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剧背后的故事：由三十六个伤病员发展成一个师

现代京剧《沙家浜》是八大样板戏之一，前年，凭借反腐大片《人民的名义》中陆毅饰演的侯亮平和胡静饰演的高小琴多次把剧中智斗唱段进行演绎，这部剧又重新唤起了人们的记忆。

《沙家浜》讲述的是江南新四军浴血抗日的故事：某部指导员郭建光带领十八名新四军伤病员在沙家浜养伤，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找到这批伤员，日伪军对沙家浜地区展开了疯狂的大扫荡。由于党组织事先已安排伤员转移到阳澄湖的芦苇荡里，敌人一无所获。不甘心就此放弃的敌人便命名义上抗战、实际上已经投降了的“忠义救国军”进驻沙家浜，设法找到这批伤员。“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参谋长刁德一向阿庆嫂打探伤员下落，阿庆嫂与敌人巧妙周旋，并引诱敌人开枪，利用枪声通知了芦苇荡的伤员，使伤员提高警惕。沙家浜被敌人长期，阿庆嫂按县委批示派沙四龙把伤员转移到红石村。敌人找不到伤员，抓来群众拷问，一无所获，气急败坏地杀了一些群众。几个月后，伤员痊愈，沙四龙也参加了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率领新四军战士，组成突击排，连夜奔袭，杀回沙家浜，此时正值胡传魁举办婚礼，新四军出其不意地杀入，一举全歼了盘踞在沙家浜的日伪武装。此后，新四军继续为解放江南大好河山而奋战。

京剧《沙家浜》的前身是沪剧《芦荡火种》。

将《芦荡火种》改名为《沙家浜》的人是毛主席。

毛主席的说法是：“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戏是好的，剧名可叫《沙家浜》，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芦荡火种》则改编自随军记者、作家崔左夫的文学报告《血染着的姓名》，而《血染着的姓名》的诞生，源于崔左夫对在淮海战役时对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副司令员刘飞的采访。

也就是说，《沙家浜》里面演绎的人物和剧情全是真人真事！剧中的男一号郭建光的原型就是刘飞！

刘飞原名刘松清，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八里区罗家田村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30年1月率部参加红军，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政委、独立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奉调到新四军工作，转战于大江南北。

1939年，新四军所面临的环境日趋险恶，一方面，日本人的清剿活动越来越凶残；另一方面，国民党的各种限制也越来越严酷。新四军的很多干部被迫改名换姓。原名刘松清的刘飞改名为刘清。陈毅同志却认为他性格勇猛，而且满脸络腮胡子，酷似三国猛将张飞，于是将他的名字改为“刘飞”。

一开始，刘飞对这个名字是拒绝的。盖其原因，飞字的繁体字笔画多、结构复杂，刘飞文化不高，写起来颇费周章，所以，每在签署各种文件和作战命令时，刘飞都忍不住“埋怨”说：“陈老总真是捉弄人。”但是，时间一长，刘飞也觉察出了陈老总为自己起这个名字的深意：那是在督促自己要多学文化啊。从此，每在战斗间隙，刘飞都会自觉地抽出时间来学习文化知识，最终成为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将领。

1939年5月，以新四军为主力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大战黄土塘，夜袭浒墅关日军火车站，火烧日军虹桥机场，声威大振。

9月下旬，刘飞的部队在江阴顾山镇遭遇了国民党顾祝同“忠义救国军”的袭击，在对敌作战中，刘飞被一颗子弹击中了胸部。一开始他并没有很在意，继续冲锋，等冲了好一阵子，发现胸口全是鲜血，这才停下。在警卫员为他做交叉包扎时，他平静地问：“背后有洞吗？”听说没有，他便反过来安慰紧张的警卫员：“不要紧，我不要紧。”

实际上，这一枪已经打入刘飞的肺部，紧靠心脏，可谓性命攸关。

团长叶飞知悉后，当即派人送刘飞到阳澄湖后方医院养伤。

“江抗”击退了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大规模进攻后，为避免与国民党军发生更大冲突，从苏州、江阴、无锡、常熟、太仓地区(即东路地区)西撤至扬中境内。而以刘飞为首的40多个伤病员和十多个医护人员则被留在了阳澄湖上。

刘飞是“江抗”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在伤病员中，职务最高，伤病员们都拿他当领导，他也义不容辞地担当起领导重任。

“江抗”一撤，日伪军立即严密封锁了阳澄湖及其周边村庄，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与“江抗”结下深厚情谊的群众都自发起来供养和保护新四军的伤病员。他们一旦发现日伪军靠近村子，就马上把伤病员转移到小木船上，隐匿进阳澄湖的芦苇荡中。等日伪军走后，他们又迅速将伤病员接回村庄，在厨房、牛棚、猪圈、草堆里建起隐蔽的病房。

即使这样，在严峻的形势下，还是有伤员遭到了日伪军的捕杀，也有伤员因缺少药物治疗，并且在反复的转移和折腾中伤口发生感染，得败血症牺牲了。

到10月底，就只剩下36个伤病员了。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日子里，刘飞躺在门板上，常常召集大家在一起开会、谈心，鼓励大家战胜伤痛、战胜敌人，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他把一些轻伤号组织起来，担任警戒，以防敌人突袭。他还给阳澄湖上的地方武装头目写信，晓以大义，让他们加入到抗日队伍。后来，他还与主力部队取得了联系。

在所有的伤病员中，刘飞的伤势最重，因为医疗条件简陋，打进了肺部的子弹头没法取出，一咳嗽就吐血。除了刘飞外，其他伤病员经过一个多月的休养和治疗，身体都得到了较好恢复，有的基本痊愈，和主力部队取得联系后，不少人想要回主力部队去。

刘飞不赞成这种想法。他目睹了阳澄湖群众对“江抗”的殷切期盼，有意想在阳澄湖上重建“江抗”。

当他把这一想法说出来，立刻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成。

于是，36个伤病员集体签名向上级打报告要求重建“江抗”。

陈毅读了报告，连声称好，批准了重建“江抗”的主张。

11月初，原“江抗”三路政治部主任杨浩庐来向刘飞等人传达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关于建立新“江抗”的指示，并商讨成立“江抗”东路司令部事宜。

大家推举刘飞出任司令员。

刘飞考虑到自己伤势仍较重，无法亲自带部队行动，提出只参与新“江抗”的创建，不担任领导职务，转推荐生病已痊愈的“江抗”司令部参谋夏光出任司令员。

最终，大家同意了刘飞的意见。

11月6日，“江抗”东路司令部宣告成立，并以伤愈的10多名干部战士组成了“江抗”东路司令部特务连。

值得一提的是，这支新建的特务连仅有两支枪：即刘飞和警卫员何彭福上交的两支短枪。

交出了自己的配枪后，在陈毅安排下，刘飞被转移到了上海攫取打进胸腔里的弹头。

然而，上海的环境也同样险恶，一旦进行手术，极有可能再次被特务盯上。于是，在上海逗留了三个多月，始终未能手术，而伤口已经愈合。最后，刘飞重返了新“江抗”，任政治部组织科长，协助新“江抗”司令员兼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的谭震林工作，成为了新“江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则那枚弹头也就永远地“长”在了刘飞的胸腔里。

1945年春，刘飞组织指挥三垛河伏击战，歼日伪军1800余人，获新四军军部通令嘉奖。

在解放战争初期的自卫作战中，刘飞率部围攻大汶口，迎头痛击进犯的国民党军。尔后南下宿北，回师鲁南，参加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期间，新“江抗”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二师，刘飞任师长。

1948年5月刘飞升任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副司令员。

这年冬天，淮海战役爆发，第一纵司令员叶飞在济南治病，第一纵队由刘飞负责指挥参战。

在战役中，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的左翼第六十三军抵挡不住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合力狂攻，妄图经徐州地区的窑湾镇渡大运河西逃，结果却在窑湾遭到了刘飞所指挥的一纵的截击，全歼敌第六十三军1．37万人。

此战，刘飞干得干净漂亮，创造了我以1个军(纵队)歼敌1个军的辉煌战绩。

战斗结束，华东野战军首长就给一纵发出通令嘉奖。

接着，随军记者、作家崔左夫前来采访刘飞。

刘飞正在打扫战场的现场，对崔左夫说：“如果写作战指挥就不要提我刘飞，决心是大家下的，仗是部队打的，不能让我贪了大家的功劳。”说到这，刘飞指着前面一批正在打扫战场的官兵对崔左夫说：“我建议你好好写写二师，这个师是由三十六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阳澄湖的那段岁月真让人难忘啊!”说完，他就快步向二师走去。

刘飞身边的工作人员对正在发愣的崔左夫解释说：“我们刘司令员对二师有着特殊的感情呵，他也是三十六个伤病员中的一个。由三十六个伤病员组成的新江抗发展成旅时，他当旅长，发展成师时，他当师长。他装着一肚子江抗的故事，他就爱和人说这些事，你什么时候采访采访他吧。”

当晚崔左夫就找刘飞采访了“江抗”的事，满怀敬意地地写出了《血染着的姓名》。

这年，文化界举办“解放军建军30年征文”活动，上海沪剧团编剧文牧把《血染着的姓名》改编为剧本《芦荡火种》，剧本在上海公演引起了巨大反响。1964年5月《芦荡火种》被移植为京剧《沙家浜》，进而轰动了全国。男一号郭建光也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