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著名的将军大使，建国后享大军区正级待遇，晚年不许子女经商

提起伍修权将军 ，大家可能都会立刻想到 ，他曾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翻译 ，列席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并有幸成为中国革命史上这个重要历史转折点的见证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作为将军大使，见证了很多重要的时刻。

其实 ，在伍修权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 ，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不平凡经历。

1931年，伍修权从苏联学习回国，被分配到闽粤赣军区工作。

时任军区参谋长的肖劲光在了解他的情况后，把他安排在司令部作战科当参谋 ，具体任务是在司令部直属队机枪连当教员，负责教战士们使用和维修机枪。

当时，为了配合江西主力部队红军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闽粤赣军区调动“彭杨军事学校”和军区直属部队，组织了一个小型的战役，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地方军钟绍奎的部队，该部号称一个旅 ，实则有两千多人。

这次战斗也是伍修权第一次参加的实战。

这一天，我军参战部队在军区统一指挥下，急行军向预定作战地点集结，于次日天亮时分完成战斗前的准备工作。

伍修权指挥机枪连的4挺重机枪，分别占领了有利地形。

战斗打响以后，他一方面在实战中继续教战士如何把手中的武器使用好，另一方面他还不间断地帮助战士排除枪械故障。

战斗激烈时，他干脆亲自端起机枪敌人扫射，看着一排排的敌人倒在自己面前，心里别提多痛快了。

但是在战斗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从侧面射过来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腮，他当时就昏了过去。

后来，在两位战士的护送下，伍修权撤离了阵地，在后方包扎所经过简单的包扎后，和其他伤员一起转移到后方医院治疗。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我国的一句古老谚语，其实不然。近朱者未必都“赤”，近墨者赤必都“黑”，伍修权的经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伍修权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张-国焘担任代理主席，中央分配给他这样的工作，也是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伍修权被调到张的身边，不仅是他的直属下级和亲密助手，而且还共居一屋，张夫妇在东间，伍修权在西间，中间的堂屋作办公和开会用，这使他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起居都在一起。

伍修权慢慢赢得了对方的好感，而对方竟然想把妻子在延安上学的妹妹介绍给他，要伍修权当自己连襟，不过他想拉拢的目的没有达成。

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作为外交大使，可谓是身世沉浮不改初衷，风云变幻不辱大节，艰苦卓绝尤显风范，他参与了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他为民族的解放与尊严，为国家的繁荣与昌盛，为军队的建设与发展，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1975年，他又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大军区正级)，分管情报和外事工作。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形势有了迅速的发展，国内各种公司相继成立，也确实赚到了不少钱，但是也出现了很多群众反应强烈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干部子弟利用各种关系，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利益。

当时，伍修权的一个子女也想和朋友开一家外贸公司，有经营外贸的经验，再加上社会关系，一定会干出名堂。

恰在此时，国家提出高级干部的子弟和亲属不许经商的意见。

伍修权把这看作是必须遵守的纪律，回到家后，他专门和子女讲，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我们坚决拥护，但是现在有纪律，高级干部的子女不许经商，我们家也要遵守，哪个也不许经商，我们眼里不能只看到钱，还要有大局观念。

后来，他的子女就回绝了朋友的邀请，伍修权也很遗憾地对子女说：“大概像你爸爸这样严格自律的干部也不多吧。”

他常对子女说，在战争年代，那么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我们能活着看到革命成功已经是十分幸运了，还有什么想不通的？还要向组织上讲什么价钱？

他这样说，也是一直这样做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实行工资改革，伍修权在外交部负责评定干部级别的工作，总理特别嘱咐，由于外交部工作的特殊，在职务评定上要低一点。

伍修权为了做好大家的工作，首先把自己的级别低定为行政6级，这样，和他前后参加革命的同志，也都很愉快地接受了组织上提出的行政级别。

1997年11月，伍修权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