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有群“姐姐”，引领女性做高贵的自己，不再当男人的附属品

随着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和电视剧《三十而已》的热播，“30+”女性自信自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引发广泛认同。在近百年前，也有一群“姐姐”在文字的海洋中乘风破浪，竭尽全力发声，向女性同胞传递温暖和勇气。

1944年，张爱玲特意谈及一本风靡沪上的女性时尚杂志《玲珑》，说它一面传授美容秘诀，一面教女性如何严防男性攻击。

这本颇具女权意识的杂志创刊于1931年，核心理念是“提倡社会高尚娱乐，增进妇女优美生活”。它的受众主要是受过教育、思想相对先进的女性，它虽不是中国第一本女性杂志，却是第一本直呼读者“姐妹们”而非“君”的女性杂志。

早在1915年，商务印书馆就发行了面向女性读者的《妇女杂志》，涵盖社论、文学、艺术、家政等诸多领域，在全国乃至海外畅销，直至1937年停刊，它仍是民国时期发行最广、时间最长的女性杂志。

《妇女杂志》固然有进步意义，却被部分学者评价为“充满男性说教的厌女刊物”，毕竟，在该刊发行早期，能识文断字的女性只是少数，一些掌握话语权的男性知识分子纷纷变成“女德讲师”，在刊文中细数女性的不是，一面抱怨传统女性既没尽到妻母本分、又抱残守缺如家庭蛀虫，一面嘲讽接受西方教育的新女性是流连社交场合、只懂莺歌燕语的“花瓶”。

其实不只《妇女杂志》如此，“厌女”几乎是当时中国所有女性杂志的基调。在刊文中为弱势同胞仗义执言的女性，不仅会被一些读者批判挑起性别对立、扣上“仇男”的帽子，还可能招致对其发言身份的攻击。这种窘境，直到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伦常、再度反思妇女问题后才逐渐好转，《玲珑》正是这一阶段的产物。

在《玲珑》两周年纪念特刊中，主编陈珍玲表示，本刊除了倡导女权，还应为女性总结时代教训、科普实用知识。这里的“教训”不含老生常谈的道德意味，而是指新女性应具备的恋爱、社交等生活经验。

探讨婚恋也是《玲珑》永恒的话题，其中不乏独身主义女性现身说法，劝告为婚姻感到迷茫的女性同胞，“良禽择木而栖，若无良木，也可以不择。”

《玲珑》刊登的《怎样玩玩男子》一文，成为当时女性的“恋爱宝典”—与如今备受诟病的“好嫁风”不同，该文不是教导女性如何迎合男性，而是充满“姐很高贵，渣男不配”的底气，风格活泼，调侃意味十足，即使放在如今的网络语境也不过时。这期的《玲珑》还别开生面地提出“现代女子之三从四德”：从自己的志向、从众人的公意、从人类的公理；公德、私德、节俭的美德、好学的美德。

1936年，《玲珑》刊登《这时代需要哪一种女性》一文，或许可以看作当时新女性的标准，“有能力、有思维、能够劳动，拥有强健的体魄、新颖的思维、不做‘性’的依附、娶亲不要妨碍前程。”在这类文章中，作者普遍强调女性要实现经济独立、灵魂远高于外貌。

除了摩登女性，《玲珑》也很关注职业女性的处境。读者询问是否该听从男友做太太时，主编陈珍玲一针见血地说：“让女性不要工作回归家庭，是害怕失去工作的男人的借口，女人要站到社会上去，争取‘平等自立’。”谈及职业女性生育之困难时，作者提出效仿欧美女性的带薪产假政策，以维护孕妇权益。此外，关于职场性骚扰的探讨也零星见于该刊。

除了理念先进，图文并茂也是《玲珑》的一大特点，其中稿件多由在校或已毕业的女学生创作，甚至打出“本刊是妇女唯一喉舌”的标语。该刊开设的“玲珑信箱”栏目是编辑为读者解答疑惑的互动平台，比起同类杂志，内容更前卫、尺度更开放，诸如“处女”“处男”等两性问题得以登上台面。

此外，《玲珑》也向沪上名媛广泛邀稿，如创刊号中的《我的交际》一文就出自名媛梁佩琴之手，她在文中说：“女子交际要抛开‘一见钟情’的弊病和‘男子都很优秀’的见地。”这与之前男性在《妇女杂志》中嘲讽新女性是“花瓶”形成绝妙的互文。

谈及交际，《玲珑》还有对“女性友谊”的探讨，说女性挚友间的情感绝不亚于兄弟之情或男女之情，可惜很多女性出嫁后就彼此疏远了。

当然，作为时尚杂志，《玲珑》也广泛涉足服饰穿搭、电影、音乐、体育等领域。电影栏目主要分享来自欧洲、北美的新鲜电影资讯，以及影星的花边新闻，尤其是婚恋八卦。该栏目还别出心裁地为知名女影星打造特辑，这在当时绝对属于前卫的“影视企划”。

1937年8月，最后一期《玲珑》刊登一张题为《跣足涉水的小姐们》的摄影作品，在紧随其后的“玲珑信箱”中，有读者说她在华北战火纷飞时羡慕偏安一隅的修女，想像她们一样不忧世事。编辑回复：“枪炮未必打不穿教堂的墙，会有神来保护你吗？除了投身现实、改造现实、推动现实，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