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旧日本的试制1号坦克，1927年完成，从一开始观念和认识就已完全落伍

在二战期间，日本旧陆军的总体水平和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相差非常大。这不仅是国家科技和工业能力上的差距，同时还体现在思维和观念的前瞻性上。这方面的问题，在坦克的设计和运用上表现的尤为明显。

一：现代和未来战争的胜负，少数人的机智奇谋只是鸡鸣狗盗的细枝末节，更多决定于谁先获得“降维打击”的能力

工业化时代带来的工程能力迅速进步、军事理论空前的严密细致化，使得敌我双方决策指挥上的思维盲区越来越少，偶然性因素对战场局势形成决定性影响的几率越来越低。

在越是先进的战场上 ，传统战争史上被人称颂的机智和奇谋越是缺乏生存空间和可行价值。战争的胜负基本被定格在了“战略目标/投入资源/组织效率”三大要素的对抗上。

图：一战火炮

图：工业化国家的巨大钢铁产量，使一战战场上的关键地带均被双方用铁丝网和铁蒺藜、堑壕所覆盖分割，任何步兵部队的指挥官，在这样的环境面前都没有更多的战术发挥空间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炮火摧毁目标、步兵占领阵地”的传统打法开始失效。一战期间的各种“火炮+重机枪”、“坚固防御工事+堑壕+铁丝网”的攻/防体系，使得炮火摧毁目标的效率急剧下降；步兵的冲击会被堑壕和铁丝网阻滞、分割，然后被机枪火力压制摧毁。

图：没有战术上的取巧空间，一战的战斗胜负多数要以尸横遍野作为代价

索姆河这样的战役中，进攻方一天的伤亡就能达到好几万人。这样的仗整体上看打的极其愚笨，僵硬的观念和战术下，数以千、万作为单位计算的年轻人，他们不得不被消耗在战上，死的毫无意义和价值。

图：西方传统步兵战术的另一面，是极端的大胆、灵活、突破常规，由此形成了现代特种作战体系的发展基础

但实际上双方都不缺聪明人，然而也正因为双方都足够聪明、而且都足够专业，所以在技术水平、理论观念都处于大致相同级别的情况下，总体上谁都没有机会找到对方的显著缺陷，能实现以小博大的战略性翻盘。

要打破这种死亡均衡，必须要有全新的装备基础、全新的作战理论，率先用以往无法实现、也无法抵御的能力去打击对手。直到现在，这依然是现代战争中决定胜负最关键的一环。

打破一战僵局的，就是坦克（更准确的说，其实是内燃机在战场上的广泛运用，但这个话题太大，超越本文的范围）。

图：早期坦克有时候也会被铁丝网困死，坦克集中使用才能完全发挥威力

图：内燃机完全改变了军队的后勤物流系统，对战争样式的改变作用并不逊色于坦克的出现

内燃机的成熟，使得车辆可以携带沉重的装甲和枪炮在战场上行进。装甲使坦克可以有效抵抗绝大多数情况下的枪弹和炮弹破片杀伤，并在行进中直接压平、撕开铁丝网防御带，用自带炮火摧毁对方火力点、用机枪压制对方士兵。

坦克这种攻防一体的机动性装甲火力平台出现之后，如果仅少量、分开使用，那么对方还能通过更多的火炮、士兵去摧毁它。但坦克一定形成足够的数量，并且集中使用之后，就足以对重机枪、铁丝网、堑壕组成的阵地防御体系形成了毁灭性的冲击。

二：日本陆军的直接失败原因中，观念的迂腐陈旧问题远比国力有限更为致命

一战之后、二战初期及之前，各国对坦克在这一方面的作战效能，均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但是在对坦克未来的发展上，不同国家之间的认识水平却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恰恰是英法这样的战胜国、甚至坦克的起源国家，不少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坦克的完整潜力价值；倒是战败国——对于坦克的运用观念上表现出了更大的前瞻性，思维更少被传统观念所束缚。

这种现象实际上并不令人意外。越是传统的军队，内部越是讲究权威性和等级性，而军衔、履历又与年龄密切相关。

图：戴高乐作为战胜国的军官，居然观念上要向战败国学习看齐，这是一战后法国主流高级军官所无法接受的

在战胜国的军队中，秉持旧有观念的中高级军官往往会更加坚信自己的成功经验，并且更容不得教育和观念更贴近前沿的新一代军官或者技术人员的新想法——任何一种大幅度的改进、革命性的颠覆，都在不同程度上意味着对旧权威的否定。

对于海军和空军这样的技术装备性军种，不尊重物理规律的代价远比陆军严重、且难以掩饰，因此其合格军官的教育更为严格、而且带有浓厚的技术色彩。在个人思考认知的模式上，他们普遍更认同、而且会主动追求更为先进的作战理论和技术装备。

图：旧日本海军的表现要远强于旧陆军。这源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是海军是技术性军种，军官文化水平普遍性的大幅度优越于陆军；其二是旧日本海军在战争爆发前，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远比旧陆军的马鹿村炮们要普遍而深入

而在诸多军种中，陆军则历来是反智倾向最为浓重的地方，尤其是以步兵为主的陆军。这样的军队中，每一次新观念形成主流共识，都需要有无法否认的失败或者惨重代价，才能逼迫中高级军官团体接纳新的观念。

这种规律下，一些国家，比如德国、俄国，都迅速认识到，在未来的陆战中，敌我双方都必须大量运用坦克作为突击、迅速分割和控制战场的主力；坦克与坦克之间的对决不仅无法避免，而且还将会是坦克作战任务中的核心关键。

图：美军将缴获的旧日军94式坦克放在M4谢尔曼坦克上

而另一些国家，比如旧日本，对坦克的态度则停留在一战水平；坦克的作用，就是具备装甲防护的自行火炮，用于突破铁丝网、步兵堑壕，射击和消灭重机枪火力点这样的目标。

这种观念上的陈旧迂腐，成为后来旧日本陆军在太平洋战场上面对美军迅速溃败的直接原因。

三：旧日本陆军坦克只能运用在技术水平低下的二战东亚战场

基于运用思路差异，使得旧日系坦克的吨位都非常小，装甲非常薄弱，而且直到1940年之前，只有初速非常低下的短管炮。

图：同级别火炮，初速越高，造价越贵，寿命越短。而穿甲弹的初速和对炮管烧蚀作用都是最高的

在好处上讲，这样的坦克造价上相对要便宜得多——无论是发动机还是车身装甲结构，又或者火炮。在以中国大陆为主的东亚战场上，由于战争水平低下，89式坦克、97式坦克这样，火炮主要功能是发射初速仅300米榴弹的货色，确实是够用的。

图：97式坦克

因此当时在旧日本军队和军工企业中，虽然同样也有“坦克是最好的反坦克武器”一派观点的持有者，但是其意见在很长时期内都无法成为主流

在面对欧美的主力坦克型号时，旧日本陆军观念下的坦克——说白了就是掩护步兵的轻型火力支援车，由于火力与防护性上的全面劣势，只能成为活靶子。这其中火力性能上的差距，又是最为致命的缺陷：

如果具备基本的相互摧毁能力——即使是射程上存在显著的不对等，那么至少尝试一换一、多换一的自杀搏命式战术，依然有可行性基础存在。

但是如果在极近距离，一方的坦克依然无法正面摧毁另一方的坦克，而必须从侧面甚至后方发起攻击才能形成有效威胁，那么弱势一方的制胜机会实际上已经丧失殆尽。

图：日本3式坦克，开始具备勉强击穿M4坦克的能力

尤其是旧日军部队士气的维系、对伤亡率的承受能力，极大建立在对“精神力量”渲染形成的狂热气氛基础上。

在战场上完全无法摧毁对方的坦克——即通过发挥“武士道精神”与敌方同归于尽都成了奢望的情况下，被迅速摧毁的不仅是核心战斗力，还有其参战部队的整体士气。

四：苏联陆军表现太烂，没有彻底打醒旧日本陆军，美军因此捡了大便宜

这种缺陷最早在实战中开始暴露，其实是源于1939年的日苏诺门坎战役。但是由于该次战役中苏军表现的相当烂，虽然从“战略意图的实现”这一标准来评判，苏军取得了无可置疑的胜利；但是其总的人员伤亡、作战装备损毁、物资消耗，均显著高于旧日本军队。

图：BT-7。在诺门坎战役中，89式坦克在面对苏军BT-7坦克时，通常以惨败告终。后者装备45毫米坦克炮

这使得在对于现有坦克设计、运用思路的评价上，顽固守旧派依然可以找到大量战术上的胜利案例来给自己站台——虽然其中相当部分是夸大、甚至凭空创造的产物。

尤其是在二战中，日本举国上下都处于正能量宣传不可置疑的环境下，诺门坎战役被神化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伟大成就，彻底否定现有主战装备思路的行为非常容易被直接定性为崇洋媚外的日奸行为。

这种内耗性的矛盾，使得旧日本坦克的发展转型非常勉强和迟缓。1940年97式坦克开始出现装备真正坦克炮的改型，但火炮口径仅有47毫米，而同期欧洲战场上的主力坦克口径都基本达到75毫米。

图：M4谢尔曼坦克

1944年开始，旧日本坦克和美军坦克在塞班岛、吕宋岛、冲绳岛发生直接交战，47毫米炮的97改中型坦克在M4坦克面前一触即溃。日本自卫队坦克指挥官出身的将领木元宽明，后来总结为“巨大的火力差距让日军顷刻间就全军覆没了。”

旧日本军队真正具备主战坦克功能定位的型号，实际上是后来的三式和四式，这两种坦克的批量生产都已经到了战局覆灭已不可挽回的阶段。比如三式坦克1944年才开始生产，44年产量55辆，45年产量111辆，而且在性能上，依然远差于对手。

图：4式中型坦克上，日军获得了对抗M4谢尔曼坦克的纸面能力

三式坦克装备的是移植过来的90式榴弹炮，在600米距离上都不能确保有效击穿M4坦克前装甲。后来的四式坦克，在装备身管长度38倍口径的75毫米坦克炮后，才获得了1000米距离上高概率穿透M4前装甲的能力。

五：旧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根源于国家体制与社会文化的失败，军队本身的腐朽落后只是浅层的外在因素

美国兵器部和情报部的《联合调查报告》评价四式坦克时，提到“如果日本加紧配备并且当时被送往菲律宾的话，那么或许与美军决战的结果就要改写了。”

但从整个战争进程的角度来看，即使是1942年开始，日军就大量投产三式、四式坦克，能改变部分关键性战役的结果，也只能延缓而不是逆转战争的结局。

图：东京法庭，审判日本战犯

二战中日本的失败的必然性，不仅是国力规模上无法与美国抗争，还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掌控了整个日本战略走向的旧军队中，极高比例的高层决策者，都好战却完全不具备对未来战争的预见能力和正确认知——计划和美苏在地面决战，却连正确应对对手的基本交战模式都无法把握。

这就导致在国力资源的总量上不如对手的同时，对于国力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

实际上也显著低于对手——而且一定要把事情在领导英明的万众呼声中，把局面搞到不可收拾、无法粉饰，才会扭捏修改。

这种决策层的集体认知/行为缺陷，是彼时旧日本文化和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相同的逻辑，浸透了旧日本从外交到军事、从战略到战术上的每一个层面，小至几个坦克的型号，大到整个旧日本的国运，其实都是沿着相似的轨迹走向末路：

图：近现代日本，即使是最反智最愚昧的年代，也从未蠢到过完全中断、摧毁国民的教育体系，而一直极为注重教育的普及和质量，这是二战后日本迅速成为发达国家，作为战败国却发展的远比一些战胜国成功的关键性内在因素

幕府末期的文化管制开放，使日本以兰学（兰指“荷兰”）为切入口，开始广泛引入源于欧洲的各种理论、科学，为日本在1854年后国家制度迅速向工业化、现代化国家转型奠定了基础。

百年的兰学引进积淀，使得旧日本在1854年打开国门后很短的时间内，真正的国家实力就大幅度超越了同期的满清中国。但显著的发展成就，也使得旧日本的统治阶层完全冲昏了头脑，他们在两个问题上犯下了关键的认知错误：

1、高估了自己的发展程度，高估了自己达成战略目标的能力。

截至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从幕府时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已经为形成了相当出色的教育等社会基础，在一些领域开始出现世界级的前沿成果。这给了日本决策层极大的错觉，认为自己已经和传统强国没有区别。

但实际上当时日本的真实科研和工业能力也依旧显著不如欧美。国力的发展、军事力量的建设，很大比例都高度依赖从西方引进的关键原料、仪表/生产设备、设计/制造理论。

图：旧日本海军舰队，在当时世界上确实是非常强大的力量

从社会发展阶段而言，日本当时并没有彻底完成西方先进理论技术的内化过程，还没有到断奶的时候。这种内化过程，在一个领域的发展中，由浅及深的会出现多个阶段。

首先是学习跟踪，掌握对方已经公开的基础（包括理论与实际产品）；其次是在对方提供的基础上，能够研发出接近对方主流水平的成果；最后是真正的形成足够普遍和强健的社会机制保障，保障最前沿的新理论假说/技术方案能自由产生、高效竞争，以最低的经济代价实现最快的发展。

彼时旧日本追赶世界前沿的水平仅停留在第二阶段，而包括天皇在内，大多数高级决策层，受限于他们所接受教育的时代局限性；对于第三阶段的重要性、第二/第三阶段的本质差异，完全没有认知能力——只认果子，不认果树。

图：珍珠港事件爆发，旧日本命运彻底注定

这使得战争爆发、对外严重断奶之后，旧日本绝大多数基础科研和工业领域的发展速度迅速减慢，不乏大幅度倒退的案例。而在战争爆发之前、甚至很长时间之后，旧日本的战略目标制定，都是按照之前完全高估的能力水平、特别是预估的未来水平作为标准的。

最初的目标虽然脱离实际，但及时调整、止损，旧日本未必不能保住相当一部分侵略成果。

但问题是，汽车被全力加速起来之后，再要想踩下刹车，巨大的惯性就不是那么好克服的了——而整体社会的政治气氛，恰如汽车的惯性；彼时旧日本的整体社会文化风气，已经是不撞墙撞到死伤惨重，便无法清醒和停止下来了。

2、鼓动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短时间内掩盖和转移国内社会矛盾，最终会导致战略政策的全面失控

19-20世纪，相当多后发国家走向工业化的历史进程都非常血腥。大规模饿死人、用毒气弹消灭交不出粮食的农民，都是历史上真实的惨剧。

这些国家由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缺乏，又试图在二三十年、甚至三五年内，就要赶上老牌西方强国积淀百年甚至更长久的发展水平，因此对内极限压榨平民——特别是农民，把资源投入到工业发展上就是唯一的出路。

图：根正苗红的昭和小粉红，自幼武德充沛

旧日本在战争发动前，很长时间内都处于这种状态。为了抚平民怨，维持政权稳定，把平民的愤怒指向他国别族，就成了缓解内部矛盾的有效短期手段；旧日本的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官方推动、并长期盛行的。

这导致了非常可怕的后果。当几代人都沉浸在这种氛围中时，就意味着牵涉到这个国家运转和政策制定、执行的大多数人，都已经习惯于基于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价值观念。

图：南京大屠杀等累累兽行，在旧日军相当高发的深层次因素，有极大部分源于旧日军的教育体系中，由于民粹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对伦理和法律相关课程的全面清洗和扭曲——比如将对军事和社会伦理的思考，简化为对天皇的至死效忠、对他国别族的仇恨敌视，一切超越伦理道德底线的恶行都能得到纵容和支持

在旧日本的近代政治和军事历史上，更年轻的人，用更极端的手法——包括肉体刺杀和消灭，表达更激进的态度和观点的事例，由此也屡见不鲜。

这种温和即软弱，退让即背叛的审判性思潮一旦浸染全国，比激进者更正确的，就只能剩下更激进的人。当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自我纠错能力也就彻底丧失殆尽。

即使是到了高层都清楚败局已定的战争后期，天皇和内阁自己都无法、也不敢去出面扭转政治口径的风向。旧日本国家战略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就像一辆刹车失灵的汽车在大下坡的断头路上狂奔一般，就此完全失去了灵活性和自我纠错能力。

结语：

在他国的犹豫、绥靖、忍让中，旧日本的军事威慑、扩张路线，可以在初期通过讹诈和豪赌营造短期的胜利狂潮；但这个进程只要持续下去，最终的疯狂和全面溃败就是注定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