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幸，世间竟有如此美好的电影

文丨桃加

编辑、排版丨Zed

古典与传承

在制作《化城再来人》《如雾起时》两部影片时，拍摄叶嘉莹的念头已经在陈传兴脑海中生根发芽。一直以来，采访叶嘉莹先生是一件行业内人人心之向往而求之不得的事情，更别提“叶嘉莹的纪录片”。

沈祎直言他们的互相选择是「任性」的结果：叶嘉莹拒绝过诸多邀约，其中不乏规模更大的团队，直到陈传兴的摄影作品叩开了这扇大门，叶嘉莹决定把这唯一一部纪录片交付给他。

陈传兴摄影作品

而叶嘉莹对电影也有着她的认识。叶嘉莹在海外的时期，常常与朋友或学生相约看电影，那时他们能够接触到许多西方大师作品。沈祎笑道叶嘉莹有一种「导演人格」，即她有一种「掌控力」。

叶嘉莹为影片提供了一个小“主意”：她想象中电影里应当出现一个孩子的意象，而陈传兴则以他的方式完成了这样的表达。他们选取了十几岁的少女形象，以展现叶嘉莹人生中重要的年龄阶段：既是呼应了她追随顾随先生学诗，也预示了母亲的离世。

工作照，陈导演采访叶先生

这样的「掌控力」有时也会令剧组有些“着急”。讲课的身体记忆使得她很在意逻辑的完整性，也会不自觉地将内容发散开去，以至于有时候「停不了机」，需要「想一些办法让叶先生调整一下她的节奏，有时打断一下，回到我们想要的主题上来。」

沈祎回忆起拍摄过程，即便有磨合的阶段，但叶嘉莹出人意料地坦白和率真。在此之前，陈传兴担心叶嘉莹会拒绝偏向私人化的影像，但镜头最终坦荡地保存下了她的日常生活。

影片拍摄过程中，早上的采访在南开大学迦陵学舍，相当于会客厅；晚上的采访则在家里，相比正式的着装，她会相对放松一些。

叶先生与闫晓铮使用ipad

公众面前的叶嘉莹，「伴随掌声，前呼后拥」。而我们难以想象的是，叶嘉莹在生活中是个「朴素」的人。除了一位保姆会在做饭的时间出现，叶嘉莹常年保持着独处的状态。尤其是她一个人热菜、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的段落，打动了许多观众。

和「流浪的诗人」周梦蝶的市井气息完全相反，如同白先勇描述的那样，她是个「贵族」。即便她在台湾最落魄的时期，依然每天梳着整齐的发型，把自己「收拾得很好」。「这是她从小的教养，或者是她精神上对自己的要求。」

工作照，采访白先勇

今年的教师节，白岩松问叶嘉莹「当了一辈子老师，您觉得这个职业怎么样？」她没有回答「为人师表」，也没有回答「传道授业解惑」，而是爽朗地说「这个实在没有办法，人家古人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想这就是我的“人之患”。」采访中许多她的朋友，有些已经六七十岁，在谈到叶先生时，依旧是「一副学生的样子」，这是「很神奇的一种关系」。

身为副导演，在采访过程中沈祎负责提问。她半开玩笑地说「有时她有些东西想不起来，好像有一种老师突然点名让我回答问题的感觉。」

导演团队前期会做好采访提纲，给叶嘉莹过目。他们对叶嘉莹的诗词、学术著作、传记和其他相关的文章都「研究了一番」——这是不得不做好的准备。采访是以叶嘉莹的诗歌作为线索的——这也是她给的建议——叶嘉莹的人生接近百年，其中起起落落和人生的重大变故都能够找到对应的诗歌，因为她写诗都是「兴感而发」。

他们没想到「学者」气质的陈传兴导演居然也会像学生一样，在片场伏案做功课，他说「在叶先生面前好像把古典诗词重修了一遍」。

工作照，陈导演于采访叶先生前

“教育”在叶嘉莹的人生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1979年，叶嘉莹在百废待兴之时回到大陆，也和诗歌的传承息息相关。

1970年，叶嘉莹已被聘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从任何角度，包括生活环境和教育条件来说都不可能比得上温哥华。很难想象，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做出那样的选择，选择回来？」

2017年，叶嘉莹于北京横山书院演讲

2018年，叶嘉莹与白先勇在校园传承版《牡丹亭》南开专场演出

诗人痖弦在影片中还以一段生动的比喻为我们提供了叶嘉莹的另一重“贡献”。在采访中，痖弦讲了许多台湾新旧诗人的关系与和解的往事，“吃粽子”段落，为这部影片写下了一个精彩的注脚。

历史与现在

陈传兴是《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的总监制。出品人廖美立介绍说，《化城再来人》和《如雾起时》两部影片透过梳理台湾现代诗的发展脉络，呈现那一段时期的文学史。

那时他们已经积累了十三部文学纪录片的经验，陈传兴导演希望能够回到「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原乡」。他总结「郑愁予是“诗与历史”，周梦蝶是“诗与信仰”，叶嘉莹是“诗与存在”。」

在拍摄之前，导演团队翻阅了大量叶嘉莹先生早年间的书信和照片，难以想象她居然连五十年前的登机牌都保留着。

而作为导演的陈传兴，需要「在海量的素材中去打捞历史的尘埃。恰好就有这样一个人，“历史的尘埃”都还存在——好像叶先生的整个人生，就等着遇见这么一位导演」。

工作照，河南巩义，伊洛河清晨渡船；陈导演拍摄黄河落日

陈传兴早年留学法国，将戏剧和哲学的理论背景融入电影的表达方式。他「拓宽了纪录片的语言」，也打开了观众对纪录片的理解——它好像和传统的“纪录片”不一样——这是观众在《化城再来人》中能够直观地感受到的，同时这样的特质也呈现在《掬水月在手》中：如诗人翟永明所言，这是一种「像诗歌的方式，用意向来表达精神世界。」

影片中使用了诸多看似“挑战观众”的设计，比如不同诗歌的字幕与声音的同时出现，或是建筑结构的篇章段落。细细探究，其实这都呼应了影片的重叠结构：「“一位女性”的后面一层是“一位女诗人”，“一位女诗人”的后面一层是“杜甫与那一代的唐代诗人”，再后面一层是“古典诗词的历史”。」

《掬水月在手》剧照

这大概就是陈传兴的迷人的风格——廖美立笑道「我有时候会念他，你写的书就是卖六百个人而已，六百本里面看完的就六个人。」

今年九月，陈传兴的《岸萤》出版。因为考虑到画册的流通量较少，廖美立希望可以融合上海龙美术馆的摄影展《萤与日》和文字，让更多地人能够读到这本书。她还和中信出版·大方的施宏俊“打包票”：「尽量劝他不写得那么艰涩难懂」。

廖美立拿出陈传兴授勋法国艺术与文学勋位时写的《我的三颜色》，请他按照这样的方式完成写作。谁知她一看到手稿，「我都昏倒了，又是一本“天书”」。

《岸萤》

廖美立作为出品人，坦言「拍摄叶先生是有难度的」。《化城再来人》中，摄影机跟随同样高龄的周梦蝶完成一天的拍摄，有时坐捷运，有时去便利店买一份报纸。

然而对于叶嘉莹来说，她的行动已经不是那么方便，大部分是坐着的状态——这也就意味着导演需要处理表现形式的问题，否则「那样的纪录片是很难看下去的」。

他们决定聚焦盛唐时的长安，拍摄了陵寝、碑林、壁画、文物，以重现诗词之中的世界，其根本指向的是「诗词的历史」。

如何「回到那个时代」？几千年来，只有山河日月不曾变化。古代诗人或许也去过哪些地方，而摄影机捕捉的就是这些遗迹中的「空间与历史」。

工作照。西安碑林，摄影指导韩允中与陈传兴导演、制片人沈祎；西安乾陵，拍摄武则天无字碑

同时，音乐也是一条隐形的叙事线索，使得杜甫能够以一个「幽灵」的身份穿插在电影之中。

陈传兴将目标对准唐雅乐。而机缘巧合，他们听到一首既有「实验性」，又符合历史场景的音乐，更加凑巧的是，廖美立一眼就识别出了专辑的封面出自她非常熟悉的设计大师杉浦康平之手。而后她通过杉浦康平邀请佐藤聪明为影片创作音乐，那时她已经「大致猜到他不会拒绝」。

《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是叶嘉莹最重要的研究代表作，佐藤聪明为《秋兴八首》创作的音乐，为诗歌带来了新的叙述，也为影片本身带来了另一重生命。影片中，台湾大学中文系柯庆明教授这么梳理叶嘉莹的学术履历：「到杜甫的阶段，变成广泛的博爱，广大的关怀」。

工作照。日本，佐藤聪明工作室录制《秋兴八首》

旧女性与新女性

准备采访的阶段，导演团队会以传记中的信息为出发点，罗列与叶嘉莹先生的生命发生过交织的人物，定下温哥华要见哪几个人，哈佛要见哪几个人。叶嘉莹也为他们提供她自己认为重要的名单，其中会有一些重合。而一些在文学史上难以找到资料的人物，则会给准备的工作带来一些困难。

刘秉松就是「意外所得」。这是叶嘉莹「强烈建议」的老邻居和女性友人，「一定要去见她」。没想到她的一席话「把所有人打动了」。他们把这一段放在了影片最后，「相当于为叶嘉莹定了调：到底什么是君子？」

当镜头对准刘秉松的时候，沈祎就觉得「老太太很妙」。在她慢悠悠地讲述的时候，导演没有打断她，「她完全像日本电影里面的女演员一样，停顿之间，有时拂一下头发，有时思考，整个突然就进入了一个电影的画面。」

这位女性友人还为叶嘉莹与她丈夫关系的讨论画上了一个简单的句号：当叶嘉莹提到丈夫的时候，一声叹气就已经是「意味深长」。叶嘉莹在影片中谈及「我父亲不喜欢我的先生」，认为他「学无所长」，还有关于生孩子的故事和最后一声叹息，它们共同构成一个隐秘的线索，我们从中得以想象她与丈夫的关系。

廖美立把经历“白色恐怖”类比为美国电影中越战给老兵带来的创伤，或许这样的人「是很难与人相处的，对家人来说是另外一种折磨」。

叶嘉莹选择回国，除了对于教育的使命感以外，也有一层「个人情感的动因」。在大女儿的婚礼上，叶嘉莹对她说「你可以要小孩，我来给你们看孩子怎么样」。她觉得她已经「向平愿了」，可以「享受余年」，谁能预料到蜜月期间夫妇遭遇车祸，双双去世。

——大女儿是叶先生最爱的孩子，她的离世给叶先生带来了巨大的震痛。叶嘉莹在采访中说「这么偶然的一个想法，我想上天就给了我惩罚」。沈祎直到现在谈起，都觉得「头皮发麻，想要流泪。一个女性把她的痛苦以一种自我消化的方式，理解为上天对她的惩罚，剥夺她做一个普通人的权利，所以她要回国完成她的使命。」

廖美立感叹「这些苦可能是没有办法跟别人说的。但是她能够把这些会侵犯她的东西，转化为一种伟大的奉献。」

作为女性，沈祎能够体认这一份「难」：要承受女儿的离开，同时也要承担另一种责任。

对面耄耋之年的叶嘉莹，剧组的压力很大。老先生血压不稳定，担心她情绪上受不了。但结果却是叶嘉莹以一种十分平静的语气娓娓道来，「好像在讲别人的事情一样」，但摄影机后面的所有人都哽咽了。

在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中，《掬水月在手》被放置在“女性之声”单元，后来又作为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的闭幕影片与观众见面。但如叶嘉莹自己所言，她其实是一个「旧女人」，有很传统的那一面：她很早结婚，在海外的时期也是同丈夫一起。沈祎评价她是「面对父亲、丈夫、孩子，都尽到了一个女性的所有社会所赋予她的责任」。

年少时，即便她与老师顾随在精神上如此契合，彼此唱和，但与我们对所谓「先锋」的「民国奇女子」的想象不同。叶嘉莹与另一位同学来到老师家吃饭，反而是后者常常与老师互动，叶先生常常静静地不讲话。

在温哥华，他们采访了一位台湾女作家，她曾遭遇不治之症，后来奇迹般地痊愈并且收获了一份难得的爱情。这位快言快语的友人直接把叶嘉莹与老师顾随之间的情感称作一种「柏拉图式的高贵爱情」。「他们的交流完全停留在精神层面，一种诗性上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