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凌子风：“改编就是原著加我，别人怎么着，跟我无关。”

《春桃》本是现当代作家许地山先生于1934年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讲述了妇女春桃在新婚之日因遭遇土匪与丈夫李茂离散，她独自一人流落至北京城中，只能倚靠拾破烂为生，在北京生活期间，春桃与刘向高相爱并结伴生活，一日春桃在街上拾破烂之时，巧遇了自己从前丈夫李茂，之后三人一起生活的故事。

在1988年，导演凌子风将《春桃》改编成了同名电影，由刘晓庆和姜文主演，并获得了第十二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作为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春桃》之所以收获了巨大成功，除了电影保持了原作本身的思想感情之外，也离不开凌子风导演个人对小说的深入理解和合理改编。

1、社会背景的淡化

《春桃》小说写于1934年，小说的背景也自然而然的放在了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1934年的中国是个战乱频发、多种势力掺杂的地方，内部各方军阀林立，外部日本军队已经开始入侵东北地区，小说的描写虽然保持了许地山一贯冷静超然的笔触，但是不可避免地显现出了当时中国内忧外患，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

小说中李茂对自己腿部致残过程自述的部分，是最能体现出庞大时代对普通人残酷碾压的部分，但是在电影中，导演则有意略去了小说中这些详细描述时代背景的部分，对于李茂腿部致残的原因，导演仅用一句“打日本人”就轻轻揭过了，并没有继续深挖旧时代下个人悲剧的意思。

这样的改编极大增加了电影中的温情色彩，可以明显的注意到：在电影《春桃》中，除了“巡警”这个明显带有民国色彩的角色，观众是很难见到刻意强调《春桃》小说时代背景的角色出现。电影里的各种人物角色的相处，大体上是较为祥和的，并没有展示出太多旧时代的残酷性，也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观众对民国时代残酷背景的总印象，这种改编与当时电影拍摄时期的社会背景是有一定关系的。

许地山先生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之一，虽然小说《春桃》维持了他一贯冷静超脱，充满禅意的创作风格，但是在兵荒马乱的大环境下，《春桃》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写实性和社会批判性。而在1988年，中国内部的文学审美已经脱离了文革时期压抑趋同的大环境，随着“文学寻根”和“重写文学史”等各种文学思潮的竞相出现，沈从文、许地山等现代作家文学作品中蕴含的“人性之美”被重新发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凌子风导演选择将电影《春桃》的主题聚焦在了人性之美上，以至于模糊了小说中《春桃》的社会背景，是并不奇怪的。

2、配角人物的增添

在小说中，作者并没有花费任何笔墨去描写其他人物，大部分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情节推动都依靠人物对话来进行，而在电影中导演则通过增添了傻子媳妇儿和傻子、老吴头夫妇等这些人物，来借以完善春桃、李茂、刘向高的人物形象，也通过增添的街坊四邻这些配角来制造戏剧冲突，以此来推动电影情节上的发展。

电影中傻子显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傻子家也经常陷入困顿，春桃作为她们的邻居时不时地就得前去接济他们，这一情节的增加从侧面印证春桃善良的品格，也为她不顾世俗眼光，执意留下残疾的“丈夫”李茂埋下了伏笔。同时傻子一家的困顿和艰难处境，也是一种映照，从侧面说明了，春桃与刘向高的结合不仅是出于感情上的一种需要，更是出于人物在生存上的无奈之选。

在傻子媳妇被调戏的这场戏份中，匆匆赶来的刘向高三拳两脚就赶走了调戏傻子媳妇儿的恶霸，这一情节一方面彰显刘向高的善良和勇敢，另一方面高大健全的刘向高和门外无助的傻子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对比，明面上是“健全”的刘向高和“不健全”的傻子之间的对比，实际上暗地里也是“健全”的刘向高和“不健全”的李茂之间的对比，为电影后半段李茂心灰意冷的自寻短见做了铺垫。

除傻子和傻子媳妇儿之外，导演还增加了老吴头夫妇和街坊四邻这些配角，这些配角的加入，为影片增添了市井生活的烟火气，同时也推动了电影剧情的发展，比如刘向高出走的导火索就是他和市井邻居的冲突，老吴头夫妇则是电影中的旁观者，导演通过老吴头夫妇之口向观众讲述了李茂到来后，三人不得不同吃同住，以及之后三人面临的尴尬处境。

3、故事情节的美化

相比于原著小说的冷静和克制，凌子风导演镜头下的人物则多了更多炙热美好的情感。许地山先生在小说里描述过造成春桃困境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感情，另一部分则是因为乱世中底层小人物的生存困境。春桃对刘向高的需要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爱情，另一部分则是因为春桃想要在城里生存下去，需要一个健全的男人，这种描述很容易让人想起许多现代文学作品中对男女关系在生存压力之下“非常态化”的描写，比如沈从文的《丈夫》中，在丈夫和家人默认下，卖身养家的年轻妓女“老七”。而在电影中，导演则将更多的关注集中在了两人诚挚热烈的感情之上，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本小说中所具有的对底层人物生存状态的刻画。

电影的结局也更加美好，在目睹了刘向高出走，春桃对刘向高的思念后，李茂自觉地选择了成全刘向高与春桃之间的爱情，这一举动使李茂这一人物形象瞬间高大了起来，而在小说中，三人的关系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个明朗的结局。

这样的改编显然与导演自身的情感和价值取向有关，凌子风导演早年是延安文艺运动积极的参与者，其对底层人民怀有更多的温情和理解，而在20世纪30年代，许地山先生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一员，其多多少少会受到鲁迅先生提出的“国民性批判”的影响，他对底层人民更多的是冷静地观察，如实地展示他们的生存困境，而非对底层小人物身上美好品性的赞扬和歌颂。这种文艺创作者自身价值取向的不同，也被如实的反映在了他们的作品之中，这就造成了电影与原著之间的差别。

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作品与影视的联系也愈发紧密，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搬上了大银幕。在观看文学作品改编成的影视作品时，我们不免发现，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并不是指：影视作品将文学作品原原本本的复现出来，其中或多或少都会被刻入时代的痕迹和导演自己的个人理解。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实际上是一种包含个人和时代痕迹的二次创作，所以要解读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不仅要了解文学作品写作的时代和背景，同时也要了解导演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以及导演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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