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记者黄远庸：公开骂过袁世凯，在旧金山却被孙中山刺杀

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时，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正在饮茶吃饭的黄远庸被人从背后近距离连开两枪命中后背，均伤于致命之处，导致他当场死亡，连句遗言都来不及留下。黄远庸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死于暗杀的新闻记者，他的记者生涯才刚刚开始就被迫走向终结。

一位名誉中外的记者，一位敢于拒绝袁世凯，坚守底线的人，为什么会突然远走美国？又为什么会在美国遭到孙中山手下的暗杀？

黄远庸笔名黄远生，1885年出生于江西九江县的一个书香世家。因为出身书香世家，黄远庸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不但广涉经史子集，家里还特地请了一位外籍女教师教他学习英语。然而一向自恃聪明聪明的他，却在第一次乡试时名落孙山，这让他受了不小的打击。屋漏偏逢连夜雨，第二年他的父母相继离世，他只能变卖田产继续学习。

这一连串的打击并没有使他丧失信心，反而令他更发愤图强。1903年，他参加德化县试，考中秀才，同年秋中举人，位列第七名。次年他参加了清朝的最后一次殿试，高中进士。这是清朝最后一批进士，而黄远庸是其中最年轻的，当时还不满二十周岁。一年之内，秀才和举人皆中，这是别人数十年寒窗苦读都未必能得到的幸运，黄远庸的才华横溢在此时就可见一斑。

因为受到新思潮的影响，黄远庸不愿意做官，他再三请求清廷才得到以新进士的资格派往日本留学。他选了日本中央大学，专攻法律。1909年，黄远庸毕业回国，本想学有所成后报效国家，然而朝廷却只给他一些例如邮传部员外郎、编译局篆修的职务，一身本领无用武之地，他的失落之情尽显于怀。

民国成立后，黄远庸更加迷茫，虽然他没有参加过反清革命，但他也十分渴望推翻皇权统治后的中华民国能效法欧美尽快建立法制秩序，从而逐步实现他心中梦寐以求的自由主义理想。

就在黄远庸苦闷惆怅之时，他的同乡、北洋五大臣之一的李盛铎，赴西欧考察宪政归国了，李盛铎非常欣赏黄远庸，对他说道：“西洋方面那些熟悉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撰述人员，你如果干这一行，将来一定是位名记者。”

黄远庸深感政治腐败，仕途不彰，正有意退出政坛，于是他愉快地接受了李盛铎的建议，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毅然投身于新闻界。

1912年，黄远庸与蓝公武、（mài）共同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这是他记者生涯的开始，彼时黄远庸不过27岁。因为文章犀利泼辣，抨击时政立场鲜明，见解独到，黄远庸一时间声名大震，他们三人又都是二十出头的青年才俊，因此被人们称为“新中国三少年”。（尽管我们现在已经不称呼20多岁的人为少年了，但当时的人就是这么叫的）

这之后黄远庸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担任过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和北京《亚细亚报》的特约记者，同时也为《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报撰写文章，各大报刊都能看见他的身影，他的时评占据了新闻界的半壁江山。

他还创立了“远生通讯”这一“自媒体品牌”，更是被人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他几乎对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如宋教仁被刺案、袁世凯内阁两次倒台、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时事热点，他都能准确地抓住各个阶层读者的心，将事情的真相告知于天下。

黄远庸只活了31岁，他从事新闻工作也只有短短四五年时间，但也就是这就是这几年时间里，他被称作“民国第一记者”。在这几年里，他留下了大量的新闻通讯和时事评论，而且立场明确，影响极大。虽然他无权无财，但仅凭手中一支笔，就令袁世凯又爱又恨，一方面忌惮他的影响力，一方面又想让他为己所用。

黄远庸不仅在新闻界举足轻重，更是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者。清末民初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文化觉醒前最黑暗的时刻，崇尚改革的激进文化主义者既没有找到中国文化觉醒的突破口，又没有形成新文化运动的庞大趋势。旧的未去，新的为生，黄远庸就是在这新旧交接的黑暗时刻，带着超前的思想横空出世。

他在《忏悔录》中指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要改革国家，则必须改造社会，而欲改造社会，最终必须‘改造个人’”。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先声。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更是把黄远庸推为新文学“先声”的人物。他说：“黄远庸这位名噪一时的记者是文学革命运动的先驱。”

此外，胡适还认为黄远庸作为那一个特殊时代一位孤独的文化先驱者，不但具有浓厚的思想启蒙意识，而且富有强烈的现代内省意识。他所撰写的《忏悔录》深刻地解剖了自己作为一代新旧冲突时期知识分子在人格和灵魂上的严重分裂，把他的“忏悔”跟后来鲁迅的“时时解剖自己”、郁达夫的“自我暴露”和巴金的“讲真话”联系了起来，由此，胡适断言：“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黄远庸开启了这一现代性的闸门。”

黄远庸曾说，新闻“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这两点也贯彻了他整个记者生涯。上至国家总统，下至各级官僚，他都敢揭露、敢下笔痛骂。他不仅批判袁世凯意图称帝的举动，称他“终将是亡国之罪魁”，还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也冷嘲热讽，揭露和讥讽 “孙大炮”出卖国家利益、借助日本财阀的资金图谋执政等事（确有日本财阀出钱其事，但出卖国家利益存疑，资金实际上也用来帮助国内起义了）。

黄远庸致力于揭露各种丑恶，直言不讳，措辞锋利，时人不及。但由于太能骂人、有时候也不够客观，终究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1915年，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复辟帝制，为了给自己造势，他极力收买各种名流名士为他撰写赞成帝制的文章。袁世凯看中了黄远庸这位名震内外的记者，强制聘用黄远庸担任他御用的上海《亚细亚报》总撰述，随后他又派人向黄远庸表示，如果他能为自己撰写赞成帝制的文章，不仅能得到十万元的酬劳，还会许给他一个部长的位置。

黄远庸虽然不愿意，但也不敢明确表示拒绝。其实黄远庸一度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深信他是可以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民主法治和繁荣富强的领袖人物，直到袁世凯的称帝之心日益明显，他才意识到自己看错了人。

一开始黄远庸只是借口推辞，但是袁世凯那边天天一两封信的催促，频频施压，他没有办法，只得写了一篇似是而非的文章搪塞敷衍过去。可是袁世凯对他的敷衍之作表示十分不满，派人逼他重写。最终黄远庸坚守了自己的底线，选择了不合作，并且南下上海避祸，开启了逃亡之路。

在去上海的途中，他就在上海各大报刊头版刊登了反对帝制的启事，明确表示“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实难赞同一日”，宣布与袁世凯决裂。为了躲避袁世凯的追逼，在好友的帮助下黄远庸坐上了开往旧金山的邮轮，正式踏上了逃亡之路。

本以为逃出生天的黄远庸怎么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一举动加速了自己的死亡。

1915年，黄远庸在旧金山被枪杀离世，消息传回国内，不少人都悲痛万分。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大家纷纷要求严惩凶手，可是凶手早就逃的无影无踪了，去哪里找呢？于是，黄远庸之死成了民国的一桩悬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最初有两种说法。一种猜测是袁世凯利用黄远庸不成，就派人跟踪到旧金山杀他泄愤。另一种说法是黄远庸被当地爱国华侨当作帝制余孽而“误杀”，他一生无党无派，直言不讳，却死于党派暗杀，何其冤枉？

不论是袁世凯利用不成，反生杀心的，还是被爱国华侨误杀，当时人们都认为黄远庸遇害的根本原因离不开袁世凯妄图称帝这个关键问题。因此，人们认为黄远庸的死和袁世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直到1986年，刺杀黄远庸的凶手刘北海临死前道出了幕后主谋，真相才大白于天下。他执行的刺杀任务竟是由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所指使的，由后来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挥。刺杀的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中华民国的 “国父”孙中山。

后来有部分学者认为，黄远庸的死跟袁世凯关系不大，因为他的的报道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也多有抨击，如揭露和讥讽 “孙大炮”出卖国家利益、借助日本财阀的资金图谋执政等事。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部长和清华研究院导师的林志钧先生说:“远生（即黄远庸）论事论人不存成见，即使论起共和党，也并不因为熟人较多，气味较近，丝毫没有丝毫偏袒哪一党的意思。这种不存成见，公平评论的气度，亦是很可佩服的”。

正是因为这种“不存成见，公平评论”影响了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的政治根基和革命资金来源，进而妨碍了极为正义的“革命大业”。

当然这样的诠释有很多问题，孙中山本人心胸宽广，连章太炎的跳脚骂娘都忍得了，黄远庸客观的说两句怎么就解释不得就要动杀手了？所以这极有可能是一个误会。当时黄远庸到了美国，当地的报纸就开始大肆报道“Yuan－Yung Huang”来美的消息，一堆国民党人也搞不清楚黄远庸到底站谁的一边，有的人还说这是袁世凯的本家（Yuan=袁）多数的人以为他是袁世凯派来美洲宣传复辟帝制的亲信，这都上门来了，革命党人怎么忍得了？谣言四起，所以才有了孙中山下令刺杀那一出。

这绝对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黄远庸身故后，他的朋友将他所写的新闻作品全部收纳整理，编著了《远生遗著》，于1919年出版，是中国最早的报刊通讯集。

中国之大，那个特殊的时代却容不下一只自由的笔。黄远庸之死，当然是冤屈的。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对政治保持敬畏感的自由主义读书人。但是，在民国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像他这样的读书人是没有容身之地的。他从北京逃到上海，又从上海流亡到旧金山，就是想寻求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哪知，他的逃亡之路竟是一条不归路，一条夺取他性命的血路！他是那个黑暗时代的一颗闪亮的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