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誓師東征，目標直指大明王朝的都城—北京。同年二月丁亥，心力交瘁的崇禎皇帝“詔天下兵勤王”。

明朝雖然飽受清軍和起義軍的南北夾擊，但富庶的江南卻依然牢牢控制在明朝手中，崇禎皇帝依然有翻盤的機會。不過，守邊將領的不戰而降，加速了戰局的惡化。

除在山西寧武遭遇周遇吉的頑強阻擊外，大順軍進大同入宣府都是兵不血刃，彼時，時任南京兵部尚書的史可法聞訊急速徵調南方明軍北上勤王，但路途遙遠，遠水不解近渴。

崇禎皇帝將希望寄託於五鎮總兵。

在下詔勤王的同時，崇禎皇帝封遼東總兵吳三桂爲平西伯，平賊將軍左良玉爲寧南伯，薊鎮總兵唐通爲定西伯，鳳廬總兵黃得功爲靖南伯，山東總兵劉澤清爲東平伯。

五鎮當中，唐通部離京師最近，吳三桂部騎兵戰力最強，左良玉部兵力最多，這三位總兵也是最有希望入援京師擊敗李自成的。

接到皇帝詔書後，唐通率先以八千人入衛，崇禎命其守居庸關，唐通於二月底抵達居庸關旋即出關迎戰，但戰至三月六日，監軍太監杜之秩卻開城投降，唐通腹背受敵，也乾脆向李自成請降。

山東總兵劉澤清在接到崇禎皇帝命其扼守真定的詔命後，不僅拒不奉詔，反而“大掠臨清，統兵南下，所至焚劫一空”，大有割據山東以自立的態勢。

同樣有自立舉動的還有鎮守武昌的左良玉。左良玉部有兵馬二十萬，李自成攻打居庸關時，左良玉已接到勤王詔命，但左良玉卻藉故需要請示行動計劃，按兵不動。直至聽到京師陷落的消息傳來，左良玉遂於五月乙末誓師，發兵攻承天、德安、隨州，趁明朝在湖北的統治出現真空時擴充地盤。

就在唐通戰敗投降的當天，御前傳詔太監謝文舉也趕到了寧遠，要求寧遠總兵吳三桂奉旨入衛京師。據計六奇《明季北略》記載，吳三桂接旨後沒有立刻率騎兵馳援，反而是拖延數日纔出發，回援路上日行僅數十里，當他在三月二十日抵達豐潤時，京師已經失守，言辭中充滿了對吳三桂的指責。

吳三桂雖然在後世形象不堪，但說吳三桂故意拖延救援，卻着實冤枉了他。

吳三桂雖然是寧遠總兵，但其上還有薊遼總督王永吉節制，《清史列傳》記載：崇禎皇帝“令薊遼總督王永吉徙寧遠兵五十萬入衛，三桂留精銳殿後”。

寧遠的入衛，與其他幾鎮總兵有所不同，除了勤王，薊遼還有棄地徙民的任務，所以，王永吉和吳三桂統率的是兵民合一的50萬之衆。寧遠距薊遼總督衙門遵化的距離爲570裏，遵化距京城350裏，從三月六日奉詔到二十日抵達豐潤，王永吉和吳三桂在十四天的時間裏完成了50萬軍民的調動和八百里行軍，顯然算不上是有意拖延。

吳三桂沒能趕上京城保衛戰，主要原因是明朝大臣不願揹負棄地的罵名，進而推諉扯皮，直到李自成攻陷山西全境，崇禎皇帝才終於下定決心放棄關外，全力保衛京師。詔書下達時間過晚，也最終導致吳三桂沒能及時趕到。

歷史上的吳三桂叛明反清，即使他當年及時趕到了京師，我們也依然無法確保他會不會像松錦之戰時那樣未戰先逃，但至少在崇禎皇帝下詔勤王的那一刻，他依然積極執行了皇帝的詔命，帶兵入衛。

諷刺的是，坐視明朝滅亡的左良玉、劉澤清卻被南明視作忠臣，封侯晉爵，與這些人相比，崇禎皇帝自縊前的吳三桂，也算是個“忠臣”了。明朝的滅亡，並非亡于軍事的孱弱，實亡於人心的喪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