安答卷》的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厉彦林在这点上一刻也未“走神儿”。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就此万事大吉，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那就是“摆兵布阵”——结构与布局。这么一个大题材，这么大块头文章，作者能把所有的资源、“棋子”都安排得当，灵活运用，实非易事。仅此工程，作者亦须花费很大心力。不只要做到匀调有度，也要有重点突出，不能平均用力。就拿“易地搬迁”一节来说，作者就写得很透，思路的出发点在于经验证明：在很多地方很多情况下，一方水土确实养活不了一方人。这就逼着人们改变旧观念，开拓新出路。无数事实证明，“易地搬迁”是彻底斩断穷根的有效举措。这种思路如搁在若干年前，或可被讥为“旁门左道”，但作者在此节点上写得较细，也剖析了许多问题，读之清晰豁然。如此各个章段、各个板块，粗细详略，相互协调，互为补充，环环可扣，平稳中亦间有波浪起伏，可谓用心良苦。

典型的情节与动人的故事毫无疑义是构成全书有机推进的保证，当然还要凭借真实生动的细节出彩。这些要义先哲们早有提示和告诫，问题是不同的作家在自己作品中如何体现，还要看各自拥有的资源和功力如何。厉彦林在写作前进行了大量采访，掌握了丰富的文字资料，这使他拥有足够的“本钱”。但全书从内容、题材等方面毕竟不同于他以往写农村生活的美文，篇幅所限也不容作家有过多的“闲笔”和抒情因素。笔者在读此书稿时也暗忖，这之间是存在某种矛盾的，彦林同志能在二者之间进行合理的选择和兼顾，亦属难能。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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