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何世昌（1905—1930），湖北鄖縣（今鄖陽區）人。湖北省農民運動傑出領導人之一，紅軍早期高級將領。參與領導了百色起義、龍州起義和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建設，創建了紅七軍、紅八軍。曾任紅七軍第三縱隊政治部主任，紅七軍前委委員，紅八軍軍委書記兼軍政治部主任，左江革命委員會委員等黨、政、軍要職。紅八軍失敗後，在前往右江革命根據地途中被捕，被押解往南寧，後英勇就義。著有《獄中雜記》《消暑雜誌》《芸窗蕪作》等革命詩篇。

烈士，

視死如歸然，

浩氣凌青天，

奮身飲槍彈；

爲工農，

爭利權，

頭顱拋荒山；

階級鬥爭，

歷史唯物觀；

崇拜馬克思，

服膺列寧言。

革命未成，

齎志而歿，

令人痛心酸。

這是共產黨員，龍州起義領導者之一，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政治部主任、軍黨委書記何世昌第一次被捕時，於1928年2月16日，在家鄉湖北省鄖縣（今鄖陽區）監獄裏寫下的《絕命詞》。兩年後，他在廣西率部與敵激戰中，不幸再次被捕，遭敵殺害。他用生命踐行了生前崇高的誓言。91年過去了，何世昌的艱苦奮鬥事蹟和英勇獻身精神，仍激勵着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履職盡責、砥礪前行，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少年立志濟民窮

何世昌，原名何耀祖，號繩武。1905年1月出生於鄖陽城關鎮一個書香門第。其曾祖父爲清朝武官。祖父何九德是清末秀才，曾任縣教育局長。父親何炎森，號華甫，一生從事教育工作。

何世昌的父親爲人正直淳樸，早年參加辛亥革命，思想開明，同情勞苦大衆。他要求子女除刻苦攻讀詩書外，還要到社會上接受鍛鍊，讀懂“無字書”。他帶頭讓自己的女兒施行天足，上新學堂讀書。受良好家風影響，何世昌思想活躍，自幼就產生了扶危濟困、愛國愛民的思想感情。

何世昌天資聰穎，富於想象，深得長輩喜愛。他三四歲時就能隨父親吟詩誦文，讀《三字經》《百家姓》等書。五歲被父親送進私塾，系統學習了“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七歲開始做文章，人人都誇獎他是神童。同年，他轉入原鄖縣城關高等小學學習。由於好學上進、文思敏捷、成績優秀，何世昌15歲時即考入鄖山中學。次年，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聲勢浩大的反帝反封建愛國熱潮很快席捲全國，鄖陽也感受到了時代的震撼。何世昌以滿腔熱情，和進步同學一起參加罷課鬥爭，走上街頭張貼標語、散發傳單，到各商店查日貨。受“五四”運動影響，何世昌創作有《消暑雜誌》《芸窗蕪作》等作品，以表達他的愛國之心、愛民之情。

何世昌在《消暑雜誌——國恥篇》中寫道：“國體恥，匹夫辱，國恥當雪，匹夫有責。痛恨如虎貪吏敲骨吸髓，似狼劣紳隨聲附和。”在《校外日記》裏說：“年方妙齡，必知熱心愛國。”又在《百姓篇》裏寫下：“百姓戴之如日月，視之如父母。”何世昌發誓要“報效國家，拯救百姓”。

何世昌特別親近那些窮苦學生，待他們像親兄弟一樣，每逢假期總要把大家組織起來到鄉下郊遊、集會、演說。看到社會腐敗現象、人民生活苦難時，何世昌常激勵學友“負振愚啓蒙之責，非我正大光明的青年學生豈有他哉？”他經常到鄉下窮苦百姓家體驗生活，並思考“那些鄉下窮苦百姓，常年起早貪黑地幹，到頭來還是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根源。

1923年，何世昌以優異成績考入湖北武昌中華大學。

投身革命氣如虹

1923年，何世昌來到武昌，時值第一次國共合作之際，全國各地農民運動風起雲湧，武漢三鎮的革命活動更是如火如荼蓬勃開展。

在學校，何世昌有幸聆聽了共產黨員、教師董必武、錢介磐等許多革命家的演講，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啓迪，思想覺悟不斷提高，開始追求進步，投身革命。1925年秋，何世昌在武昌中華大學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

入黨後，在湖北區委和湖北學聯的領導下，何世昌一邊在學校讀書，學習李大釗、孫中山關於國共合作等文章；一邊參加黨的活動，宣傳“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化、新思想，發展壯大革命力量。他經常活躍在進步學生中間，注意培養髮展黨員。瞭解到同鄉進步人士楊獻珍在武昌二中教書時，他便和同鄉王省（中共地下黨員）一起，經常到楊獻珍處交心談心。1926年11月，何世昌和王省二人介紹楊獻珍加入了黨的組織。楊獻珍回憶說：“何耀祖（即何世昌）是我的革命領路人。”

1926年8月底，北伐軍直逼武昌城，開始了對武昌長達40余天的圍困。期間，何世昌和王省一起，奮不顧身地走上街頭，張貼標語、散發傳單、鼓動演講，向羣衆宣傳革命道理，振臂高呼：“打倒北洋軍閥吳佩孚、孫傳芳，打倒湖北軍閥陳家模！”，配合北伐軍作戰，爲光復武昌作出了貢獻。

北伐軍攻克武漢三鎮後，武漢地區黨組織決定把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農村，發動農民參加革命。1926年秋，湖北區黨委機關負責人董必武、陳潭秋以國共合作代省黨部的名義，派何世昌以特派員身份到湖北鄂城金牛鎮一帶開展農民運動，建立農民協會，打擊土豪劣紳的囂張氣焰。

何世昌和石懷瑾、胡時達等人以國民黨員的身份到達鄂城，籌建國民黨鄂城縣黨部，何世昌擔任臨時縣黨部委員。不久，中共鄂城縣特別支部成立，何世昌爲特支委員，負責共青團工作。

在鄂城工作期間，何世昌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召集各種會議，並深入到工人、農民中和他們做朋友，與他們促膝談心，發動他們參加革命，推翻階級壓迫和剝削，並在農民的先進分子中發展黨員。同時，他還想方設法爲農民解決實際困難，農民羣衆都把他當作貼心人。

由於何世昌卓越的組織、領導才能，鄂城地區的農民運動日漸活躍，黨的組織也有了發展。在短時間內，他一舉發動了8萬多農民朋友和1萬多工人羣衆在城鄉開展運動，與土豪劣紳、反動資本家作鬥爭，大滅敵人的威風，顯示了工農大衆的強大力量。工農運動的興起，沉重打擊了土豪劣紳的囂張氣焰。金牛地區農民鬥爭成了當時湖北省農民運動最發達的地區，何世昌也成爲湖北省農民運動傑出的領導人之一。1927年3月，他作爲鄂城縣農民運動代表，參加了湖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並被推選爲大會主席團成員。

1927年3月29日，何世昌回到鄂城金牛鎮，在隨後召開的萬人大會上作黨務報告，號召全體民衆共同討伐新軍閥蔣介石。同年4月4日，爲追悼陽新、贛州等地遇難烈士，鄂城召開追悼大會，何世昌登臺演講，揭露敵人罪行。同年5月15日，國民黨鄂城縣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何世昌作爲共青團代表參會。

《獄中雜記》寄壯志

1927年，大革命失敗前後，黨組織選派何世昌到北伐軍工作，他由此開始了出生入死的軍旅生活。在北伐軍中，他英勇善戰，指揮沉着，衝鋒陷陣，身先士卒，享有盛譽，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的優秀品質。當年7月，何世昌帶領鄂城地區部分共產黨員隨賀龍部隊東征，進駐江西南昌。在南昌，何世昌隨軍參加了舉世聞名的“八一”南昌起義。起義後，何世昌隨部隊南下，在廣東潮陽、汕頭一帶遭敵圍攻，與敵人展開激戰。起義部隊被打散後，何世昌輾轉到了上海，後奉黨組織之命回到武漢，堅持地下鬥爭。

何世昌在武漢活動一段時間後，於1928年1月26日奉命由武漢回到家鄉鄂西北一帶發動羣衆，開展地下鬥爭。得到黨組織肯定後何世昌非常高興，出發前表示：“黨的重任、黨的紀律銘記在心。寧可拋頭顱、灑熱血，絕不泄露黨的祕密。”但是，土豪劣紳把他當作眼中釘、肉中刺，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反動派到處貼告示，“凡緝捕何世昌者，重賞1000銀元”。

1928年2月4日，何世昌回到鄖陽家中（現鄖陽區），劣紳黃文軒立即向反動軍警告發。1928年2月9日，敵人將何世昌抓捕入獄。

在獄中，敵人對何世昌施行種種酷刑，妄圖逼他叛變，供出黨組織情況。但鐵骨錚錚的何世昌對黨忠貞不二，視死如歸，始終沒有吐露一點黨的機密。面對敵人的威脅，何世昌從容地說：“我爲工農貧民而死，死也甘心。”

在獄中，何世昌發動難友，同敵人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向敵人提出了不許讓“犯人”跪着受審，不許毒打、虐待“犯人”的抗議。經過鬥爭，敵人被迫答應了這些條件。

爲了進一步揭露敵人的罪行，喚醒難友共同鬥爭，何世昌用手紙、煙盒、木炭作武器，以飽滿的革命熱情和樂觀主義精神寫下了數10篇包括詩、詞、短文、歌曲在內的戰鬥檄文——《獄中雜記》，表達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人民取得革命勝利的堅定信念和大無畏精神。本文開頭的那首《絕命詞》就是其中一篇。《獄中雜記》採用填詞的形式，或仿照民間小調，通俗易懂、朗朗上口、鏗鏘有力，着力揭露黑暗、謳歌光明、鼓舞鬥志。

《獄中雜記》是何世昌在獄中與敵人進行鬥爭的真實記錄，顯示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高大形象和英雄本色。字裏行間無不充滿着對黨和人民的無限忠誠，對敵人的無比仇恨。這是何世昌留下的極爲珍貴的遺物，它激勵着人們爲完成烈士們未竟的事業而努力奮鬥。

何世昌入獄不久，牢房裏又來了一位難友，叫張子耀，是鄖陽大堰農民協會負責人。何世昌立即向他了解農民運動發展情況，熱情地向他宣傳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幫助他總結失敗的經驗教訓。他對張子耀說：“只有中國共產黨纔是中國民衆真正的領導力量。”正當他和張子耀研究鬥爭策略，準備掀起更大規模鬥爭的時候，敵人殺害了張子耀。何世昌義憤填膺，寫了一首《工農兵大聯合》的歌詞，號召獄中難友起來鬥爭。歌詞這樣寫道：“工農兵聯合起來向前進，萬衆一心，工農兵聯合起來向前進，殺盡敵人，我們團結，我們前進，我們暴動，我們犧牲，向着階級敵人英勇鬥爭，最後勝利必定屬於我們工農兵。”

《獄中雜記》時刻鼓舞着獄中的難友們。《獄中雜記》是何世昌誓爲革命奮鬥到底的決心的真實寫照，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寧死不屈的英雄氣概和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獄中環境極其惡劣，何世昌寫作時有時假裝睡覺，有時把頭蒙在被子裏，有時靠難友掩護。寫好後利用家人送飯的機會帶回家中，藏在佛經的夾頁裏保留下來。

敵人爲了迫使何世昌就範，卑鄙地對他的家人進行迫害。可是，這絲毫不能改變他的革命意志。何世昌兄妹7人，他排行老大，弟弟妹妹們輪流給他送飯。他總是利用一切機會，鼓勵他們做革命的強者。在何世昌影響下，大妹何梅芳參加了大革命，加入了黨的組織，其他弟弟妹妹均從事教育工作，他的家庭是名副其實的教育之家。

何世昌被捕以後，中共鄖陽特別支部奉上級指示，想方設法營救他出獄，並指示他做好越獄準備，派遣赤衛隊員潛入城中相機接應。正當營救工作緊鑼密鼓進行的時候，1929年6月3日，鄖陽城內的國民黨駐軍發生了兵變。兵變之前，何世昌和中共鄖陽特支書記燕若癡，委員趙登誠、杞舜華和地下黨聯絡員高試三取得聯繫。中共鄖陽特支通過關係買通了典獄長趙慶民。趁兵變紊亂，由中共鄖陽特支派人接應，何世昌成功越獄。越獄後，何世昌未及與家人見面，就由赤衛隊員護送渡過漢江，急如星火地奔赴武漢尋找黨的組織。

龍州起義驚天地

幾經輾轉到達武漢後，何世昌首先找到了楊獻珍。楊獻珍馬上幫他與湖北省委接上關係。隨後，湖北省委又派何世昌到上海找黨中央彙報工作。

當時，黨中央正要選送一批黨員幹部奔赴廣西開展兵運工作。1927年4·12政變後，蔣介石爲了解決桂系問題，於1927年6月，起用了因受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排斥而隱居香港多年的原桂系將領俞作柏、李明瑞，委任俞作柏爲廣西省政府主席，原桂系副軍長李明瑞任廣西軍務督辦兼第四編遣區主任。俞作柏、李明瑞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間，曾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大革命失敗後仍同中國共產黨保持着聯繫。1927年7月初，二人主政廣西后，深感力量薄弱，遂請求中共派人到廣西協助工作。

1929年7月，受黨中央委派，鄧小平、張雲逸、何世昌（到廣西后，何耀祖改名何世昌，誓言他不是爲了光宗耀祖，而是要爲世界和平與昌盛而奮鬥）、陳豪人、王震、葉季壯、宛旦平、於若愚等黨員幹部奔赴廣西工作，與俞作柏、李明瑞建立了較爲密切的合作關係，並在廣西省政府擔任了公開職務。此後，何世昌便在中央代表鄧小平的領導下從事革命活動，積極參加領導了百色起義、龍州起義和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建設等，併爲之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爲促使俞作柏、李明瑞政權朝着有利於革命的方向發展，中國共產黨首先協助俞作柏、李明瑞組建了以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爲骨幹的警備第4大隊，由張雲逸擔任大隊長；接着又組建了第5大隊，由俞作豫擔任大隊長。與此同時，還協助俞作柏、李明瑞成立了以培養下級軍官爲目的的軍官教導總隊。黨組織委派何世昌、袁任遠、王震、楊勇等人在教導總隊擔任教官和營連軍官。他們在教導總隊發展了300多名黨員，總隊9個連隊的幹部幾乎都是共產黨員。這三支武裝共有4000多人，後來成爲共產黨領導左、右江起義的基幹隊伍。

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廣西不久，急於擴大自己的勢力，不聽共產黨的勸告，於1927年9月底倉促決定反蔣自立。我黨認爲俞作柏、李明瑞入主廣西僅幾個月，腳跟尚未站穩，政治、經濟基礎薄弱，反蔣不可能成功。基於這一判斷，我黨擬定了應變計劃，並加緊開展起義準備工作。當時我黨掌握的部隊，藉口沒訓練好，不能出師前線，要求留守南寧，經多方交涉，最後得到同意。1929年10月中旬，俞作豫、李明瑞反蔣失敗，二人只帶領少數衛隊退回南寧。俞作柏、李明瑞反蔣的極速潰敗打亂了我黨的工作部署，形勢十分嚴峻。關鍵時刻，我黨按預定計劃由李明瑞 （後加入中國共產黨）、俞作豫率領警備第5大隊開往左江，以龍州爲據點進行活動；何世昌所在的教導總隊和警備第4大隊，由鄧小平、張雲逸、何世昌等率領，連同我黨掌握的南寧軍械庫儲存的武器、彈藥等物資分裝10多艘輪船，由南寧碼頭起航，溯右江而上開往右江地區，與韋拔羣、黃治峯等領導的右江農運相結合；張雲逸率領教導總隊和警備第4大隊從陸路掩護前進，開赴百色，做好了百色、龍州起義和建立工農民主政府的準備工作。

1929年10月22日，何世昌隨鄧小平、張雲逸到達右江百色後，立即投入了領導百色起義、建立右江政權和籌建紅七軍的各項準備工作之中。在百色期間，他協助前委領導深入鄉村宣傳黨的政治主張，發動組織工農運動。前委討論紅七軍領導人時，擬由何世昌任第三縱隊政治部主任。1929年10月底，中共廣東省委決定成立中共廣西前敵委員會，何世昌被委任爲委員。

1929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兩週年的日子，在鄧小平、李明瑞、張雲逸、何世昌等領導下，警備第4大隊、教導隊和右江農民自衛軍一部在百色宣佈起義，部隊番號爲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張雲逸任軍長，鄧小平任黨代表（政委），並建立了右江蘇維埃政府。後經黨中央批准，紅七軍組織了前委，鄧小平爲書記，何世昌爲前委委員之一。

爲了加強左江地區的領導力量和起義準備工作，1929年12月初，鄧小平部署百色起義工作就緒後，又帶領何世昌、嚴敏等從百色來到龍州。到達龍州當天，何世昌參加了鄧小平主持召開的20多人的黨員幹部會議，討論部署龍州起義和籌建紅八軍工作。兩天後，鄧小平離開龍州，赴上海向黨中央彙報工作。

何世昌根據鄧小平關於整頓改造部隊、籌建民主政權的指示和右江地區準備工作經驗，協同先期到龍州的俞作豫、李明瑞等同志，立即投入到緊張火熱的工作中。

何世昌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做好對參加左江地區準備起義的主力部隊——廣西警備第5大隊的整頓和改造。李明瑞、俞作豫帶到龍州的警備第5大隊，原是李明瑞到廣西后收容民團、散兵遊勇編製成的，成分複雜、紀律鬆弛、軍閥習氣很濃。在南寧時雖經初步整頓改造，但由於時間倉促，惡習尚存，需要進一步整頓和改造。

何世昌、俞作豫等深入連隊，加強對部隊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廣泛發動士兵開展民主運動，揭露反動軍官剋扣軍餉、打罵士兵的惡劣行爲；實行官兵平等；建立連隊士兵委員會，發展黨團員，在每個營建立黨支部；倡導舉辦教導隊和政治夜校，通過各種形式向廣大官兵宣傳革命思想，進行黨的紀律教育，激發了全體官兵英勇殺敵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同時，淘汰了一些政治上的不堅定分子。在整頓改造期間，一團團長何鳳川軍閥作風不改，極力拉幫結派，任用親信。何世昌和俞作豫撤換了何鳳川的職務，同時委任何家榮爲第一團團長，派中共黨員潘思文任該團政治部主任，從此一團的領導力量得到加強。經過整頓改造，部隊的政治素質很快得到提高，精神面貌煥然一新，戰鬥力大大提升。爲儘快完成整頓改造部隊的任務，爲起義創造條件，何世昌總是工作到深夜，爲部隊起草各種規章制度，以嚴格軍紀推進軍隊的革命化、規範化。

爲了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駁斥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對革命的攻擊，何世昌與李明瑞、俞作豫商定，創辦《羣衆報》（後改爲《工農兵報》）和《左江紅旗》雜誌。何世昌勇敢地挑起創辦這兩個報刊的重任。在設備十分簡陋的艱苦條件下，何世昌拖着虛弱的身體，和兩三個編輯埋頭苦幹。他白天要向幹部羣衆作演說、報告，晚上還要聽取各方面的彙報，組織寫稿、改稿，常常工作至深夜，有時徹夜不眠。他身體雖差，但意志堅強。他說：“這樣緊張地工作纔有意義，纔有價值。”這兩個報刊，出版時間雖短，但它們對左江人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激發了人們的愛國思想，有力指導了人民進行不屈不撓的反帝反封建鬥爭。

爲大力宣傳紅軍的性質任務，提高官兵的政治思想覺悟。何世昌還利用羣衆和部隊官兵經常在龍州中山公園聚會、遊玩的機會，爲官兵和市民演講，宣傳革命道理，號召民衆支持工農革命運動，爲龍州起義打下了思想基礎和羣衆基礎。

據紅八軍老戰士吳西回憶：“何世昌同志每次作演講，總是慷慨激昂，很有久經沙場軍人的風格；他口齒清晰，聲音洪亮，所講道理，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富有啓發性和鼓舞性，使人聽了很受教育；他不講空話，說幹就幹，工作深入，任勞任怨，而且很有魄力和章法；他生活簡樸、平易近人，不擺領導架子，很會與羣衆打成一片；他關心幹部士兵，善於傾聽羣衆的呼聲，熱心爲大家排憂解難，在羣衆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當時，龍州是帝國主義勢力入侵的據點和反動軍閥盤踞的邊防重鎮，土匪活動也較猖厥，情況極爲複雜。該地區的黨組織力量又很薄弱，工農革命運動尚未深入發展。對此，何世昌與李明瑞、俞作豫等一方面打着李明瑞、俞作柏的原來旗號，委任俞作豫爲新的廣西全邊對訊督辦公署督辦，接管設在龍州的原督辦公署事務。後又以該督辦公署名義，委任了左江地區各縣縣長，穩定了該地區的局勢。

經過幾個月的緊張工作，起義時機成熟。1930年2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和鄧小平的具體部署下，警備第5大隊在邊陲重鎮古城龍州宣佈起義。左江地區的英雄兒女雲集古城龍州，熱烈慶祝中國紅軍第八軍的誕生、左江蘇維埃政府和革命委員會的成立。

龍州起義後，部隊黨委和龍州縣委舉行聯席會議，決定組建中共廣西左江特委和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八軍軍事委員會，何世昌被選爲紅八軍軍委書記。

1930年2月7日，鄧小平由上海回到龍州。2月10日，何世昌參加了紅八軍軍委、左江特委聯席會議，聽取剛從上海歸來的鄧小平傳達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鄧小平指示紅八軍向右江地區發展，並將紅八軍軍委改組爲紅八軍臨時前委，書記由鄧小平兼任，何世昌、俞作豫等爲委員。不久，鄧小平率第一縱隊離開龍州赴靖西，由何世昌代理紅八軍前委書記，負責紅八軍黨政工作。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何世昌積極發展組織和開展思想政治工作。1930年2月至3月，黨員隊伍有相當的發展，全軍共有100多名黨員，10個黨支部。何世昌經常參加黨支部會議，召開黨員大會，發揮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紅八軍政治部經常召集士兵委員會、士兵代表會議，何世昌在會上就紅軍的任務、戰術、紀律等作宣傳教育。他還經常找到士兵，進行個別談話，瞭解士兵的思想動態。紅八軍政治部還辦了一期培訓班，由政治部編寫教材，指定專人講課。何世昌領導政治部幹部出壁報，發傳單，張貼標語，對羣衆進行宣傳，鼓動根據地人民建設根據地，發展各項事業。

紅八軍成立以後，何世昌帶領紅軍官兵和左江革命羣衆，深入街道鄉村，發動羣衆貫徹實施紅八軍政治綱領，領導左江革命根據地軍民開展反帝鬥爭和根據地各項建設。在紅八軍的強有力支持下，左江地區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剿土匪、除惡霸的鬥爭熱潮。爲配合地方的土地革命鬥爭，何世昌倡導紅八軍開辦了軍政幹校，1930年2月中旬又在龍州泰山街成立中國紅軍第八軍軍事政治學校，先後爲地方培養軍政人才180多人。

幫助地方建立工農民主政權，整編武裝，開展土地革命的同時，何世昌和俞作豫等帶領紅八軍在龍州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帝鬥爭，收回海關主權。

1930年2月10日，紅八軍和左江革委會在龍州體育場召開1萬多人的工農兵大會，聲討帝國主義罪行，沒收外國領事館和教堂的非法財產，驅逐法國領事嘉德夫婦出境。

爲了進一步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伸張革命正義，1930年2月中旬在龍州召開了羣衆鬥爭大會，對區文俊等7名罪大惡極的反動分子判處死刑。

左江地區的革命烈火熊熊燃燒起來了，左江革命根據地成爲了當時全國矚目的革命根據地之一。這些行動沉重打擊了國民黨的反動勢力，極大地鼓舞了南部邊疆各族人民的革命鬥志。1930年3月22日，黨中央第86期《紅旗》上刊載《赤色的龍州》一文高度讚揚龍州起義：“廣西龍州蘇維埃的建立到現在不過兩個月的時間，但他的實際行動在中國革命發展的歷史上已經開闢了一個新紀元。”

埋骨深山亦楚雄

龍州起義的革命風暴，沉重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治和法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極大地鼓舞了南部邊疆各族人民的革命鬥爭，使桂系軍閥大爲驚恐。

1930年3月20日，紅八軍和左江革委會在龍州新填地廣場隆重舉行大會，悼念在開展農民運動時，被假意接受收編的匪徒黃飛虎殺害的中共左江特委委員、農運指導委員會主任共產黨員何建南烈士。因紅八軍軍部電臺臺長何炳南叛變通敵，向國民黨桂系軍閥泄露紅八軍主力分兵各縣遊擊剿匪及龍州城防空虛的情報，中午時分，國民黨駐桂正規部隊梁朝璣師以4個團4000多人的兵力，兵分三路，由南寧沿左江而上偷襲龍州，一路奔高祥，沿獨山腳包圍龍州城西門和北門；一路進攻東門和北門城樓：一路奔白沙街，搶佔鐵橋頭，企圖佔據龍州鐵橋，斷絕紅軍退路，一舉消滅紅軍。就在追悼會即將結束時，來勢兇猛的敵軍先導團李子勉部已兵臨城下。當時，紅八軍內部未鞏固，在關鍵時刻，土匪出身的第一、第二路遊擊司令黃飛虎、馮飛龍等率隊叛變。

面對敵人的偷襲，何世昌和俞作豫等當機立斷，迅速組織駐守龍州的第二縱隊，第一縱隊三營，左江赤衛隊大隊共約1000人迎戰。

敵人倚仗優勢兵力，在迫擊炮配合下，蜂擁般向紅軍進攻。何世昌冒着槍林彈雨，到各個陣地指揮作戰。他仔細察看地形，不時調整力量，指揮部隊佔領有利地形，阻止敵人進攻。紅軍戰士在何世昌、俞作豫等人的指揮下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抵抗，經過激戰，殺退了敵人的一次次衝鋒，打死打傷敵人800餘人。

守衛在龍州鐵橋橋頭的第一路遊擊大隊政治部主任嚴敏，率領第一路游擊隊第三營400餘紅軍將士與敵人展開殊死搏鬥。何世昌來到鐵橋頭，覺得固守不能死守。他詳細觀察地形，調整隊伍，佔領有利地形阻擊敵人，使敵人無法構成對橋頭的威脅，雖然敵人多次拼死爭奪，都被紅軍頑強擊退，直到戰鬥結束，鐵橋牢牢地掌握在守橋紅軍將士手中。最後終因敵衆我寡，嚴敏和400餘紅軍官兵壯烈犧牲。

當日下午5時，敵人繼續向東、北、西各城門增援兵力，形成包圍紅軍的態勢。爲了保存革命力量，何世昌和俞作豫、宛旦平決定暫時放棄龍州，下令城內紅軍迅速向與越南交界的憑祥方向撤退。

當天，何世昌、俞作豫等率領部隊突出重圍，來到欽州大寺，在大寺召開黨員大會。何世昌在會上作了戰鬥動員，鼓勵大家要經得起挫折考驗，堅持打游擊，伺機與紅七軍會合，建立根據地。會後，部隊繼續轉移。1930年3月21日晚和22日上午，紅八軍軍部在憑祥召開全體官兵大會，研究下一步作戰方案。何世昌等分析了當時的鬥爭形勢，鼓勵大家再接再厲，堅持與敵人戰鬥到底。會議剛結束，喬裝成赤衛隊的敵人又急進追至，何世昌與俞作豫商議決定暫向寧明縣轉移，再出扶南，以求得補充後到俞作豫的老家玉林。參謀長宛旦平率領部隊負責阻擊敵人，掩護撤退。戰鬥中宛旦平不幸中彈犧牲。

1930年3月24日，部隊來到渠黎，當天是渠黎的圩日，趕集的日子。何世昌指示政工人員趁着圩日向羣衆宣傳革命形勢，張貼標語，晚上與當地羣衆召開了軍民聯歡會。後聞上思縣縣長帶民團追擊而來，紅八軍又走一夜，第2天到蘇圩。

1930年3月28日，何世昌、俞作豫帶領部隊來到大塘、欽縣一帶，在欽縣大寺區的南間圩召開了軍事會議。會議決定紅八軍餘部300多人暫由第二縱隊第一營營長劉定西帶往上思十萬大山整訓，配合地方政權，發展農民武裝（後來劉定西叛變投敵，把部隊編給了廣東地方反動勢力）。遣散非作戰人員後，俞作豫、何世昌等30多名政工幹部和黨員離隊前往右江找紅七軍，抓緊與右江紅七軍方面聯繫，準備與紅七軍會合，待時機成熟，奪取龍州，攻打南寧。

1930年4月，何世昌率部經邕寧、隆安前往右江尋找紅七軍途中，遭到敵人追擊。激戰中於邕寧縣馬村渡口陷入路邊的泥田，不幸被敵人抓捕。

何世昌被捕後，被敵人押解到南寧。當敵人得知何世昌是紅軍高級將領時，軟硬兼施，誘逼何世昌供出紅軍情況，妄圖一網打盡。但何世昌大義凜然，義正言辭地怒斥敵人的罪惡行徑。敵人見軟的不行就來硬的，對何世昌嚴刑拷打，不給他飯喫，每天只准他喝三碗鹽水維持生命。何世昌視死如歸，毫不屈服，於1930年7月15日，在南寧被敵槍殺，時年25歲。

何世昌參加領導的龍州起義，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以壯族爲主的各族人民英勇反擊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起義，對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走中國革命正確道路的一次成功探索。它在中國革命史乃至廣西近代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何世昌一生雖然短暫，但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將被永遠銘記。正如楊獻珍同志所評價的：“何耀祖（何世昌原名）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何耀祖同志雖然在人間只生活了25個春秋，但他的輝煌業績將永垂青史，光照千秋。”（十堰市檔案館【史志研究中心】馬小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