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出钱又出力的比尔·盖茨,被美国人民骂惨了。

有人称盖茨是病毒的制造者和传播者,有人发起了反疫苗、反比尔·盖茨的抗议活动,甚至有人向白宫请愿,要求以“医疗不当行为和危害人类罪”对盖茨的基金会进行调查,短短时间就有50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

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则广为流传的阴谋论:新冠病毒是比尔·盖茨制造的,因为他想利用注射新冠疫苗的机会,给数十亿人植入微芯片,实现控制人口的目的。

在雅虎一项民意测验中,有28%的美国成年人表示自己相信这个阴谋论,44%的共和党也选择了相信。

美国民众之所以如此抵制盖茨的疫苗,除了因为阴谋论,还因为美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反疫苗运动,使许多人站在了疫苗的对立面。

为什么会有反疫苗运动?

反疫苗运动,究竟是在反什么?

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反智现象?

孪生兄弟:疫苗与反疫苗

疫苗与反疫苗是一对孪生兄弟,几乎是在同一天诞生。

1763年,为了预防天花,意大利医生安杰罗·加提(Angelo Gatti)将人痘接种法引入法国,随之舶来的还有反疫苗运动。

宗教人士认为接种人痘违背了上帝的旨意。1772年,牧师埃德蒙·梅西(Edmund Massey)在讲道中表示,疾病是神用来惩罚罪人的工具,任何想要借由疫苗预防天花的方法都是“恶魔的做法”。

最终,法国最高法院迫于社会压力,下令禁止人痘接种。

在疫苗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对峙中,时间来到了1796年。这一年,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Edward Jenner)发明了牛痘接种法。相比人痘,牛痘的毒性更小,人感染后除了轻微的淋巴结炎外,不会起痘,更不会致命。

琴纳为男童接种牛痘

牛痘接种自然也受到了许多质疑。

在宗教人士的观念里,人是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造出来的,将牛身上的溃烂物注射进人体内,会污染人的“纯洁性”,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于是强烈反对信徒去接种。

一位名叫威廉·罗利的医生,怀疑接种牛痘会使人越来越像牛,还声称某某地一个男孩接种后面部逐渐发生变化,最后长出了一张牛脸。

在那个教育还未普及的时代,类似的流言引起了公众的恐慌,许多艺术家也加入了反疫苗的运动中。

例如英国讽刺漫画家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就画了一幅名为《牛痘接种的奇异效果》的漫画,图中接种牛痘的人长出了牛腿、牛尾等牛类器官。

《牛痘接种的奇异效果》

虽然对牛痘的反对和质疑却从未停息过,但牛痘接种法还是凭借其安全性和强大的预防能力获得了官方的认可。例如英国就在1853年颁布了《疫苗接种法》,规定婴儿出生三个月内必须接种疫苗。

但这种强制性的做法也引起了民众的反抗,一时间涌出了各种反疫苗运动,甚至许多城市出现了暴乱,各种宣传疫苗危害的小册子满天飞。

总的来说,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这几十年的时间中,疫苗发展进入了一段黄金时期。

随着疫苗科学的发展,麻疹、百日咳、脊髓灰质炎等疾病的大规模爆发,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大众对疫苗的接受度越来越高。虽然仍然存在着一些反对声音,例如萧伯纳就认为疫苗是“一种特殊而肮脏的巫术”,但并未引起太大反响。

引爆了反疫苗炸弹的,是1998年安德鲁·维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等人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篇文章。

直到2010年,这篇论文才被《柳叶刀》撤回

文中根据对12名儿童的研究,提出了一种猜测,自闭症是注射MMR疫苗导致的(注:MMR疫苗指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联合疫苗),他建议不要注射联合疫苗,而是分开接种三种疫苗,延长中间的间隔期。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疫苗运动。

许多自闭症儿童的父母将孩子的病症归咎于MMR疫苗,愤怒地走上街头,加入了反疫苗游行,要求政府给出回应。

各路媒体也不甘示弱,加入了这场反疫苗的“狂欢”中。英国有一个电视节目,邀请了三位自闭症儿童的父母,通过与他们的交谈,得出了“MMR疫苗与自闭症之间存在关联”的结论。

在媒体和反疫苗团体的炒作下,成千上万的人相信了维克菲尔德。

2009年英国议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96年~2002年,英国的MMR疫苗接种率从的92%下降到84%,某些地区的接种率甚至不足50%。2006年,麻疹的发病率是1996年的37倍

反疫苗,反的究竟是什么

科罗拉多丹佛大学社会学教授詹妮弗·赖希(Jennifer Reich)研究发现,反疫苗群体可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人“相信疫苗,但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注射疫苗,或者是不相信所有疫苗都是安全有效的”,另一类人则是“永远不会相信疫苗的作用,也永远不会被说服”。

事实上,反疫苗人士对疫苗安全性的担忧并非是杞人忧天。从疫苗诞生伊始,安全问题就如影随形。

最初的人痘接种,医生要从天花感染者身上收集脓液或痂,然后划伤接种者的手臂,将感染物质引入患者体内。因为人痘毒性强,加上接种手法不当,许多人在接种后染上了天花。

即使后来疫苗技术发展,出现了更为安全的灭活、减毒疫苗,疫苗事故依然频频发生:

1929年,因为在制备卡介苗的原种时误用了有毒性的结核杆菌,而不是减毒的卡介苗。接种该疫苗的250个婴儿中,72个死时还不到半岁,135个婴儿患上了肺结核。1948年,日本京都因白喉疫苗接种不当,导致68名儿童死亡。1955年,部分脊髓灰质炎疫苗中因灭活工艺不统一,仍然含有未被灭活的病毒,导致4万儿童受到感染,200名儿童出现不同程度的瘫痪,10人死亡。

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孩子被铁肺包裹着,使他们能够呼吸

1999年,每一万名接种轮状病毒疫苗的婴儿中,就有一人出现肠套叠,疫苗被撤回。2016年,山东警方破获案值5.7亿元非法疫苗案,疫苗未经严格冷链存储运输销往24个省市。2020年10月,韩国至少有13人注射流感疫苗后死亡,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韩国医院中,一名护士手持流感疫苗

每个数字背后,可能都是一个孩子,一条鲜活的生命,一双绝望的父母。

在这样的前车之鉴下,许多父母认可疫苗的价值,但不相信疫苗真的如政府宣传的那样全然无害。他们对疫苗抱有强烈的警惕心,不愿意拿孩子冒险,在政府强制要求孩子接种疫苗的情况下,这些人成为了反疫苗组织的一员。

如果说上面的反对和疑虑还情有可原,那另一类反疫苗人士给出的理由,则全然是无稽之谈:

「我的身体,我的选择(MY BODY, MY CHOICE)」(注:这是美国维护堕胎权游行中的常见口号。)

要不要注射疫苗,与能不能堕胎不能混为一谈。堕胎完全是个人决定,并不会影响邻居、朋友的健康。但如果不接种疫苗,身体会成为疾病传播的媒介,会影响到身边的其他人。

「疫苗是疫苗厂商的阴谋。」

许多人坚信,人本不用注射疫苗,可以依靠自己的免疫力战争疾病。注射疫苗,全是疫苗厂商的政府官商勾结的结果。

「接种疫苗后会有副作用,比如自闭症。」

医学界、科学界也多次辟谣,未发现疫苗与自闭症之间存在关联的证据。

在大多数情况下,疫苗带来的副作用是轻微的,例如注射部位的酸痛、肿胀、发红或低烧,几天之内就会消失。个别人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副作用,但与疫苗出现前的疾病死亡率相比,情况仍是有极大地改善。

撕开反智的外皮,一切都是利益

在大多数人的设想中,反疫苗的多半是受教育程度低的底层人士,因为没文化,缺乏判断力,所以才会相信种种关于疫苗的反智言论。但是研究发现,现实与我们想象的截然相反。

2004年,一篇发表在Pediatrics的文章指出,学历低、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父母,往往会听从政府的指导意见,让孩子按时注射疫苗,但是他们的孩子会因为家庭的贫困无法注射所有的疫苗,导致“疫苗不足”(undervaccinated)。

与之相对的,没有接种疫苗的孩子(unvaccinated),往往来自年收入超过75000美元的家庭,父母都拥有大学以上的学历。这些父母对疫苗的安全性表示怀疑,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孩子是否接受疫苗,不会听从医生的疫苗建议。

这些父母有钱有学历有自己的判断,为什么?

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个体对不确定性的恐慌

这与心理学家弗伦克尔-布伦斯维克提出“模糊的不容忍性”(intolerance of ambiguity)相吻合。人完全不能够容忍不确定性,厌恶排斥模糊信息,通过拒绝复杂而模棱两可的状态去寻求确定性: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草率选择和维护其中一种解决方案(支持还是反对疫苗);用非黑即白的方式看待事物(疫苗是好是坏)。

此外,诸多反疫苗人士背后也脱不开各种反疫苗组织的影响。

永远冲在第一线的反疫苗组织,站在他们背后的是各种利益团体,是一条把反智当成生意的产业链。

美国资历最老的反疫苗组织“美国国家疫苗信息中心”(National Vaccine Information Center),声称机构的运作资金来源于外界的小额捐款,但税收记录显示,在过去10年中,某一捐助者的捐助金额超过290万美元,占总资金的40%。

这名慷慨的捐献者名叫约瑟夫·默科拉(Joseph Mercola),他的公司经营着许多天然保健品,包括据说可以“替代疫苗的维生素补充剂”。除了美国国家疫苗信息中心,他还向其它几个反疫苗组织捐赠了至少400万美元。

一篇发表在Vaccine 上的文章发现,Facebook上的反疫苗广告,最高价格为499美元,通常会附带一些与“自然”疗法、书籍和研讨会相关的信息,每条广告能吸引5000到50000受众。

Facebook上的一则反疫苗广告

反疫苗背后不仅仅是生意,还有政治。

2016年,在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声称打疫苗会使孩子患上自闭症,得到了许多反疫苗人士的支持。

但2019年面对美国多地爆发的麻疹,成为总统的特朗普又改变了看法,“疫苗很重要”,“必须让孩子注射疫苗”。

特朗普2012年发表的反疫苗言论

个体对疫苗不确定性的恐惧,被各种利益团体利用,他们反过来用各种反智的消息去驯养个体,最终使反疫苗这种反智运动成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

反疫苗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交织着宗教、科学、政治、社会、经济因素的复杂问题。

但撕开反智的外皮,一切不过都是利益。

疫情中的反疫苗运动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截止10月3日,全美死亡人数比往年的平均数字多出299028人,其中三分之二与新冠有关。

闻玉梅院士在造就演讲时,指出疫苗是控制疫情的希望:“人类与病毒战斗是一个持久的过程,科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WHO的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10月2日,全世界共有151种疫苗处于研发中,42种进入临床阶段,其中10种已进入III期临床试验。

我国有4个疫苗进入了三期临床,来自阿联酋、巴林、埃及、摩洛哥、秘鲁、阿根廷等国家共计约6万名受试者接种后,未接到严重不良反应报告,有望于今年年底投入市场。

彭博社报道,由牛津大学主导研发,阿斯利康负责生产的新冠疫苗,目前在欧洲已经成功进入到了使用前审批阶段,目前正在巴西进行实验。牛津/阿斯利康疫苗也有望成为最早推向市场的疫苗之一。

著名的疫苗专家奥菲特博士 (Paul Offit)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即使疫苗上市后,也不能减少防护措施。

因为疫苗的有效率并不是100%,有些人即使打了疫苗仍有可能感染。另外现在开发的疫苗都需要打两针,短时间内疫苗供应无法满足需求。

所以,疫苗+日常防护的模式,仍然是未来防疫的重点。

但与之前动辄十几年的疫苗相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研发出来的新冠疫苗,是否安全,是否有效,仍然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

纽约市立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在3月的首次调查中,约62%的人表示愿意接种新冠疫苗,19%的人表示拒绝,另有19%的人表示不确定。在5月的第二次调查中,愿意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数降至31%

对抗反疫苗运动,社会各界都应主动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政府应该将知情权交还给民众,最大程度地与民众建立信任,在社会的倒逼下对药企实行监督,在疫苗的生产、运输、注射过程中,提高疫苗的安全性,使疫苗阴谋论失去市场。科学界要认识到权威对民众的影响,加强审查,避免“维克菲尔德丑闻”再次重演。

而社交平台需要做的,远比他们以为得多。

仅Facebook拥有超过20亿用户,大约68%的美国人从该平台获取新闻。但社交平台也是反疫苗的大本营。YouTube上一则毫无根据就断言疫苗会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视频,就获得了800多万的点击率,虽然后来被删除,但造成的恶劣影响无法被消弥。

“脑残”、“反智”、“令人窒息”……

如果我们只是站在岸边嘲笑别人的反智,放任反疫苗运动继续发展下去,终有一天,病毒会来嘲笑我们。

参考资料:

[1]https://www.cnbc.com/2020/07/22/bill-gates-denies-conspiracy-theories-that-say-he-wants-to-use-coronavirus-vaccines-to-implant-tracking-devices.html

[2]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0-01423-4

[3]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281-1

[4]https://theconversation.com/covid-19-anti-vaxxers-use-the-same-arguments-from-135-years-ago-145592

[5]https://www.governing.com/now/The-Vaccine-Debate-Science-on-One-Side-Emotion-on-the-Other.html

[6]https://childrenshealthdefense.org/news/vaccine-disasters-governments-want-forget/

[7]https://www.advisory.com/daily-briefing/2019/05/13/antivax

[8]https://www.medscape.com/viewarticle/936937

[9]https://www.historyofvaccines.org/index.php/content/articles/history-anti-vaccination-movements

(本文未经造就授权,禁止转载。)

作者&版面 | 田晓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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