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何世昌（1905—1930），湖北郧县（今郧阳区）人。湖北省农民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红军早期高级将领。参与领导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曾任红七军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红七军前委委员，红八军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左江革命委员会委员等党、政、军要职。红八军失败后，在前往右江革命根据地途中被捕，被押解往南宁，后英勇就义。著有《狱中杂记》《消暑杂志》《芸窗芜作》等革命诗篇。

烈士，

视死如归然，

浩气凌青天，

奋身饮枪弹；

为工农，

争利权，

头颅抛荒山；

阶级斗争，

历史唯物观；

崇拜马克思，

服膺列宁言。

革命未成，

赍志而殁，

令人痛心酸。

这是共产党员，龙州起义领导者之一，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军党委书记何世昌第一次被捕时，于1928年2月16日，在家乡湖北省郧县（今郧阳区）监狱里写下的《绝命词》。两年后，他在广西率部与敌激战中，不幸再次被捕，遭敌杀害。他用生命践行了生前崇高的誓言。91年过去了，何世昌的艰苦奋斗事迹和英勇献身精神，仍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砥砺前行，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少年立志济民穷

何世昌，原名何耀祖，号绳武。1905年1月出生于郧阳城关镇一个书香门第。其曾祖父为清朝武官。祖父何九德是清末秀才，曾任县教育局长。父亲何炎森，号华甫，一生从事教育工作。

何世昌的父亲为人正直淳朴，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思想开明，同情劳苦大众。他要求子女除刻苦攻读诗书外，还要到社会上接受锻炼，读懂“无字书”。他带头让自己的女儿施行天足，上新学堂读书。受良好家风影响，何世昌思想活跃，自幼就产生了扶危济困、爱国爱民的思想感情。

何世昌天资聪颖，富于想象，深得长辈喜爱。他三四岁时就能随父亲吟诗诵文，读《三字经》《百家姓》等书。五岁被父亲送进私塾，系统学习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七岁开始做文章，人人都夸奖他是神童。同年，他转入原郧县城关高等小学学习。由于好学上进、文思敏捷、成绩优秀，何世昌15岁时即考入郧山中学。次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爱国热潮很快席卷全国，郧阳也感受到了时代的震撼。何世昌以满腔热情，和进步同学一起参加罢课斗争，走上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到各商店查日货。受“五四”运动影响，何世昌创作有《消暑杂志》《芸窗芜作》等作品，以表达他的爱国之心、爱民之情。

何世昌在《消暑杂志——国耻篇》中写道：“国体耻，匹夫辱，国耻当雪，匹夫有责。痛恨如虎贪吏敲骨吸髓，似狼劣绅随声附和。”在《校外日记》里说：“年方妙龄，必知热心爱国。”又在《百姓篇》里写下：“百姓戴之如日月，视之如父母。”何世昌发誓要“报效国家，拯救百姓”。

何世昌特别亲近那些穷苦学生，待他们像亲兄弟一样，每逢假期总要把大家组织起来到乡下郊游、集会、演说。看到社会腐败现象、人民生活苦难时，何世昌常激励学友“负振愚启蒙之责，非我正大光明的青年学生岂有他哉？”他经常到乡下穷苦百姓家体验生活，并思考“那些乡下穷苦百姓，常年起早贪黑地干，到头来还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根源。

1923年，何世昌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北武昌中华大学。

投身革命气如虹

1923年，何世昌来到武昌，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之际，全国各地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武汉三镇的革命活动更是如火如荼蓬勃开展。

在学校，何世昌有幸聆听了共产党员、教师董必武、钱介磐等许多革命家的演讲，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迪，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开始追求进步，投身革命。1925年秋，何世昌在武昌中华大学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在湖北区委和湖北学联的领导下，何世昌一边在学校读书，学习李大钊、孙中山关于国共合作等文章；一边参加党的活动，宣传“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新思想，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他经常活跃在进步学生中间，注意培养发展党员。了解到同乡进步人士杨献珍在武昌二中教书时，他便和同乡王省（中共地下党员）一起，经常到杨献珍处交心谈心。1926年11月，何世昌和王省二人介绍杨献珍加入了党的组织。杨献珍回忆说：“何耀祖（即何世昌）是我的革命领路人。”

1926年8月底，北伐军直逼武昌城，开始了对武昌长达40余天的围困。期间，何世昌和王省一起，奋不顾身地走上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鼓动演讲，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振臂高呼：“打倒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打倒湖北军阀陈家模！”，配合北伐军作战，为光复武昌作出了贡献。

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后，武汉地区党组织决定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农村，发动农民参加革命。1926年秋，湖北区党委机关负责人董必武、陈潭秋以国共合作代省党部的名义，派何世昌以特派员身份到湖北鄂城金牛镇一带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打击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

何世昌和石怀瑾、胡时达等人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到达鄂城，筹建国民党鄂城县党部，何世昌担任临时县党部委员。不久，中共鄂城县特别支部成立，何世昌为特支委员，负责共青团工作。

在鄂城工作期间，何世昌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召集各种会议，并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和他们做朋友，与他们促膝谈心，发动他们参加革命，推翻阶级压迫和剥削，并在农民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同时，他还想方设法为农民解决实际困难，农民群众都把他当作贴心人。

由于何世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鄂城地区的农民运动日渐活跃，党的组织也有了发展。在短时间内，他一举发动了8万多农民朋友和1万多工人群众在城乡开展运动，与土豪劣绅、反动资本家作斗争，大灭敌人的威风，显示了工农大众的强大力量。工农运动的兴起，沉重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金牛地区农民斗争成了当时湖北省农民运动最发达的地区，何世昌也成为湖北省农民运动杰出的领导人之一。1927年3月，他作为鄂城县农民运动代表，参加了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并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927年3月29日，何世昌回到鄂城金牛镇，在随后召开的万人大会上作党务报告，号召全体民众共同讨伐新军阀蒋介石。同年4月4日，为追悼阳新、赣州等地遇难烈士，鄂城召开追悼大会，何世昌登台演讲，揭露敌人罪行。同年5月15日，国民党鄂城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何世昌作为共青团代表参会。

《狱中杂记》寄壮志

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后，党组织选派何世昌到北伐军工作，他由此开始了出生入死的军旅生活。在北伐军中，他英勇善战，指挥沉着，冲锋陷阵，身先士卒，享有盛誉，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当年7月，何世昌带领鄂城地区部分共产党员随贺龙部队东征，进驻江西南昌。在南昌，何世昌随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后，何世昌随部队南下，在广东潮阳、汕头一带遭敌围攻，与敌人展开激战。起义部队被打散后，何世昌辗转到了上海，后奉党组织之命回到武汉，坚持地下斗争。

何世昌在武汉活动一段时间后，于1928年1月26日奉命由武汉回到家乡鄂西北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地下斗争。得到党组织肯定后何世昌非常高兴，出发前表示：“党的重任、党的纪律铭记在心。宁可抛头颅、洒热血，绝不泄露党的秘密。”但是，土豪劣绅把他当作眼中钉、肉中刺，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反动派到处贴告示，“凡缉捕何世昌者，重赏1000银元”。

1928年2月4日，何世昌回到郧阳家中（现郧阳区），劣绅黄文轩立即向反动军警告发。1928年2月9日，敌人将何世昌抓捕入狱。

在狱中，敌人对何世昌施行种种酷刑，妄图逼他叛变，供出党组织情况。但铁骨铮铮的何世昌对党忠贞不二，视死如归，始终没有吐露一点党的机密。面对敌人的威胁，何世昌从容地说：“我为工农贫民而死，死也甘心。”

在狱中，何世昌发动难友，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向敌人提出了不许让“犯人”跪着受审，不许毒打、虐待“犯人”的抗议。经过斗争，敌人被迫答应了这些条件。

为了进一步揭露敌人的罪行，唤醒难友共同斗争，何世昌用手纸、烟盒、木炭作武器，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和乐观主义精神写下了数10篇包括诗、词、短文、歌曲在内的战斗檄文——《狱中杂记》，表达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和大无畏精神。本文开头的那首《绝命词》就是其中一篇。《狱中杂记》采用填词的形式，或仿照民间小调，通俗易懂、朗朗上口、铿锵有力，着力揭露黑暗、讴歌光明、鼓舞斗志。

《狱中杂记》是何世昌在狱中与敌人进行斗争的真实记录，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和英雄本色。字里行间无不充满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对敌人的无比仇恨。这是何世昌留下的极为珍贵的遗物，它激励着人们为完成烈士们未竟的事业而努力奋斗。

何世昌入狱不久，牢房里又来了一位难友，叫张子耀，是郧阳大堰农民协会负责人。何世昌立即向他了解农民运动发展情况，热情地向他宣传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帮助他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他对张子耀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民众真正的领导力量。”正当他和张子耀研究斗争策略，准备掀起更大规模斗争的时候，敌人杀害了张子耀。何世昌义愤填膺，写了一首《工农兵大联合》的歌词，号召狱中难友起来斗争。歌词这样写道：“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杀尽敌人，我们团结，我们前进，我们暴动，我们牺牲，向着阶级敌人英勇斗争，最后胜利必定属于我们工农兵。”

《狱中杂记》时刻鼓舞着狱中的难友们。《狱中杂记》是何世昌誓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决心的真实写照，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狱中环境极其恶劣，何世昌写作时有时假装睡觉，有时把头蒙在被子里，有时靠难友掩护。写好后利用家人送饭的机会带回家中，藏在佛经的夹页里保留下来。

敌人为了迫使何世昌就范，卑鄙地对他的家人进行迫害。可是，这丝毫不能改变他的革命意志。何世昌兄妹7人，他排行老大，弟弟妹妹们轮流给他送饭。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鼓励他们做革命的强者。在何世昌影响下，大妹何梅芳参加了大革命，加入了党的组织，其他弟弟妹妹均从事教育工作，他的家庭是名副其实的教育之家。

何世昌被捕以后，中共郧阳特别支部奉上级指示，想方设法营救他出狱，并指示他做好越狱准备，派遣赤卫队员潜入城中相机接应。正当营救工作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1929年6月3日，郧阳城内的国民党驻军发生了兵变。兵变之前，何世昌和中共郧阳特支书记燕若痴，委员赵登诚、杞舜华和地下党联络员高试三取得联系。中共郧阳特支通过关系买通了典狱长赵庆民。趁兵变紊乱，由中共郧阳特支派人接应，何世昌成功越狱。越狱后，何世昌未及与家人见面，就由赤卫队员护送渡过汉江，急如星火地奔赴武汉寻找党的组织。

龙州起义惊天地

几经辗转到达武汉后，何世昌首先找到了杨献珍。杨献珍马上帮他与湖北省委接上关系。随后，湖北省委又派何世昌到上海找党中央汇报工作。

当时，党中央正要选送一批党员干部奔赴广西开展兵运工作。1927年4·12政变后，蒋介石为了解决桂系问题，于1927年6月，起用了因受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排斥而隐居香港多年的原桂系将领俞作柏、李明瑞，委任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原桂系副军长李明瑞任广西军务督办兼第四编遣区主任。俞作柏、李明瑞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曾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大革命失败后仍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联系。1927年7月初，二人主政广西后，深感力量薄弱，遂请求中共派人到广西协助工作。

1929年7月，受党中央委派，邓小平、张云逸、何世昌（到广西后，何耀祖改名何世昌，誓言他不是为了光宗耀祖，而是要为世界和平与昌盛而奋斗）、陈豪人、王震、叶季壮、宛旦平、于若愚等党员干部奔赴广西工作，与俞作柏、李明瑞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并在广西省政府担任了公开职务。此后，何世昌便在中央代表邓小平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积极参加领导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等，并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为促使俞作柏、李明瑞政权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首先协助俞作柏、李明瑞组建了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警备第4大队，由张云逸担任大队长；接着又组建了第5大队，由俞作豫担任大队长。与此同时，还协助俞作柏、李明瑞成立了以培养下级军官为目的的军官教导总队。党组织委派何世昌、袁任远、王震、杨勇等人在教导总队担任教官和营连军官。他们在教导总队发展了300多名党员，总队9个连队的干部几乎都是共产党员。这三支武装共有4000多人，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左、右江起义的基干队伍。

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不久，急于扩大自己的势力，不听共产党的劝告，于1927年9月底仓促决定反蒋自立。我党认为俞作柏、李明瑞入主广西仅几个月，脚跟尚未站稳，政治、经济基础薄弱，反蒋不可能成功。基于这一判断，我党拟定了应变计划，并加紧开展起义准备工作。当时我党掌握的部队，借口没训练好，不能出师前线，要求留守南宁，经多方交涉，最后得到同意。1929年10月中旬，俞作豫、李明瑞反蒋失败，二人只带领少数卫队退回南宁。俞作柏、李明瑞反蒋的极速溃败打乱了我党的工作部署，形势十分严峻。关键时刻，我党按预定计划由李明瑞 （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俞作豫率领警备第5大队开往左江，以龙州为据点进行活动；何世昌所在的教导总队和警备第4大队，由邓小平、张云逸、何世昌等率领，连同我党掌握的南宁军械库储存的武器、弹药等物资分装10多艘轮船，由南宁码头起航，溯右江而上开往右江地区，与韦拔群、黄治峰等领导的右江农运相结合；张云逸率领教导总队和警备第4大队从陆路掩护前进，开赴百色，做好了百色、龙州起义和建立工农民主政府的准备工作。

1929年10月22日，何世昌随邓小平、张云逸到达右江百色后，立即投入了领导百色起义、建立右江政权和筹建红七军的各项准备工作之中。在百色期间，他协助前委领导深入乡村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发动组织工农运动。前委讨论红七军领导人时，拟由何世昌任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1929年10月底，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何世昌被委任为委员。

1929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的日子，在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何世昌等领导下，警备第4大队、教导队和右江农民自卫军一部在百色宣布起义，部队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党代表（政委），并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后经党中央批准，红七军组织了前委，邓小平为书记，何世昌为前委委员之一。

为了加强左江地区的领导力量和起义准备工作，1929年12月初，邓小平部署百色起义工作就绪后，又带领何世昌、严敏等从百色来到龙州。到达龙州当天，何世昌参加了邓小平主持召开的20多人的党员干部会议，讨论部署龙州起义和筹建红八军工作。两天后，邓小平离开龙州，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何世昌根据邓小平关于整顿改造部队、筹建民主政权的指示和右江地区准备工作经验，协同先期到龙州的俞作豫、李明瑞等同志，立即投入到紧张火热的工作中。

何世昌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做好对参加左江地区准备起义的主力部队——广西警备第5大队的整顿和改造。李明瑞、俞作豫带到龙州的警备第5大队，原是李明瑞到广西后收容民团、散兵游勇编制成的，成分复杂、纪律松弛、军阀习气很浓。在南宁时虽经初步整顿改造，但由于时间仓促，恶习尚存，需要进一步整顿和改造。

何世昌、俞作豫等深入连队，加强对部队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广泛发动士兵开展民主运动，揭露反动军官克扣军饷、打骂士兵的恶劣行为；实行官兵平等；建立连队士兵委员会，发展党团员，在每个营建立党支部；倡导举办教导队和政治夜校，通过各种形式向广大官兵宣传革命思想，进行党的纪律教育，激发了全体官兵英勇杀敌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时，淘汰了一些政治上的不坚定分子。在整顿改造期间，一团团长何凤川军阀作风不改，极力拉帮结派，任用亲信。何世昌和俞作豫撤换了何凤川的职务，同时委任何家荣为第一团团长，派中共党员潘思文任该团政治部主任，从此一团的领导力量得到加强。经过整顿改造，部队的政治素质很快得到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大提升。为尽快完成整顿改造部队的任务，为起义创造条件，何世昌总是工作到深夜，为部队起草各种规章制度，以严格军纪推进军队的革命化、规范化。

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驳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攻击，何世昌与李明瑞、俞作豫商定，创办《群众报》（后改为《工农兵报》）和《左江红旗》杂志。何世昌勇敢地挑起创办这两个报刊的重任。在设备十分简陋的艰苦条件下，何世昌拖着虚弱的身体，和两三个编辑埋头苦干。他白天要向干部群众作演说、报告，晚上还要听取各方面的汇报，组织写稿、改稿，常常工作至深夜，有时彻夜不眠。他身体虽差，但意志坚强。他说：“这样紧张地工作才有意义，才有价值。”这两个报刊，出版时间虽短，但它们对左江人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激发了人们的爱国思想，有力指导了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为大力宣传红军的性质任务，提高官兵的政治思想觉悟。何世昌还利用群众和部队官兵经常在龙州中山公园聚会、游玩的机会，为官兵和市民演讲，宣传革命道理，号召民众支持工农革命运动，为龙州起义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据红八军老战士吴西回忆：“何世昌同志每次作演讲，总是慷慨激昂，很有久经沙场军人的风格；他口齿清晰，声音洪亮，所讲道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富有启发性和鼓舞性，使人听了很受教育；他不讲空话，说干就干，工作深入，任劳任怨，而且很有魄力和章法；他生活简朴、平易近人，不摆领导架子，很会与群众打成一片；他关心干部士兵，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热心为大家排忧解难，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当时，龙州是帝国主义势力入侵的据点和反动军阀盘踞的边防重镇，土匪活动也较猖厥，情况极为复杂。该地区的党组织力量又很薄弱，工农革命运动尚未深入发展。对此，何世昌与李明瑞、俞作豫等一方面打着李明瑞、俞作柏的原来旗号，委任俞作豫为新的广西全边对讯督办公署督办，接管设在龙州的原督办公署事务。后又以该督办公署名义，委任了左江地区各县县长，稳定了该地区的局势。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起义时机成熟。1930年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邓小平的具体部署下，警备第5大队在边陲重镇古城龙州宣布起义。左江地区的英雄儿女云集古城龙州，热烈庆祝中国红军第八军的诞生、左江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龙州起义后，部队党委和龙州县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建中共广西左江特委和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八军军事委员会，何世昌被选为红八军军委书记。

1930年2月7日，邓小平由上海回到龙州。2月10日，何世昌参加了红八军军委、左江特委联席会议，听取刚从上海归来的邓小平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邓小平指示红八军向右江地区发展，并将红八军军委改组为红八军临时前委，书记由邓小平兼任，何世昌、俞作豫等为委员。不久，邓小平率第一纵队离开龙州赴靖西，由何世昌代理红八军前委书记，负责红八军党政工作。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何世昌积极发展组织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1930年2月至3月，党员队伍有相当的发展，全军共有100多名党员，10个党支部。何世昌经常参加党支部会议，召开党员大会，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红八军政治部经常召集士兵委员会、士兵代表会议，何世昌在会上就红军的任务、战术、纪律等作宣传教育。他还经常找到士兵，进行个别谈话，了解士兵的思想动态。红八军政治部还办了一期培训班，由政治部编写教材，指定专人讲课。何世昌领导政治部干部出壁报，发传单，张贴标语，对群众进行宣传，鼓动根据地人民建设根据地，发展各项事业。

红八军成立以后，何世昌带领红军官兵和左江革命群众，深入街道乡村，发动群众贯彻实施红八军政治纲领，领导左江革命根据地军民开展反帝斗争和根据地各项建设。在红八军的强有力支持下，左江地区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剿土匪、除恶霸的斗争热潮。为配合地方的土地革命斗争，何世昌倡导红八军开办了军政干校，1930年2月中旬又在龙州泰山街成立中国红军第八军军事政治学校，先后为地方培养军政人才180多人。

帮助地方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整编武装，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何世昌和俞作豫等带领红八军在龙州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收回海关主权。

1930年2月10日，红八军和左江革委会在龙州体育场召开1万多人的工农兵大会，声讨帝国主义罪行，没收外国领事馆和教堂的非法财产，驱逐法国领事嘉德夫妇出境。

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伸张革命正义，1930年2月中旬在龙州召开了群众斗争大会，对区文俊等7名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判处死刑。

左江地区的革命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了，左江革命根据地成为了当时全国瞩目的革命根据地之一。这些行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势力，极大地鼓舞了南部边疆各族人民的革命斗志。1930年3月22日，党中央第86期《红旗》上刊载《赤色的龙州》一文高度赞扬龙州起义：“广西龙州苏维埃的建立到现在不过两个月的时间，但他的实际行动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上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埋骨深山亦楚雄

龙州起义的革命风暴，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法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极大地鼓舞了南部边疆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使桂系军阀大为惊恐。

1930年3月20日，红八军和左江革委会在龙州新填地广场隆重举行大会，悼念在开展农民运动时，被假意接受收编的匪徒黄飞虎杀害的中共左江特委委员、农运指导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何建南烈士。因红八军军部电台台长何炳南叛变通敌，向国民党桂系军阀泄露红八军主力分兵各县游击剿匪及龙州城防空虚的情报，中午时分，国民党驻桂正规部队梁朝玑师以4个团4000多人的兵力，兵分三路，由南宁沿左江而上偷袭龙州，一路奔高祥，沿独山脚包围龙州城西门和北门；一路进攻东门和北门城楼：一路奔白沙街，抢占铁桥头，企图占据龙州铁桥，断绝红军退路，一举消灭红军。就在追悼会即将结束时，来势凶猛的敌军先导团李子勉部已兵临城下。当时，红八军内部未巩固，在关键时刻，土匪出身的第一、第二路游击司令黄飞虎、冯飞龙等率队叛变。

面对敌人的偷袭，何世昌和俞作豫等当机立断，迅速组织驻守龙州的第二纵队，第一纵队三营，左江赤卫队大队共约1000人迎战。

敌人倚仗优势兵力，在迫击炮配合下，蜂拥般向红军进攻。何世昌冒着枪林弹雨，到各个阵地指挥作战。他仔细察看地形，不时调整力量，指挥部队占领有利地形，阻止敌人进攻。红军战士在何世昌、俞作豫等人的指挥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经过激战，杀退了敌人的一次次冲锋，打死打伤敌人800余人。

守卫在龙州铁桥桥头的第一路游击大队政治部主任严敏，率领第一路游击队第三营400余红军将士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何世昌来到铁桥头，觉得固守不能死守。他详细观察地形，调整队伍，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使敌人无法构成对桥头的威胁，虽然敌人多次拼死争夺，都被红军顽强击退，直到战斗结束，铁桥牢牢地掌握在守桥红军将士手中。最后终因敌众我寡，严敏和400余红军官兵壮烈牺牲。

当日下午5时，敌人继续向东、北、西各城门增援兵力，形成包围红军的态势。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何世昌和俞作豫、宛旦平决定暂时放弃龙州，下令城内红军迅速向与越南交界的凭祥方向撤退。

当天，何世昌、俞作豫等率领部队突出重围，来到钦州大寺，在大寺召开党员大会。何世昌在会上作了战斗动员，鼓励大家要经得起挫折考验，坚持打游击，伺机与红七军会合，建立根据地。会后，部队继续转移。1930年3月21日晚和22日上午，红八军军部在凭祥召开全体官兵大会，研究下一步作战方案。何世昌等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鼓励大家再接再厉，坚持与敌人战斗到底。会议刚结束，乔装成赤卫队的敌人又急进追至，何世昌与俞作豫商议决定暂向宁明县转移，再出扶南，以求得补充后到俞作豫的老家玉林。参谋长宛旦平率领部队负责阻击敌人，掩护撤退。战斗中宛旦平不幸中弹牺牲。

1930年3月24日，部队来到渠黎，当天是渠黎的圩日，赶集的日子。何世昌指示政工人员趁着圩日向群众宣传革命形势，张贴标语，晚上与当地群众召开了军民联欢会。后闻上思县县长带民团追击而来，红八军又走一夜，第2天到苏圩。

1930年3月28日，何世昌、俞作豫带领部队来到大塘、钦县一带，在钦县大寺区的南间圩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红八军余部300多人暂由第二纵队第一营营长刘定西带往上思十万大山整训，配合地方政权，发展农民武装（后来刘定西叛变投敌，把部队编给了广东地方反动势力）。遣散非作战人员后，俞作豫、何世昌等30多名政工干部和党员离队前往右江找红七军，抓紧与右江红七军方面联系，准备与红七军会合，待时机成熟，夺取龙州，攻打南宁。

1930年4月，何世昌率部经邕宁、隆安前往右江寻找红七军途中，遭到敌人追击。激战中于邕宁县马村渡口陷入路边的泥田，不幸被敌人抓捕。

何世昌被捕后，被敌人押解到南宁。当敌人得知何世昌是红军高级将领时，软硬兼施，诱逼何世昌供出红军情况，妄图一网打尽。但何世昌大义凛然，义正言辞地怒斥敌人的罪恶行径。敌人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对何世昌严刑拷打，不给他饭吃，每天只准他喝三碗盐水维持生命。何世昌视死如归，毫不屈服，于1930年7月15日，在南宁被敌枪杀，时年25岁。

何世昌参加领导的龙州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以壮族为主的各族人民英勇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走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一次成功探索。它在中国革命史乃至广西近代史上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何世昌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将被永远铭记。正如杨献珍同志所评价的：“何耀祖（何世昌原名）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何耀祖同志虽然在人间只生活了25个春秋，但他的辉煌业绩将永垂青史，光照千秋。”（十堰市档案馆【史志研究中心】马小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