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京劇《沙家浜》是八大樣板戲之一,前年,憑藉反腐大片《人民的名義》中陸毅飾演的侯亮平和胡靜飾演的高小琴多次把劇中智鬥唱段進行演繹,這部劇又重新喚起了人們的記憶。

《沙家浜》講述的是江南新四軍浴血抗日的故事:某部指導員郭建光帶領十八名新四軍傷病員在沙家浜養傷,與當地羣衆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爲找到這批傷員,日僞軍對沙家浜地區展開了瘋狂的大掃蕩。由於黨組織事先已安排傷員轉移到陽澄湖的蘆葦蕩裏,敵人一無所獲。不甘心就此放棄的敵人便命名義上抗戰、實際上已經投降了的“忠義救國軍”進駐沙家浜,設法找到這批傷員。“忠義救國軍”司令胡傳魁、參謀長刁德一向阿慶嫂打探傷員下落,阿慶嫂與敵人巧妙周旋,並引誘敵人開槍,利用槍聲通知了蘆葦蕩的傷員,使傷員提高警惕。沙家浜被敵人長期,阿慶嫂按縣委批示派沙四龍把傷員轉移到紅石村。敵人找不到傷員,抓來羣衆拷問,一無所獲,氣急敗壞地殺了一些羣衆。幾個月後,傷員痊癒,沙四龍也參加了新四軍。指導員郭建光率領新四軍戰士,組成突擊排,連夜奔襲,殺回沙家浜,此時正值胡傳魁舉辦婚禮,新四軍出其不意地殺入,一舉全殲了盤踞在沙家浜的日僞武裝。此後,新四軍繼續爲解放江南大好河山而奮戰。

京劇《沙家浜》的前身是滬劇《蘆蕩火種》。

將《蘆蕩火種》改名爲《沙家浜》的人是毛主席。

毛主席的說法是:“蘆蕩裏都是水,革命火種怎麼能燎原呢?再說,那時抗日革命形勢已經不是火種而是火焰了嘛……戲是好的,劇名可叫《沙家浜》,故事都發生在這裏。”

《蘆蕩火種》則改編自隨軍記者、作家崔左夫的文學報告《血染着的姓名》,而《血染着的姓名》的誕生,源於崔左夫對在淮海戰役時對華東野戰軍第一縱隊第一副司令員劉飛的採訪。

也就是說,《沙家浜》裏面演繹的人物和劇情全是真人真事!劇中的男一號郭建光的原型就是劉飛!

劉飛原名劉松清,湖北省黃安縣(今紅安)八里區羅家田村人,1927年參加黃麻起義,1930年1月率部參加紅軍,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團政委、獨立師政治部主任等職,參加了鄂豫皖、川陝蘇區反“圍剿”和紅四方面軍長征。抗日戰爭爆發後,奉調到新四軍工作,轉戰於大江南北。

1939年,新四軍所面臨的環境日趨險惡,一方面,日本人的清剿活動越來越兇殘;另一方面,國民黨的各種限制也越來越嚴酷。新四軍的很多幹部被迫改名換姓。原名劉松清的劉飛改名爲劉清。陳毅同志卻認爲他性格勇猛,而且滿臉絡腮鬍子,酷似三國猛將張飛,於是將他的名字改爲“劉飛”。

一開始,劉飛對這個名字是拒絕的。蓋其原因,飛字的繁體字筆畫多、結構複雜,劉飛文化不高,寫起來頗費周章,所以,每在簽署各種文件和作戰命令時,劉飛都忍不住“埋怨”說:“陳老總真是捉弄人。”但是,時間一長,劉飛也覺察出了陳老總爲自己起這個名字的深意:那是在督促自己要多學文化啊。從此,每在戰鬥間隙,劉飛都會自覺地抽出時間來學習文化知識,最終成爲了一位智勇雙全的將領。

1939年5月,以新四軍爲主力的江南抗日義勇軍(簡稱“江抗”)大戰黃土塘,夜襲滸墅關日軍火車站,火燒日軍虹橋機場,聲威大振。

9月下旬,劉飛的部隊在江陰顧山鎮遭遇了國民黨顧祝同“忠義救國軍”的襲擊,在對敵作戰中,劉飛被一顆子彈擊中了胸部。一開始他並沒有很在意,繼續衝鋒,等衝了好一陣子,發現胸口全是鮮血,這才停下。在警衛員爲他做交叉包紮時,他平靜地問:“背後有洞嗎?”聽說沒有,他便反過來安慰緊張的警衛員:“不要緊,我不要緊。”

實際上,這一槍已經打入劉飛的肺部,緊靠心臟,可謂性命攸關。

團長葉飛知悉後,當即派人送劉飛到陽澄湖後方醫院養傷。

“江抗”擊退了國民黨“忠義救國軍”的大規模進攻後,爲避免與國民黨軍發生更大沖突,從蘇州、江陰、無錫、常熟、太倉地區(即東路地區)西撤至揚中境內。而以劉飛爲首的40多個傷病員和十多個醫護人員則被留在了陽澄湖上。

劉飛是“江抗”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在傷病員中,職務最高,傷病員們都拿他當領導,他也義不容辭地擔當起領導重任。

“江抗”一撤,日僞軍立即嚴密封鎖了陽澄湖及其周邊村莊,進行地毯式的搜索。

與“江抗”結下深厚情誼的羣衆都自發起來供養和保護新四軍的傷病員。他們一旦發現日僞軍靠近村子,就馬上把傷病員轉移到小木船上,隱匿進陽澄湖的蘆葦蕩中。等日僞軍走後,他們又迅速將傷病員接回村莊,在廚房、牛棚、豬圈、草堆裏建起隱蔽的病房。

即使這樣,在嚴峻的形勢下,還是有傷員遭到了日僞軍的捕殺,也有傷員因缺少藥物治療,並且在反覆的轉移和折騰中傷口發生感染,得敗血症犧牲了。

到10月底,就只剩下36個傷病員了。

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日子裏,劉飛躺在門板上,常常召集大家在一起開會、談心,鼓勵大家戰勝傷痛、戰勝敵人,保持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

他把一些輕傷號組織起來,擔任警戒,以防敵人突襲。他還給陽澄湖上的地方武裝頭目寫信,曉以大義,讓他們加入到抗日隊伍。後來,他還與主力部隊取得了聯繫。

在所有的傷病員中,劉飛的傷勢最重,因爲醫療條件簡陋,打進了肺部的子彈頭沒法取出,一咳嗽就吐血。除了劉飛外,其他傷病員經過一個多月的休養和治療,身體都得到了較好恢復,有的基本痊癒,和主力部隊取得聯繫後,不少人想要回主力部隊去。

劉飛不贊成這種想法。他目睹了陽澄湖羣衆對“江抗”的殷切期盼,有意想在陽澄湖上重建“江抗”。

當他把這一想法說出來,立刻獲得了大家的一致贊成。

於是,36個傷病員集體簽名向上級打報告要求重建“江抗”。

陳毅讀了報告,連聲稱好,批准了重建“江抗”的主張。

11月初,原“江抗”三路政治部主任楊浩廬來向劉飛等人傳達新四軍江南指揮部關於建立新“江抗”的指示,並商討成立“江抗”東路司令部事宜。

大家推舉劉飛出任司令員。

劉飛考慮到自己傷勢仍較重,無法親自帶部隊行動,提出只參與新“江抗”的創建,不擔任領導職務,轉推薦生病已痊癒的“江抗”司令部參謀夏光出任司令員。

最終,大家同意了劉飛的意見。

11月6日,“江抗”東路司令部宣告成立,並以傷愈的10多名幹部戰士組成了“江抗”東路司令部特務連。

值得一提的是,這支新建的特務連僅有兩支槍:即劉飛和警衛員何彭福上交的兩支短槍。

交出了自己的配槍後,在陳毅安排下,劉飛被轉移到了上海攫取打進胸腔裏的彈頭。

然而,上海的環境也同樣險惡,一旦進行手術,極有可能再次被特務盯上。於是,在上海逗留了三個多月,始終未能手術,而傷口已經癒合。最後,劉飛重返了新“江抗”,任政治部組織科長,協助新“江抗”司令員兼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的譚震林工作,成爲了新“江抗”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則那枚彈頭也就永遠地“長”在了劉飛的胸腔裏。

1945年春,劉飛組織指揮三垛河伏擊戰,殲日僞軍1800餘人,獲新四軍軍部通令嘉獎。

在解放戰爭初期的自衛作戰中,劉飛率部圍攻大汶口,迎頭痛擊進犯的國民黨軍。爾後南下宿北,回師魯南,參加了宿北、魯南、萊蕪、孟良崮等戰役。期間,新“江抗”整編爲華東野戰軍第一縱隊第二師,劉飛任師長。

1948年5月劉飛昇任爲華東野戰軍第一縱隊第一副司令員。

這年冬天,淮海戰役爆發,第一縱司令員葉飛在濟南治病,第一縱隊由劉飛負責指揮參戰。

在戰役中,國民黨軍黃百韜兵團的左翼第六十三軍抵擋不住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的合力狂攻,妄圖經徐州地區的窯灣鎮渡大運河西逃,結果卻在窯灣遭到了劉飛所指揮的一縱的截擊,全殲敵第六十三軍1.37萬人。

此戰,劉飛幹得乾淨漂亮,創造了我以1個軍(縱隊)殲敵1個軍的輝煌戰績。

戰鬥結束,華東野戰軍首長就給一縱發出通令嘉獎。

接着,隨軍記者、作家崔左夫前來採訪劉飛。

劉飛正在打掃戰場的現場,對崔左夫說:“如果寫作戰指揮就不要提我劉飛,決心是大家下的,仗是部隊打的,不能讓我貪了大家的功勞。”說到這,劉飛指着前面一批正在打掃戰場的官兵對崔左夫說:“我建議你好好寫寫二師,這個師是由三十六個傷病員發展起來的,陽澄湖的那段歲月真讓人難忘啊!”說完,他就快步向二師走去。

劉飛身邊的工作人員對正在發愣的崔左夫解釋說:“我們劉司令員對二師有着特殊的感情呵,他也是三十六個傷病員中的一個。由三十六個傷病員組成的新江抗發展成旅時,他當旅長,發展成師時,他當師長。他裝着一肚子江抗的故事,他就愛和人說這些事,你什麼時候採訪採訪他吧。”

當晚崔左夫就找劉飛採訪了“江抗”的事,滿懷敬意地地寫出了《血染着的姓名》。

這年,文化界舉辦“解放軍建軍30年徵文”活動,上海滬劇團編劇文牧把《血染着的姓名》改編爲劇本《蘆蕩火種》,劇本在上海公演引起了巨大反響。1964年5月《蘆蕩火種》被移植爲京劇《沙家浜》,進而轟動了全國。男一號郭建光也成爲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

然而,每當人們將郭建光和劉飛“對號入座”時,他卻說:“我不是郭建光。”

劉飛覺得,郭建光身上凝聚着所有“江抗”戰友們的優秀品質,而自己只不過是“江抗”隊伍中普通的一員。

上世紀50年代,解放軍出版社出版大型革命史料叢書《星火燎原》,要求授銜的老幹部都要寫一篇東西,但劉飛卻堅決不肯寫,他的解釋是:“仗又不是我劉飛一個人打的。”

劉飛私下裏也是這樣教育子女的:“一將功成萬骨枯,一個人的本事再大,也打不了一個勝仗。榮譽和功勞應屬於大家。”

1955年解放軍授銜,中將要求紅軍時期要是師級幹部,有人提出,劉飛早在紅軍時期就是師級幹部了。劉飛聽到這話,趕緊說:“我那是個小師,不能算。”等到正式授銜,得知自己被評爲中將,劉飛說:“沒想到給我授這麼高。”

1984年,劉飛將軍去世,在其夫人朱一的要求下,南京軍區總醫院的醫生在遺體火化前取出了留在將軍胸腔裏的彈頭。朱一用顫抖的雙手舉起這枚已經生鏽的彈頭,對子女們說:“這是爸爸留給你們的遺產,你們要記住,新中國來之不易。”

不久後,這枚彈頭被蘇州革命歷史博物館收藏。

與此同時,劉飛領導的36 名傷病員在陽澄湖打游擊的故事也被搬進蘇州革命博物館,而 “沙家浜鎮”也變成了旅遊風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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