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责年龄”：莫成为孩子神秘的“第五象限”

文/马进彪

10月12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未成年人刑责年龄是否将作调整？发言人臧铁伟回应：一方面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另一方面，统筹考虑刑法修改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关问题，在完善专门矫治教育方面做好衔接。（新京报10月12日）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引发社会关注，同时，校园霸凌事件也在以各种形式交替出现。而从很大程度上说，校园霸凌事件也是人们强烈关注“未成年人刑责年龄问题”的痛点。

一方面，家长们都天然地将自己的孩子视同为群体中的“弱者”，而从这个心理角度出发，也就等于预判了其他孩子为“强者”。因此，家长们都希望法律倾于“弱者”，即符合于自己心理上的预判。

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则将“未成年人刑责年龄问题”视为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因为这里面充满了太多太多法律之外的东西，比如，每个家长彼此不同的个人认知，以及学校老师、校长尤其是班主任老师对霸凌事件的不便直言，甚至是不敢直言等。

这都使校园霸凌事件表面之下的“未成年人刑责年龄”的核心问题，装扮成了神秘孩子们心目中的“第五象限”。其神秘之处在于谁都难以说透，彼此都认为对方是自私的利己主义者，因此，在家长们的“弱者”与“强者”的预判中，这个问题根本无法全方位讨论。

但对于全社会来说，这个问题哪怕再敏感，也要摆在桌面上讨论下去，因为这关系到所有未成人应得到的保护，而不是使一些校园霸凌者和实施严重犯罪的低龄未成年人，这是个校园里的社会公平问题。因此，哪怕讨论得出的结果是极其微小的，但那也是在社会意识上前进的一大步。

对于社会和家长来说，毫无疑问，保护未成年人一定要靠法律，因而，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从法律价值追求上已渗透于多部法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反家暴相关法律，以及刑法等，可以说，横向和纵向的衔接均已形成有机脉络。

而人们最关心的根本问题，还是未成年人刑责年龄如何调整的问题。显然，这并不全然是技术性的复杂问题，而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包括所有家长们以及监护人的认识问题，即应当放弃“弱者”与“强者”的自我预判，而回到公共心理层面上来。

因为，“弱者”与“强者”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永远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强与弱，要看相对于谁，即使是弱，在横向比较中也可能是强；即使是强，在走出了校门放学回家的社会纵向比较中也可能是弱。

还要特别提到一个重要方面：任何法律的立法、修订或实施，社会都有其相应的主要群体直接参与其中，如制定关于企业利益保护的相关法律时，会有企业家的群体为自己发声；在修订交通法规时也会有司机和相关运输公司、出租公司等为自己发声。

但是，在制定和修订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时，却没有未成年人群体为自己发声，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未成年人还没有到参与社会事务的法定年龄，因此，他们不必出面，只需不固定的成年人代言即可。

但是，社会却不应理所当然地这样认为，因为相关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事务，确实属于社会事务，从一般意义上说，也需要一定的年龄资格。但是，这首先是关系着未成年人切身权益的事，他们有着校园最前沿且不可替代的直接感受，对每一起校园霸凌事件的观察，他们都有着与成年人截然不同的视角。

只有他们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而所有成年人为他们说出的话，其实都是以成年人的视角为代言出发点。而这，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则是一种切身感受的丢失，更是一种被代言的失真，当然，在他们心中就会产生更加神秘的立法价值取向猜测。

因此，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尤其是在现代网络技术条件技撑下，以及新时代法治理念更加深入化的前提下，每人个都应当成为实现自己权益的参与者，这理所当然地并不设门槛地包括广大有表达意愿的未成年人，让他们在网上表达自己独特视角里观察到的一切。

而这，当然也是一种身临其境、参与其中、最鲜活的社会与学校互动的普法教育，从而，也使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立法过程，避免成为广大少年儿童心目中神秘的“第五象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