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文最新演講:中低收入人羣的收入和消費增長顯著慢於疫情前,財政政策可發揮更積極支持作用

“迄今爲止,我們在疫情恢復以後的經濟數據之中看到的是,相對於農村居民來講,城鎮居民的工資收入增長,平均恢復得更快。”

“在疫情爆發之前,平均來講,農村居民的社會消費品零售比城鎮居民大約要快1.5個百分點,或者略多一些,這與農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增長更快,是基本一致的。但是疫情爆發以後,差距迅速收窄到0左右。”

“到今年七八月份的時候,豪華轎車的增速已經超過了疫情之前的水平。相對而言,普通轎車的恢復速度要更慢。如果我們計算豪華轎車跟普通轎車增速的差,可以清楚地看到,儘管在疫情之前,豪華轎車比普通轎車的速度要略快一些,但是在疫情之後,豪華轎車的恢復速度比疫情之前要快得多。”

“中國的經濟經歷了強有力的恢復,在出口、投資和工業生產,包括房地產等一系列重要領域,經濟活動已經恢復到甚至超過了疫情之前的水平。

但是在另外一些領域,經濟活動的恢復相對更慢,並且非常不平衡。這種不平衡突出的表現爲,中低收入人羣的收入增長和消費增長顯著慢於疫情之前的水平。而對於高收入羣體而言,他們的財富和資產早已經恢復到並且顯著超過疫情之前的水平。”

以上,是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在週末的外灘金融峯會上,分享的最新精彩觀點。

高善文結合對三個數據變化的觀察,認爲疫情後,中低收入人羣的收入增長和消費增長顯著慢於疫情之前的水平,而高收入羣體的財富和資產早已經恢復到並且顯著超過疫情之前的水平,因此財政政策應該結構性地針對特定羣體、特定行業採取支持措施。

聰明投資者整理了高善文演講全文,分享給大家。

財政、貨幣政策仍在產生積極支持作用

非常高興今天有機會參加交流,就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做一點討論。

我們知道,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首先是一次公共衛生的危機,接下來纔是一次經濟危機。

所以對新冠病毒全球流行的應對,首先是一場公共政策層面上,政府的大規模動員和應對,在比較次要的層面上,纔是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應對。

從中國過去幾個月的情況來看,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中國政府在控制和克服這場公共政策危機層面上,採取了非常強有力的措施,並且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取得了相對比較徹底的效果。

相對其他大多數國家而言,在中國境內發生的疫情後續爆發,它的規模和持續時間都非常小,這一點使得中國的經濟恢復的路徑,以及我們所討論的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與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存在一些比較重要的差異。

在這樣的背景下,毫無疑問,特別是在疫情衝擊比較嚴重的時候,中國的財政貨幣政策也做出了非常強有力的回應。

這種強有力的回應,對於穩定金融市場、保持信貸的正常流動、保持基本的民生、保持基層政權的正常運轉、保證全社會正常工作都發揮了非常基礎可靠的、極其重要的作用。大家作爲經歷者,這一點也是毋庸置疑的。

在後續的經濟恢復過程之中,迄今爲止,財政和貨幣政策也在繼續產生着比較積極的支持性作用。

疫情之後

城鎮居民工資收入增長恢復得更快

由於時間關係,我今天在這裏,想跟大家分享我們對數據變化的三個觀察,來討論一下,在中國當前的背景下,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問題。

首先,根據入戶調查數據,我們所知道的中國的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工資性收入的增長情況。

在這張圖上,上邊的藍線是基於戶調數據,在相對略長一點時間序列上,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的增長情況,下邊的紅線是城鎮居民工資性收入的戶調情況。

在疫情爆發之前的很長時間裏,平均來講,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比城鎮居民大約要快兩個百分點,就是它的差,農村居民比城市居民要更快,這一差大約是在兩個百分點左右。

我們來看看差的變化,在疫情爆發之前,這個差一般都穩定在兩個百分點左右,疫情爆發以後,這個差從兩個百分點左右迅速下降到負的兩個百分點,再回彈到0左右的水平。

迄今爲止,我們在疫情恢復以後的經濟數據之中看到的是,相對於農村居民來講,城鎮居民的工資收入增長,平均恢復得更快。

再來看一下農村和城鎮的社會消費品增長情況。

我們看到的情況是類似的,在疫情爆發之前,平均來講,農村居民的社會消費品零售比城鎮居民大約要快1.5個百分點,或者略多一些,這與農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增長更快,是基本一致的。

但是疫情爆發以後,差距迅速收窄到0左右。在正常的條件下,農村居民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的增長率本來要快它1.5~2個百分點,但是疫情爆發以後,這一差距基本上收窄到了0左右。

普通轎車恢復速度更慢

七八月豪華轎車增速已超過疫情前水平

再看第三個重要的領域——汽車的消費。

從我們相關的角度來講,我們把中國汽車分成豪華車、中型轎車、經濟型轎車。

所謂的豪華轎車,在這裏是這個單車價格在30萬以上的轎車。在汽車銷售的恢復過程之中,由紅線所代表的豪華轎車的銷售恢復速度要快得多。

到今年七八月份的時候,豪華轎車的增速已經超過了疫情之前的水平。

相對而言,普通轎車的恢復速度要更慢。如果我們計算豪華轎車跟普通轎車增速的差,可以清楚地看到,儘管在疫情之前,豪華轎車比普通轎車的速度要略快一些,但是在疫情之後,豪華轎車的恢復速度比疫情之前要快得多。

中高收入羣體的財富較疫情前出現了大幅度的上升

財政政策可針對特定羣體採取支持措施

我們用這些數據合併想說明的一個結果是,儘管在過去幾個月的時間之中,由於我們剛纔所討論的一系列原因,中國的經濟經歷了強有力的恢復,在出口、投資和工業生產,包括房地產等一系列重要領域,經濟活動已經恢復到甚至超過了疫情之前的水平。

但是在另外一些領域,經濟活動的恢復相對更慢,並且非常不平衡。

這種不平衡突出的表現爲,中低收入人羣的收入增長和消費增長顯著慢於疫情之前的水平。

而對於高收入羣體而言,他們的財富和資產早已經恢復到並且顯著超過疫情之前的水平。

在這一力量的支持下,不僅是經濟的投資活動,包括高收入人羣相關的消費活動,也呈現了超過疫情之前的、更強勁的恢復。

由此,我們回到了財政和貨幣政策協調的問題。

面對疫情的衝擊,貨幣政策前所未有的寬鬆,前所未有的寬鬆貨幣政策,在穩定了金融市場、保證了信貸正常流動的同時,也明顯地推升了資產價格,推升了股票市場的估值水平,推升了房地產市場的價格。

而大量的資產主要是由中高收入羣體所持有的,因此在疫情演化的過程之中,由於這樣的原因,中高收入羣體的財富相對疫情之前反而出現了大幅度的上升。

這種上升當然有助於經濟活動的恢復,有助於他們消費的恢復,有助於他們相關的實體經濟投資活動的恢復。

但是,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大量的低收入羣體實際上是難以受益於寬鬆貨幣政策所帶來的資產市場上漲。

由於疫情本身的原因,對經濟活動的衝擊相對集中在少數領域,比如說集中在服務業、航空、旅遊、餐飲、線下零售等等領域,而大量的低收入人羣相對比較集中地在這一領域就業,所以他們的生活狀況、收入和消費受到了更嚴重的衝擊,從而妨礙了經濟活動的進一步恢復。

而財政政策在這個層面上,本來應該結構性地針對特定羣體、針對特定行業,有更針對性的、可逆的、相對更強有力的支持措施,或者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社會保障,對這些羣體提供非常強有力的支持。

而迄今爲止,在中國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之中,在這一領域出現了一定的漏洞或者瑕疵,而這一瑕疵可能在社會公平的層面上有一些問題,也妨礙了經濟更有效率和更可維持的自我恢復。

我的討論就到此結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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