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桃加

編輯、排版丨Zed

古典與傳承

在製作《化城再來人》《如霧起時》兩部影片時,拍攝葉嘉瑩的念頭已經在陳傳興腦海中生根發芽。一直以來,採訪葉嘉瑩先生是一件行業內人人心之嚮往而求之不得的事情,更別提“葉嘉瑩的紀錄片”。

沈禕直言他們的互相選擇是「任性」的結果:葉嘉瑩拒絕過諸多邀約,其中不乏規模更大的團隊,直到陳傳興的攝影作品叩開了這扇大門,葉嘉瑩決定把這唯一一部紀錄片交付給他。

陳傳興攝影作品

而葉嘉瑩對電影也有着她的認識。葉嘉瑩在海外的時期,常常與朋友或學生相約看電影,那時他們能夠接觸到許多西方大師作品。沈禕笑道葉嘉瑩有一種「導演人格」,即她有一種「掌控力」。

葉嘉瑩爲影片提供了一個小“主意”:她想象中電影裏應當出現一個孩子的意象,而陳傳興則以他的方式完成了這樣的表達。他們選取了十幾歲的少女形象,以展現葉嘉瑩人生中重要的年齡階段:既是呼應了她追隨顧隨先生學詩,也預示了母親的離世。

工作照,陳導演採訪葉先生

這樣的「掌控力」有時也會令劇組有些“着急”。講課的身體記憶使得她很在意邏輯的完整性,也會不自覺地將內容發散開去,以至於有時候「停不了機」,需要「想一些辦法讓葉先生調整一下她的節奏,有時打斷一下,回到我們想要的主題上來。」

沈禕回憶起拍攝過程,即便有磨合的階段,但葉嘉瑩出人意料地坦白和率真。在此之前,陳傳興擔心葉嘉瑩會拒絕偏向私人化的影像,但鏡頭最終坦蕩地保存下了她的日常生活。

影片拍攝過程中,早上的採訪在南開大學迦陵學舍,相當於會客廳;晚上的採訪則在家裏,相比正式的着裝,她會相對放鬆一些。

葉先生與閆曉錚使用ipad

公衆面前的葉嘉瑩,「伴隨掌聲,前呼後擁」。而我們難以想象的是,葉嘉瑩在生活中是個「樸素」的人。除了一位保姆會在做飯的時間出現,葉嘉瑩常年保持着獨處的狀態。尤其是她一個人熱菜、一個人喫飯、一個人看電視的段落,打動了許多觀衆。

和「流浪的詩人」周夢蝶的市井氣息完全相反,如同白先勇描述的那樣,她是個「貴族」。即便她在臺灣最落魄的時期,依然每天梳着整齊的髮型,把自己「收拾得很好」。「這是她從小的教養,或者是她精神上對自己的要求。」

工作照,採訪白先勇

今年的教師節,白巖松問葉嘉瑩「當了一輩子老師,您覺得這個職業怎麼樣?」她沒有回答「爲人師表」,也沒有回答「傳道授業解惑」,而是爽朗地說「這個實在沒有辦法,人家古人說“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我想這就是我的“人之患”。」採訪中許多她的朋友,有些已經六七十歲,在談到葉先生時,依舊是「一副學生的樣子」,這是「很神奇的一種關係」。

身爲副導演,在採訪過程中沈禕負責提問。她半開玩笑地說「有時她有些東西想不起來,好像有一種老師突然點名讓我回答問題的感覺。」

導演團隊前期會做好採訪提綱,給葉嘉瑩過目。他們對葉嘉瑩的詩詞、學術著作、傳記和其他相關的文章都「研究了一番」——這是不得不做好的準備。採訪是以葉嘉瑩的詩歌作爲線索的——這也是她給的建議——葉嘉瑩的人生接近百年,其中起起落落和人生的重大變故都能夠找到對應的詩歌,因爲她寫詩都是「興感而發」。

他們沒想到「學者」氣質的陳傳興導演居然也會像學生一樣,在片場伏案做功課,他說在葉先生面前好像把古典詩詞重修了一遍」

工作照,陳導演於採訪葉先生前

“教育”在葉嘉瑩的人生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1979年,葉嘉瑩在百廢待興之時回到大陸,也和詩歌的傳承息息相關。

1970年,葉嘉瑩已被聘爲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從任何角度,包括生活環境和教育條件來說都不可能比得上溫哥華。很難想象,一個人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做出那樣的選擇,選擇回來?」

2017年,葉嘉瑩於北京橫山書院演講

2018年,葉嘉瑩與白先勇在校園傳承版《牡丹亭》南開專場演出

詩人瘂弦在影片中還以一段生動的比喻爲我們提供了葉嘉瑩的另一重“貢獻”。在採訪中,瘂弦講了許多臺灣新舊詩人的關係與和解的往事,“喫糉子”段落,爲這部影片寫下了一個精彩的註腳。

歷史與現在

陳傳興是《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的總監製。出品人廖美立介紹說,《化城再來人》和《如霧起時》兩部影片透過梳理臺灣現代詩的發展脈絡,呈現那一段時期的文學史。

那時他們已經積累了十三部文學紀錄片的經驗,陳傳興導演希望能夠回到「文學的本質,文學的原鄉」。他總結「鄭愁予是“詩與歷史”,周夢蝶是“詩與信仰”,葉嘉瑩是“詩與存在”。」

在拍攝之前,導演團隊翻閱了大量葉嘉瑩先生早年間的書信和照片,難以想象她居然連五十年前的登機牌都保留着。

而作爲導演的陳傳興,需要「在海量的素材中去打撈歷史的塵埃。恰好就有這樣一個人,“歷史的塵埃”都還存在——好像葉先生的整個人生,就等着遇見這麼一位導演」

工作照,河南鞏義,伊洛河清晨渡船;陳導演拍攝黃河落日

陳傳興早年留學法國,將戲劇和哲學的理論背景融入電影的表達方式。他「拓寬了紀錄片的語言」,也打開了觀衆對紀錄片的理解——它好像和傳統的“紀錄片”不一樣——這是觀衆在《化城再來人》中能夠直觀地感受到的,同時這樣的特質也呈現在《掬水月在手》中:如詩人翟永明所言,這是一種「像詩歌的方式,用意向來表達精神世界。

影片中使用了諸多看似“挑戰觀衆”的設計,比如不同詩歌的字幕與聲音的同時出現,或是建築結構的篇章段落。細細探究,其實這都呼應了影片的重疊結構:「“一位女性”的後面一層是“一位女詩人”,“一位女詩人”的後面一層是“杜甫與那一代的唐代詩人”,再後面一層是“古典詩詞的歷史”。

《掬水月在手》劇照

這大概就是陳傳興的迷人的風格——廖美立笑道「我有時候會念他,你寫的書就是賣六百個人而已,六百本里面看完的就六個人。」

今年九月,陳傳興的《岸螢》出版。因爲考慮到畫冊的流通量較少,廖美立希望可以融合上海龍美術館的攝影展《螢與日》和文字,讓更多地人能夠讀到這本書。她還和中信出版·大方的施宏俊“打包票”:「儘量勸他不寫得那麼艱澀難懂」。

廖美立拿出陳傳興授勳法國藝術與文學勳位時寫的《我的三顏色》,請他按照這樣的方式完成寫作。誰知她一看到手稿,「我都昏倒了,又是一本“天書”」。

《岸螢》

廖美立作爲出品人,坦言「拍攝葉先生是有難度的」。《化城再來人》中,攝影機跟隨同樣高齡的周夢蝶完成一天的拍攝,有時坐捷運,有時去便利店買一份報紙。

然而對於葉嘉瑩來說,她的行動已經不是那麼方便,大部分是坐着的狀態——這也就意味着導演需要處理表現形式的問題,否則「那樣的紀錄片是很難看下去的」。

他們決定聚焦盛唐時的長安,拍攝了陵寢、碑林、壁畫、文物,以重現詩詞之中的世界,其根本指向的是「詩詞的歷史」

如何「回到那個時代」?幾千年來,只有山河日月不曾變化。古代詩人或許也去過哪些地方,而攝影機捕捉的就是這些遺蹟中的「空間與歷史」。

工作照。西安碑林,攝影指導韓允中與陳傳興導演、製片人沈禕;西安乾陵,拍攝武則天無字碑

同時,音樂也是一條隱形的敘事線索,使得杜甫能夠以一個「幽靈」的身份穿插在電影之中。

陳傳興將目標對準唐雅樂。而機緣巧合,他們聽到一首既有「實驗性」,又符合歷史場景的音樂,更加湊巧的是,廖美立一眼就識別出了專輯的封面出自她非常熟悉的設計大師杉浦康平之手。而後她通過杉浦康平邀請佐藤聰明爲影片創作音樂,那時她已經「大致猜到他不會拒絕」。

《杜甫〈秋興〉八首集說》是葉嘉瑩最重要的研究代表作,佐藤聰明爲《秋興八首》創作的音樂,爲詩歌帶來了新的敘述,也爲影片本身帶來了另一重生命。影片中,臺灣大學中文系柯慶明教授這麼梳理葉嘉瑩的學術履歷:「到杜甫的階段,變成廣泛的博愛,廣大的關懷」。

工作照。日本,佐藤聰明工作室錄製《秋興八首》

舊女性與新女性

準備採訪的階段,導演團隊會以傳記中的信息爲出發點,羅列與葉嘉瑩先生的生命發生過交織的人物,定下溫哥華要見哪幾個人,哈佛要見哪幾個人。葉嘉瑩也爲他們提供她自己認爲重要的名單,其中會有一些重合。而一些在文學史上難以找到資料的人物,則會給準備的工作帶來一些困難。

劉秉松就是「意外所得」。這是葉嘉瑩「強烈建議」的老鄰居和女性友人,「一定要去見她」。沒想到她的一席話「把所有人打動了」。他們把這一段放在了影片最後,「相當於爲葉嘉瑩定了調:到底什麼是君子?」

當鏡頭對準劉秉松的時候,沈禕就覺得「老太太很妙」。在她慢悠悠地講述的時候,導演沒有打斷她,「她完全像日本電影裏面的女演員一樣,停頓之間,有時拂一下頭髮,有時思考,整個突然就進入了一個電影的畫面。」

這位女性友人還爲葉嘉瑩與她丈夫關係的討論畫上了一個簡單的句號:當葉嘉瑩提到丈夫的時候,一聲嘆氣就已經是「意味深長」。葉嘉瑩在影片中談及「我父親不喜歡我的先生」,認爲他「學無所長」,還有關於生孩子的故事和最後一聲嘆息,它們共同構成一個隱祕的線索,我們從中得以想象她與丈夫的關係。

廖美立把經歷“白色恐怖”類比爲美國電影中越戰給老兵帶來的創傷,或許這樣的人「是很難與人相處的,對家人來說是另外一種折磨」。

葉嘉瑩選擇回國,除了對於教育的使命感以外,也有一層「個人情感的動因」。在大女兒的婚禮上,葉嘉瑩對她說「你可以要小孩,我來給你們看孩子怎麼樣」。她覺得她已經「向平願了」,可以「享受餘年」,誰能預料到蜜月期間夫婦遭遇車禍,雙雙去世。

——大女兒是葉先生最愛的孩子,她的離世給葉先生帶來了巨大的震痛。葉嘉瑩在採訪中說「這麼偶然的一個想法,我想上天就給了我懲罰」。沈禕直到現在談起,都覺得「頭皮發麻,想要流淚。一個女性把她的痛苦以一種自我消化的方式,理解爲上天對她的懲罰,剝奪她做一個普通人的權利,所以她要回國完成她的使命。」

廖美立感嘆「這些苦可能是沒有辦法跟別人說的。但是她能夠把這些會侵犯她的東西,轉化爲一種偉大的奉獻。」

作爲女性,沈禕能夠體認這一份「難」:要承受女兒的離開,同時也要承擔另一種責任。

對面耄耋之年的葉嘉瑩,劇組的壓力很大。老先生血壓不穩定,擔心她情緒上受不了。但結果卻是葉嘉瑩以一種十分平靜的語氣娓娓道來,「好像在講別人的事情一樣」,但攝影機後面的所有人都哽咽了。

在今年的北京國際電影節北京展映中,《掬水月在手》被放置在“女性之聲”單元,後來又作爲山一國際女性電影展的閉幕影片與觀衆見面。但如葉嘉瑩自己所言,她其實是一個「舊女人」,有很傳統的那一面:她很早結婚,在海外的時期也是同丈夫一起。沈禕評價她是「面對父親、丈夫、孩子,都盡到了一個女性的所有社會所賦予她的責任」。

年少時,即便她與老師顧隨在精神上如此契合,彼此唱和,但與我們對所謂「先鋒」的「民國奇女子」的想象不同。葉嘉瑩與另一位同學來到老師家喫飯,反而是後者常常與老師互動,葉先生常常靜靜地不講話。

在溫哥華,他們採訪了一位臺灣女作家,她曾遭遇不治之症,後來奇蹟般地痊癒並且收穫了一份難得的愛情。這位快言快語的友人直接把葉嘉瑩與老師顧隨之間的情感稱作一種「柏拉圖式的高貴愛情」。「他們的交流完全停留在精神層面,一種詩性上的交流。」

但非常有趣的是,她也契合了我們當下對於現代獨立女性的要求:經濟獨立,有社會角色和地位,在精神上找到自己的價值——「她一切都滿足,並且做得比所有人都好」。

這部影片背後的兩位女性感受到了相同也不同的滋味:沈禕形容「葉先生的能量像太陽一樣。但也有“弱德之美”的陰性的那一面」;廖美立則感慨「在她面前我們都好像變得非常渺小」。

陳傳興在拍攝過程中「慢慢地回到女性的線索裏去」,拍完之後他說,「我拍了一個女人的一生」。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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