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出錢又出力的比爾·蓋茨,被美國人民罵慘了。

有人稱蓋茨是病毒的製造者和傳播者,有人發起了反疫苗、反比爾·蓋茨的抗議活動,甚至有人向白宮請願,要求以“醫療不當行爲和危害人類罪”對蓋茨的基金會進行調查,短短時間就有50萬人在請願書上簽名……

這一切都是因爲一則廣爲流傳的陰謀論:新冠病毒是比爾·蓋茨製造的,因爲他想利用注射新冠疫苗的機會,給數十億人植入微芯片,實現控制人口的目的。

在雅虎一項民意測驗中,有28%的美國成年人表示自己相信這個陰謀論,44%的共和黨也選擇了相信。

美國民衆之所以如此抵制蓋茨的疫苗,除了因爲陰謀論,還因爲美國社會中長期存在的反疫苗運動,使許多人站在了疫苗的對立面。

爲什麼會有反疫苗運動?

反疫苗運動,究竟是在反什麼?

我們該如何面對這種反智現象?

孿生兄弟:疫苗與反疫苗

疫苗與反疫苗是一對孿生兄弟,幾乎是在同一天誕生。

1763年,爲了預防天花,意大利醫生安傑羅·加提(Angelo Gatti)將人痘接種法引入法國,隨之舶來的還有反疫苗運動。

宗教人士認爲接種人痘違背了上帝的旨意。1772年,牧師埃德蒙·梅西(Edmund Massey)在講道中表示,疾病是神用來懲罰罪人的工具,任何想要藉由疫苗預防天花的方法都是“惡魔的做法”。

最終,法國最高法院迫於社會壓力,下令禁止人痘接種。

在疫苗的支持者與反對者的對峙中,時間來到了1796年。這一年,英國醫生愛德華·琴納(Edward Jenner)發明了牛痘接種法。相比人痘,牛痘的毒性更小,人感染後除了輕微的淋巴結炎外,不會起痘,更不會致命。

琴納爲男童接種牛痘

牛痘接種自然也受到了許多質疑。

在宗教人士的觀念裏,人是上帝根據自己的形象造出來的,將牛身上的潰爛物注射進人體內,會污染人的“純潔性”,違背了上帝的旨意,於是強烈反對信徒去接種。

一位名叫威廉·羅利的醫生,懷疑接種牛痘會使人越來越像牛,還聲稱某某地一個男孩接種後面部逐漸發生變化,最後長出了一張牛臉。

在那個教育還未普及的時代,類似的流言引起了公衆的恐慌,許多藝術家也加入了反疫苗的運動中。

例如英國諷刺漫畫家詹姆斯·吉爾雷(James Gillray)就畫了一幅名爲《牛痘接種的奇異效果》的漫畫,圖中接種牛痘的人長出了牛腿、牛尾等牛類器官。

《牛痘接種的奇異效果》

雖然對牛痘的反對和質疑卻從未停息過,但牛痘接種法還是憑藉其安全性和強大的預防能力獲得了官方的認可。例如英國就在1853年頒佈了《疫苗接種法》,規定嬰兒出生三個月內必須接種疫苗。

但這種強制性的做法也引起了民衆的反抗,一時間湧出了各種反疫苗運動,甚至許多城市出現了暴亂,各種宣傳疫苗危害的小冊子滿天飛。

總的來說,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這幾十年的時間中,疫苗發展進入了一段黃金時期。

隨着疫苗科學的發展,麻疹、百日咳、脊髓灰質炎等疾病的大規模爆發,教育水平的提高,社會大衆對疫苗的接受度越來越高。雖然仍然存在着一些反對聲音,例如蕭伯納就認爲疫苗是“一種特殊而骯髒的巫術”,但並未引起太大反響。

引爆了反疫苗炸彈的,是1998年安德魯·維克菲爾德(Andrew Wakefield)等人發表在《柳葉刀》上的一篇文章。

直到2010年,這篇論文才被《柳葉刀》撤回

文中根據對12名兒童的研究,提出了一種猜測,自閉症是注射MMR疫苗導致的(注:MMR疫苗指麻疹、腮腺炎和風疹的聯合疫苗),他建議不要注射聯合疫苗,而是分開接種三種疫苗,延長中間的間隔期。

文章發表後,引起了一股聲勢浩大的反疫苗運動。

許多自閉症兒童的父母將孩子的病症歸咎於MMR疫苗,憤怒地走上街頭,加入了反疫苗遊行,要求政府給出迴應。

各路媒體也不甘示弱,加入了這場反疫苗的“狂歡”中。英國有一個電視節目,邀請了三位自閉症兒童的父母,通過與他們的交談,得出了“MMR疫苗與自閉症之間存在關聯”的結論。

在媒體和反疫苗團體的炒作下,成千上萬的人相信了維克菲爾德。

2009年英國議會公佈的數據顯示,從1996年~2002年,英國的MMR疫苗接種率從的92%下降到84%,某些地區的接種率甚至不足50%。2006年,麻疹的發病率是1996年的37倍

反疫苗,反的究竟是什麼

科羅拉多丹佛大學社會學教授詹妮弗·賴希(Jennifer Reich)研究發現,反疫苗羣體可大致分爲兩類:

一類人“相信疫苗,但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注射疫苗,或者是不相信所有疫苗都是安全有效的”,另一類人則是“永遠不會相信疫苗的作用,也永遠不會被說服”。

事實上,反疫苗人士對疫苗安全性的擔憂並非是杞人憂天。從疫苗誕生伊始,安全問題就如影隨形。

最初的人痘接種,醫生要從天花感染者身上收集膿液或痂,然後劃傷接種者的手臂,將感染物質引入患者體內。因爲人痘毒性強,加上接種手法不當,許多人在接種後染上了天花。

即使後來疫苗技術發展,出現了更爲安全的滅活、減毒疫苗,疫苗事故依然頻頻發生:

1929年,因爲在製備卡介苗的原種時誤用了有毒性的結核桿菌,而不是減毒的卡介苗。接種該疫苗的250個嬰兒中,72個死時還不到半歲,135個嬰兒患上了肺結核。1948年,日本京都因白喉疫苗接種不當,導致68名兒童死亡。1955年,部分脊髓灰質炎疫苗中因滅活工藝不統一,仍然含有未被滅活的病毒,導致4萬兒童受到感染,200名兒童出現不同程度的癱瘓,10人死亡。

患有小兒麻痹症的孩子被鐵肺包裹着,使他們能夠呼吸

1999年,每一萬名接種輪狀病毒疫苗的嬰兒中,就有一人出現腸套疊,疫苗被撤回。2016年,山東警方破獲案值5.7億元非法疫苗案,疫苗未經嚴格冷鏈存儲運輸銷往24個省市。2020年10月,韓國至少有13人注射流感疫苗後死亡,具體原因仍在調查中。

韓國醫院中,一名護士手持流感疫苗

每個數字背後,可能都是一個孩子,一條鮮活的生命,一雙絕望的父母。

在這樣的前車之鑑下,許多父母認可疫苗的價值,但不相信疫苗真的如政府宣傳的那樣全然無害。他們對疫苗抱有強烈的警惕心,不願意拿孩子冒險,在政府強制要求孩子接種疫苗的情況下,這些人成爲了反疫苗組織的一員。

如果說上面的反對和疑慮還情有可原,那另一類反疫苗人士給出的理由,則全然是無稽之談:

「我的身體,我的選擇(MY BODY, MY CHOICE)」(注:這是美國維護墮胎權遊行中的常見口號。)

要不要注射疫苗,與能不能墮胎不能混爲一談。墮胎完全是個人決定,並不會影響鄰居、朋友的健康。但如果不接種疫苗,身體會成爲疾病傳播的媒介,會影響到身邊的其他人。

「疫苗是疫苗廠商的陰謀。」

許多人堅信,人本不用注射疫苗,可以依靠自己的免疫力戰爭疾病。注射疫苗,全是疫苗廠商的政府官商勾結的結果。

「接種疫苗後會有副作用,比如自閉症。」

醫學界、科學界也多次闢謠,未發現疫苗與自閉症之間存在關聯的證據。

在大多數情況下,疫苗帶來的副作用是輕微的,例如注射部位的痠痛、腫脹、發紅或低燒,幾天之內就會消失。個別人會出現比較嚴重的副作用,但與疫苗出現前的疾病死亡率相比,情況仍是有極大地改善。

撕開反智的外皮,一切都是利益

在大多數人的設想中,反疫苗的多半是受教育程度低的底層人士,因爲沒文化,缺乏判斷力,所以纔會相信種種關於疫苗的反智言論。但是研究發現,現實與我們想象的截然相反。

2004年,一篇發表在Pediatrics的文章指出,學歷低、生活在貧困家庭中的父母,往往會聽從政府的指導意見,讓孩子按時注射疫苗,但是他們的孩子會因爲家庭的貧困無法注射所有的疫苗,導致“疫苗不足”(undervaccinated)。

與之相對的,沒有接種疫苗的孩子(unvaccinated),往往來自年收入超過75000美元的家庭,父母都擁有大學以上的學歷。這些父母對疫苗的安全性表示懷疑,認爲自己有權決定孩子是否接受疫苗,不會聽從醫生的疫苗建議。

這些父母有錢有學歷有自己的判斷,爲什麼?

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個體對不確定性的恐慌

這與心理學家弗倫克爾-布倫斯維克提出“模糊的不容忍性”(intolerance of ambiguity)相吻合。人完全不能夠容忍不確定性,厭惡排斥模糊信息,通過拒絕複雜而模棱兩可的狀態去尋求確定性:

在不確定的情況下草率選擇和維護其中一種解決方案(支持還是反對疫苗);用非黑即白的方式看待事物(疫苗是好是壞)。

此外,諸多反疫苗人士背後也脫不開各種反疫苗組織的影響。

永遠衝在第一線的反疫苗組織,站在他們背後的是各種利益團體,是一條把反智當成生意的產業鏈。

美國資歷最老的反疫苗組織“美國國家疫苗信息中心”(National Vaccine Information Center),聲稱機構的運作資金來源於外界的小額捐款,但稅收記錄顯示,在過去10年中,某一捐助者的捐助金額超過290萬美元,佔總資金的40%。

這名慷慨的捐獻者名叫約瑟夫·默科拉(Joseph Mercola),他的公司經營着許多天然保健品,包括據說可以“替代疫苗的維生素補充劑”。除了美國國家疫苗信息中心,他還向其它幾個反疫苗組織捐贈了至少400萬美元。

一篇發表在Vaccine 上的文章發現,Facebook上的反疫苗廣告,最高價格爲499美元,通常會附帶一些與“自然”療法、書籍和研討會相關的信息,每條廣告能吸引5000到50000受衆。

Facebook上的一則反疫苗廣告

反疫苗背後不僅僅是生意,還有政治。

2016年,在總統大選中,特朗普聲稱打疫苗會使孩子患上自閉症,得到了許多反疫苗人士的支持。

但2019年面對美國多地爆發的麻疹,成爲總統的特朗普又改變了看法,“疫苗很重要”,“必須讓孩子注射疫苗”。

特朗普2012年發表的反疫苗言論

個體對疫苗不確定性的恐懼,被各種利益團體利用,他們反過來用各種反智的消息去馴養個體,最終使反疫苗這種反智運動成爲一種廣泛存在的社會現象。

反疫苗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科學問題,而是一個交織着宗教、科學、政治、社會、經濟因素的複雜問題。

但撕開反智的外皮,一切不過都是利益。

疫情中的反疫苗運動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發佈的報告顯示,截止10月3日,全美死亡人數比往年的平均數字多出299028人,其中三分之二與新冠有關。

聞玉梅院士在造就演講時,指出疫苗是控制疫情的希望:“人類與病毒戰鬥是一個持久的過程,科技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WHO的數據顯示,截止2020年10月2日,全世界共有151種疫苗處於研發中,42種進入臨牀階段,其中10種已進入III期臨牀試驗。

我國有4個疫苗進入了三期臨牀,來自阿聯酋、巴林、埃及、摩洛哥、祕魯、阿根廷等國家共計約6萬名受試者接種後,未接到嚴重不良反應報告,有望於今年年底投入市場。

彭博社報道,由牛津大學主導研發,阿斯利康負責生產的新冠疫苗,目前在歐洲已經成功進入到了使用前審批階段,目前正在巴西進行實驗。牛津/阿斯利康疫苗也有望成爲最早推向市場的疫苗之一。

著名的疫苗專家奧菲特博士 (Paul Offit)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即使疫苗上市後,也不能減少防護措施。

因爲疫苗的有效率並不是100%,有些人即使打了疫苗仍有可能感染。另外現在開發的疫苗都需要打兩針,短時間內疫苗供應無法滿足需求。

所以,疫苗+日常防護的模式,仍然是未來防疫的重點。

但與之前動輒十幾年的疫苗相比,在不到一年的時間中研發出來的新冠疫苗,是否安全,是否有效,仍然是很多人擔心的問題。

紐約市立大學的一項調查顯示,在3月的首次調查中,約62%的人表示願意接種新冠疫苗,19%的人表示拒絕,另有19%的人表示不確定。在5月的第二次調查中,願意接種新冠疫苗的人數降至31%

對抗反疫苗運動,社會各界都應主動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政府應該將知情權交還給民衆,最大程度地與民衆建立信任,在社會的倒逼下對藥企實行監督,在疫苗的生產、運輸、注射過程中,提高疫苗的安全性,使疫苗陰謀論失去市場。科學界要認識到權威對民衆的影響,加強審查,避免“維克菲爾德醜聞”再次重演。

而社交平臺需要做的,遠比他們以爲得多。

僅Facebook擁有超過20億用戶,大約68%的美國人從該平臺獲取新聞。但社交平臺也是反疫苗的大本營。YouTube上一則毫無根據就斷言疫苗會導致數百萬人死亡的視頻,就獲得了800多萬的點擊率,雖然後來被刪除,但造成的惡劣影響無法被消彌。

“腦殘”、“反智”、“令人窒息”……

如果我們只是站在岸邊嘲笑別人的反智,放任反疫苗運動繼續發展下去,終有一天,病毒會來嘲笑我們。

參考資料:

[1]https://www.cnbc.com/2020/07/22/bill-gates-denies-conspiracy-theories-that-say-he-wants-to-use-coronavirus-vaccines-to-implant-tracking-devices.html

[2]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0-01423-4

[3]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281-1

[4]https://theconversation.com/covid-19-anti-vaxxers-use-the-same-arguments-from-135-years-ago-145592

[5]https://www.governing.com/now/The-Vaccine-Debate-Science-on-One-Side-Emotion-on-the-Other.html

[6]https://childrenshealthdefense.org/news/vaccine-disasters-governments-want-forget/

[7]https://www.advisory.com/daily-briefing/2019/05/13/antivax

[8]https://www.medscape.com/viewarticle/936937

[9]https://www.historyofvaccines.org/index.php/content/articles/history-anti-vaccination-movements

(本文未經造就授權,禁止轉載。)

作者&版面 | 田曉娜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