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十之八九被预设成这样了。」「或许我们全都被预设了，对吧？」

查理理·考夫曼（Charlie Kaufman）乃是当代最炙手可热的荷里活编剧，虽然产量不多，却每每让人咋舌。「存在危机」是他创作的母体，透过游离于意识与潜意识，变态的欲望形成一次次的灵魂冒险。平心而论，查理的编剧功力往往是双面刃。由于剧本蕴藏大量精雕细琢的心理描写，导致演员发挥空间极大，故此演员往往是极为受益的部分。可是，旨于以影像讲故事的导演则陷入难题。毕竟，呈现意识流甚至更夸张的符号，实际执行必会困难重重，即使导演费煞思量的还原，但镜头仍然无法达到加乘的效果。新作《我想结束这一切》（I'm Thinking of Ending Things）延续查理的疯狂幻想。电影讲述男女主角冒着暴风雪，前往男方父母的农场聚会。决意分手的女主角却不知从何开口。漫漫的旅途中，表面上她如常跟男友对答，内心却奏出截然不同的内心独白。到了男友家中，其父母的行径怪异，像是念不到字词、突然大笑等，继而一连串的场景转换，如杰克的房间和病重的妈妈，让人看得一头雾水。离开农场后，主角光顾一间男主角熟悉的雪糕店，但店内职员不是惶恐就是发姣，店员告诫女主角不要到学校。到了学校，老人与她终于相遇，然后一切显得完全脱序...

《我想结束这一切》改编自作家伊恩·里德（Iain Reid）的畅销同名小说，电影大抵承继了小说的叙事逻辑和梦幻质感，而且极少场景和人物亦有助集资的现实考量。若阅读小说内文，乖戾病态的孤寂犹如癌细胞游遍通体。回家的路上独处二人喋喋不休，存在的定义、真实的走向、主体与客体等话题如飘雪般掠过，表面上这是建立角色设定和想法差异的开场，实际上这亦是老人脑内意识的剧场，可见他的矛盾和挣扎。不同的是，小说讲述的是最后一次，而电影建构的是千回万转的其中一次，相较于小说，电影显然更沉鬰与悚然。在这个与那个空间里，时间怪异地跳跃或回流，透过电影作为媒体的特质，它把愿望与绝望、年轻与老迈、真实与幻象挤压成一个失控的漩涡，一切都被模糊掉，然后重组成那个老人的模样。校园清洁工年纪老迈，年少时父母对其疏忽照顾，现在长期独居，日常苦于口吃和诡异想法，终日以观看爱情电影聊慰，唯有透过幻想一个虚拟的女友，甚至一个世界，假装自己还在活着，方可暂时解决自己的寂寞。女人（Jessie Buckley饰）的设定恰好倒模自老人的性格特征和喜好，作为他的爱情理想对象，「我想结束这一切」的念头却使女人产生分手的念头。所谓的「结束一切」，其实语带多关。一方面，女主角一直渴望这段关系的结束，另一方面，这亦可意指老人希望杀掉脑内角色代表的怯懦、阴影和焦虑。更可能的是，老人结束的，是自己残余的岁月。可是，观众对于老人的背景认知，却是少得可怜。如此一来，《我想结束这一切》形成了相互影响的认知黑洞，一方面众人距离本体愈走愈远，另一方面老人的背景空洞愈是扩张。故此，观众不得不放弃寻觅电影的内在逻辑，而是彻底投身至「空洞」叙事的虚无状态。

《我想结束这一切》看似毫无关联的「非线性」三幕叙事，实际上编剧已埋下多条伏线。四名角色相互分配他的特质，相互成长。老人意图以终极幻想掩饰残缺的肉体和悲观的心态，希望虚实混杂的记忆碎片拼凑一段浪漫故事，填补内心空白处。可是，他始终无法编写理想的结果。纵然《我想结束这一切》的设定是一场鬰梦，但编剧对于「现实之于叙事」赋予了绝对的影响力甚至价值。老人幻想女人首次探访自己的父母，即使他把她设计成完美的女友，他却无法肯定什么时候才是最佳时机，导致父母的容貌、性格、身体状态一再改变。老人以为妄想已经成为人生的全部，「现实」除了成为剧情推演的绊脚石，也是主角本人的一大困厄。《我想结束这一切》建基于虚构角色的回忆、欲望与恐惧。老人每日游走于校园各个角落，他感受到年轻人的嘲弄，也意识到发鬓苍白的象征，唯有透过幻想不同人物，他才能暂时逃出这个残破的躯体。可是随着故事推演，主角们均自行作出决定和发展独立的心理状态，导致老人迎来二次失败。如此一来，所有角色服膺于这个老人的意识，与此同时，角色们的行为亦解离成各自的自我意识，正如途中看到簇新的秋千，或是雪糕店的女士们。如此一来，究竟角色自身逐渐形成了主体性，还是角色仍然受到老人不同的意识拉扯，造成性格的转变？

由此延宕，《我想结束这一切》人物的主体性与客体性是模糊不清的。《我想结束这一切》充斥着大量的引据，由《景观世界》到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从宝綝凯尔（Pauline Kael）到约翰奈许（John Nash），老人对自己的想象都是来自别人的创作、对别人创作的见解也是来自别人的评论，人物似是不经消化般的朗读不同文本，借此产生了突兀感。即使老人是整个幻想的始创者，但他的一切都是来自别人的。老人一直希望成为知识分子，却无法洞悉自己力有不逮的现实。如此一来，《我想结束这一切》基本上没有真正的主体，只有互相影响的客体。「空洞」的人物设定和喋喋不休的对话与背诵，不过是一再呈现我们的寂寞和焦虑而已。回归技术层面，《我想结束这一切》大抵承袭了查理的电影特色。除却查理以外，电影摄影师卢卡斯·扎尔（ukasz al）也是大有来头。作为彭维彭域高斯基（Pawel）黑白作品时期的摄影师，卢卡斯·扎尔擅以4:3的银幕比例，并且把镜头稍向上直摇，形成头顶上更大的空间（Dead Space）。由于《我想结束这一切》强调角色的神秘身份，这样的构图处理的确更能呈现他们各自的精神焦虑和怀疑。可是，《我想结束这一切》刻意突显饱满色彩的美术设计却抵消掉黑白影像的空灵感，而且喋喋不休的对话形成过度剪接的节奏，导致主创团队构想的影像未能配合，事倍功半。

若回顾查理的过往作品，《我想结束这一切》可谓《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Being John Malkovich，1999）和《纽约提喻法》（Synecdoche New York，2008）的合成及延宕。《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透过不断消减欲望，让自我意识进入一个又一个的身体，从而延续生命。《纽约提喻法》充斥着剧作家主角对于身体、家人、伴侣和创作的各种猜疑，唯有以建成模仿纽约的剧场场景，才能抵消自己的焦虑。事实上，我们每日营营役役的工作，努力扮演作为「我」这个角色，借此换取食物、住所、娱乐、精神慰藉。

我们既是演员，也是导演。一场名为「生命」的剧场，各人自主的表演，箇中呈现的孤独和绝望是否真实？世界不过是一出舞台剧或电影，它是戏剧，同样是现实。到头来，即使《我想结束这一切》貌似供出一个较乐观的结局，查理仍然是重述着一个故事。每个角色均可窥见他作为编剧和（自认失败的）中年人的焦虑。纵然处于虚幻的人物和故事中，一个终生孤独的人唱着《Oklahoma》一曲，仍然真挚动人的。幻想既是其唯一和擅长的逃脱计划，但继而产生的空虚感来袭，迎来更难耐的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