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我們總是很迷茫，找不到人生的方向，看不到未來的美好，總有那麼一個片刻問自己：“人究竟是爲什麼活着？”

在那些人生的至暗時刻，我們或許會想到一個人——司馬遷。

在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那場飛來橫禍砸在他頭上的時候，面臨生死抉擇：“生存，還是毀滅？”

他說：“如螻蟻一樣輕賤地死去，還是屈辱地活着？這，要看你的人生追求是什麼？”

想到司馬遷，你想到的是什麼？宮刑，還是《史記》？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司馬遷，字子長，公元前145年或前135年，生於龍門。

司馬遷的父親是西漢的太史令，在父親的悉心教導下，司馬遷十歲時已經能誦《尚書》、《左傳》等古文。

司馬遷二十歲左右來到長安，跟隨在父親的身邊。

此時的司馬遷已經積累了一定的學問，他已經不滿足於僅從書本上窺探歷史和知識，他要親自去經歷，親眼去看看，那些書中的聖人或英雄生活、奮鬥過的地方。

於是，他在開明且有着史學家特有的遠大格局的父親的支持下，開始仗劍漫遊天下。

他從都城長安出發，向南遊歷江淮地區，上會稽山，探察大禹治水的足跡和休息的洞穴；遊覽九嶷山，泛舟沅湘之上，憑弔大舜和湘妃娥皇女英。

他北渡汶水、泗水，在齊魯大地，孔子的故鄉，他領略孔子遺風，並和當地的儒生一起攬衣挽袖，一步一揖，學習“六藝”中的騎射，用古禮向孔子致敬，以表達他對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崇敬之情。

他在鄱、薛、彭城遭到困厄，體會了古代聖賢英雄被困窮途的心境。

在汨羅江畔，司馬遷高聲吟唱屈原的詩歌，在韓信的故鄉淮陰，他感受韓信受“胯下之辱”的悲憤，在易水邊，他被荊軻“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無畏精神感動，並被激勵......

蘇轍稱他：“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豪傑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

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皆不放在眼裏的一代偉人毛澤東，也贊他“覽瀟湘，泛西湖，歷崑崙，周覽名山大川，而其襟懷乃益廣。”

當代女作家畢淑敏說：“只有觀世界，纔有世界觀。”

司馬遷在遍閱古籍文書之後，又用了十年時間泛覽江河湖海，踏遍名山大川，探訪豪傑故跡，結交英雄人物，搜尋風物遺情；

他的漫遊，增長了他的見識，開闊了他的心胸，陶冶了他的氣質，釋放了他的性情，使他偉大而卓絕，因此纔有了《史記》的浩浩乎長風，洋洋兮大河，峨峨兮高山的千古磅礴之氣。

事父至孝，因孝立志

司馬遷遊歷歸來，大概是因爲父親的舉薦，他做了郎中，三十四五歲時，奉命出使巴蜀。

在此之前，唐蒙和司馬相如相繼出使，都未能徹底解決西南巴蜀問題，而司馬遷信心十足，他也確實不辱使命。

如果不出意外，大漢史上，可能在張騫之後，又會迎來一位出色的使者，遊說四方，爲大漢開拓邊關，安撫邊境。

在籌劃新郡建設後，又撫定了邛、莋、昆明，第二年，司馬遷回來向朝廷覆命。

就在此時，大漢天子武帝正帶着十八萬騎兵，旌旗招展，浩浩蕩蕩地向泰山進發，舉行封禪大典。

司馬遷的的父親，太史令司馬談卻因病被留在了洛陽，不得隨行。

如此大的事件，如此重要的時刻，有記錄國家大事，君臣重要言行職責，又親自參與制定了封禪禮儀的太史令；卻不能親歷其盛，司馬談憤懣，絕望，以致於病情加重。

出使回來的司馬遷來不及去泰山，向武帝覆命，他急忙趕往洛陽，來到父親的病榻前。

在病榻前，父親拉着司馬遷的手，說了一番肺腑之言，對他未來的事業和人生道路做了不容置疑的安排。

他說：“我們的祖先是周朝的史官，遠在上古虞舜夏禹就顯揚功名，執掌天文之事，後世衰落了，難道現在要在我這裏斷絕嗎？”

這樣一位能夠支持兒子去遊歷天下，然後又尊重兒子自己的愛好，幫他做了郎官，得到出使邊陲他國的機會的，給了兒子極大的自由的，開明的父親，此時卻顯得極爲專制。

他說：“我死之後，你一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記我想要撰寫的著述！”

正如父親所說：“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

面對垂死的父親，司馬遷只能流着淚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就這樣，司馬遷收起了開疆拓土，建功立業，爲張騫第二的雄心壯志，接過了父親手中的接力棒，三年以後，守孝期滿，司馬遷做了太史令。

已經看過了外面精彩的世界，一心要指點江山，揮斥方遒的司馬遷，放棄了俸祿更高的中郎將，轉身回到青燈古卷的狹小書室，我們不知道，他是否心甘情願。

但他從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開始綴集歷史書籍和國家收藏的文獻檔案，爲《史記》的創作做着準備工作。

也許是父親最後的話激勵了他吧，聖人五百年出一個，“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今五百歲”，那麼下一個“紹明世”、“繼《春秋》”的聖人是誰呢？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難道是我嗎？如果是我，我又何敢推辭呢？

這也是一種當仁不讓吧！

大約三四年的時間，司馬遷的資料準備工作順利完成。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參與創立的《太初曆》，被漢武帝頒詔實行，有了完善的歷法，歷史就可以確定座標，司馬遷開始了《史記》的寫作。

生存，還是毀滅？

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似乎偉大的人如果不經歷一些磨難，就不足以彰顯其偉大。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司馬遷的《史記》創作已經進行了六年，寫了近一半兒，一場飛來橫禍，砸在他的頭上，使他面臨生死抉擇。

李廣的孫子李陵頗有祖父風範，這一年，他率領區區五千人馬，奉命配合貳師將軍李廣利出征匈奴。

結果，李陵的軍馬遭遇匈奴的主力大軍，在等不到援軍的情況下，李陵和部下奮勇苦戰，終因寡不敵衆，兵敗投降。

消息傳到長安，漢武帝震怒，前幾天還在爲李陵的捷報傳來，紛紛誇讚李陵，和武帝舉杯慶賀的羣臣，如今又都立即翻臉指責李陵。

武帝把太史令司馬遷找來，問他的看法，司馬遷看到武帝憤怒又難過，就想說幾句李陵的好話，想讓武帝從另一個角度看待問題。

他說李陵是一個守節操之人，平時孝順父母，與朋友交往講信用，在錢財上廉潔，取捨有度，能夠尊長愛幼，謙讓有禮，並能奮不顧身的赴國家的急難。他的這些品德，我認爲是有國士之風的。

現在，他的投降，可能僅僅是權宜之計，也許是詐降，來窺探匈奴的軍情機密，終有一天，他會回來的。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他和李陵僅僅是同朝爲官，他們不是朋友，甚至連一杯酒的交情都沒有。

他這樣說，既是寬慰武帝，也是出於良心說的實話，但此時的漢武帝聽了，卻覺得司馬遷是在幫李陵開脫，是對李廣利的失職予以旁敲側擊。

李廣利是漢武帝最寵幸的李夫人的哥哥，司馬遷的仗義直言，觸怒了漢武帝，他覺得司馬遷爲李陵辯護，就是諷刺李廣利的無能，間接暗示自己用人不當。

於是，司馬遷被冠以“誣上”的罪名下獄。在獄中，司馬遷面對的是刀筆吏的輪番盤問和各種酷刑。

漢朝的刀筆吏是久經沙場的“飛將軍”李廣，寧願自殺，也不敢面對的惡魔般的存在，何況司馬遷一介儒生？

但是司馬遷始終不肯屈服，直到李陵投降的消息被證實，漢武帝殺了他的全家，司馬遷也直接被定爲死罪。

死，還是活着？

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司馬遷自己說：“人，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

到底應該怎樣死，什麼時候去死？

他又說：“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廉頗藺相如列傳》）

死了，“若九牛一毛，與螻蟻何異？”（《報任安書》），如果就這麼死了，他人微位輕，沒有人會注意到他，會記得他，而且還會被認爲是犯了罪，該死！

不能死！他還有未竟的事業，他還沒有成爲孔子之後的那個聖人，他還未能立身揚名，以顯父母。

面臨生死抉擇時，也許他想起了在父親的病榻前，答應他，要完成他的遺志的時候。

可是活，他沒有錢贖罪，親戚朋友也沒人出來幫他，甚至沒人願意幫他在武帝面前說一句好話。

那就只剩下一條路了——以宮刑代替死刑！

在那個“臧獲婢妾，猶能引決”的時代，司馬遷選擇了禍患中“最下腐刑，極矣”的宮刑，換來了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

宮刑，使司馬遷殘缺的不止是身體，更失去了男人的尊嚴！

經歷過鮮血洗禮，和精神與身體的雙重苦難的司馬遷，“眼光更辛辣，心智更深沉，文字手段臻於爐火純青（鮑鵬山語）”。

漢武帝的專制閹割了司馬遷的身體，卻不能閹割他的精神（王立羣語），他開始用他飽蘸血淚與濃情的如椽大筆，向一切專制君主，專制制度復仇！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報任安書》）

歷史上那些成就千秋功業，青史留名的偉人，聖人，都經歷了種種的苦難，困厄，身體上的傷痛，精神上的摧殘....

司馬遷欣賞這樣的人，他爲他們著書立傳，讓他們在歷史的長河中，血肉得以復活，精神得以永存，而他自己也成爲了他們那樣的人。

“《史記》者，遷發憤之所爲作也。”（《藏書·司馬遷傳》）

大約在公元前90年左右，司馬遷寫完著名的長信《報任安書》之後，做了人生的告白，就永久的在歷史上消失了蹤跡。

人們不知道他是何時死的，怎麼死的，可是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給我們留下了《史記》——一部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他的肉體消失了，但他不朽了！

【版權聲明】作者：水雲初靜 閒來無事讀書，心有所感寫文。愛詩詞，更愛《紅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