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拼盤、碼大劇，主旋律電視劇如何玩出新花樣？

文 │ 魔王

2019年獻禮片《我和我的祖國》狂攬31億票房，2020年姊妹篇《我和我的家鄉》登錄國慶檔，截止至10月21日零時，《我和我的家鄉》票房已突破25億。作爲近年來主旋律電影的代表，《祖國》和《家鄉》身上的亮點莫過於集合了中國頂尖的幾位導演，每人以一個主題拍攝30-40分鐘的單元故事，觀衆可以在一部電影中看到題材、風格不一的故事。這種“拼盤”模式無疑在商業價值和口碑上皆取得了成功。

前面電影拼盤開花，後面電視劇緊隨其後。9月、10月上線兩部抗疫劇《最美逆行者》和《在一起》均採用單元模式，通過一個個原型人物和一樁樁真實事件再現了武漢抗疫的多個動人瞬間。“十個獨立故事的抗疫衆生相，從卡司到製作團隊都是強強集結。”豆瓣一位網友這樣評價《在一起》，足以見得單元劇的形式和劇的口碑質量都得到了觀衆的認可。

就在幾天前，總局部署了2021-2025年重點電視劇選題，其中2021年建黨100週年、2023年“一帶一路”倡議10週年、2025年抗戰勝利80週年等週年紀念均在選題之中，這似乎也預示着主旋律之風將吹遍未來五年的影視劇市場。不只有《最美逆行者》和《在一起》，許多頭部影視公司早就乘着這陣“春風”，開啓自己的獻禮之路。據不完全統計，以《功勳》《約定》《石頭開花》《脫貧先鋒》《我們的新時代》《理想照耀中國》爲代表的一批重點項目，也都將採用“拼盤”結構。

有電影的珠玉在前，“拼盤”模式植入電視劇又小有成績，影視公司開始探索出一條新的製作劇集的道路，單元劇+主旋律的配方能夠持續多久？這或成爲未來影視行業最關注的問題。

爲什麼是單元劇模式？

幾乎接受採訪的大多數人都向骨朵表示，採取單元劇的形式，是受到去年《我和我的祖國》形式影響。電視劇《我們的新時代》製片人嚴謹告訴骨朵，受到電影啓發，電視劇最終呈現了六種不同的風格內容，“單元劇好處在於不同風格不同主創闡述同一主題，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從這個方面來說，與《我和我的祖國》電影精神一以貫之，今年多家影視公司在主旋律題材上，第一次採取了多導演、多明星的創作模式，以此反映重大時間節點的時代故事。

對影視行業來說，2020年是太不尋常的一年。一方面，因爲疫情的原因影視行業擱置了大半年時間才陸續開工；另一方面，正因今年碰到幾個重大的歷史節點加上疫情這樣的重大事件，湧現出一批感人至深的真人真事，這就爲影視公司提供了成爲天然的創作素材，同時也與國家倡導的時代報告劇相符。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影視公司致力於挖掘現實題材故事，打造主旋律精品都是一件長久受益的事，而今年一些主旋律作品，大多采用了單元劇的模式進行製作。

今年6月導演巨興茂執導的《最美的鄉村》播出，這部劇集聚焦“脫貧攻堅”政策，講述青年黨員幫助深入農村扶貧的故事。乍一看這類題材似乎與現代生活有點遠，但據導演巨興茂介紹，在故事選取上，他們“儘量選取的是在各個行業有代表性的人物，去涵蓋當下的面，扶貧不是一個人能做的事，也不是一個先進典型做的事情，這樣的題材更適合單元劇。”

他還強調了一個觀點“長劇關注的人物命運，短劇關注的是整體影響”，短劇能夠展現更多的人物，內容更豐富。不過現實問題是，它不一定比長劇容易，每個場景要重新去選擇，每個單元不能用同一個場景，越短的內容對於製作單位越難，“製作成本越高了，以前40集5、6個主要場景就能一直拍，難度加大。”

“單元劇的好處是在劇集創作上的風格嘗試，讓觀衆有新鮮感”，《我們的新時代》製片人嚴謹表示。他們製作的單元劇《我們的新時代》採用8集來講故事，在故事選題上有更多表達空間和留白創作。

但弊端也很明顯，“花費精力不小”。6個主創團隊，同步創作，時間並不寬裕，編劇也導演的壓力非常大。最重要的是，怎麼掌握好故事的整體性，“提煉出每個單元的傳承精神。故事內核凝聚在一起，最後影像片頭片尾要很好的串起來。”

《在一起》製片人孫昊表示，能把更多的抗疫一線的行業的故事能夠串在一起，進行有機的結合，這個是他們在選故事時，要考慮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而在每個單元故事的過渡上，《在一起》以時間、人物爲主要考量因素，由此銜接串聯。“我覺得我們的做目標還是得讓大家的情感，大家能夠和觀衆形成共情，發生在這個時間段內，發生在中國的故事能夠記錄下來，而且能夠講好。”

嚴謹認爲，主旋律單元劇作品還面臨着一個比較現實的難題，那就是如何在政治宣傳和藝術創作上達成平衡。在他看來，觀衆不喜歡說教劇，主旋律劇要擺脫好人好事完美人設的那一套，就要找到新的風格和表達，用商業方式和主旋律做有機結合是一個解決辦法。

在選擇標準上，《我們的新時代》雖然以真人爲選型，但絕不是紀錄片式的展現，而是在原型基礎上進行藝術加工，在他們身上汲取共同點和故事而非對標個體。不對標單一個體使得人物更有代表性。不模仿、不生搬硬套的創作初衷讓這類劇的可看性提高。“小故事講大道理，小人物折射大時代”已經成爲主旋律電視劇的最重要的方法論之一。

打破傳統觀念和觀衆認知，

主旋律作品也是窺見生活的窗口

從豆瓣8.7的評分來看，《在一起》做到了用真情實感打動觀衆。但主旋律作品的職能不僅僅在於如何調動觀衆的情緒，給他們灌輸價值理念，它還有大職能是通過影視劇作品更多普通人瞭解國家政策和國家發展動向，這些東西恰恰是和每個人都息息相關的。

“國家提倡‘兩不愁三保障’。喫、穿都和人的生活相關，看病、住房、上學沒有人能離得開這些。主旋律作品看似在講宏大的政策，但這些東西放入生活都能想明白。”巨興茂拍攝《最美的鄉村》感受頗深。

他告訴記者，在拍攝《最美的鄉村》時，勘景走過山東、河北兩個省和承德八個區四個縣，拍攝團隊把通路的不通路的都走了一遍。巨興茂跟隨着當地的扶貧幹部一起深入村民的家中探訪，那段崎嶇的山路他現在還記得：“有些村子只有兩三戶人家，下車要走三四十分鐘才能到他們家，扶貧幹部做的事就是與他們聊，看能爲他們做什麼。說實話，扶貧幹部真的對待村民如家人。”當巨興茂看到那偏遠的兩三戶人家通了電、用上水的時候，心中也充滿了對扶貧幹部的敬意。

這種深刻的體驗在嚴謹的團隊中也時常發生。嚴謹坦言，一些擅長拍商業電視劇的導演初次嘗試這類作品自己心裏也沒譜，生怕拍不好。但通過親自走訪和實地考察後，他們從一開始的擔心害怕到燃起要把它拍好的決心，這一點嚴謹覺得就是現實題材的力量，“拍攝村醫的呂贏去了一趟貴州大山，回來和我說真的被當地人的淳樸和村醫的默默奉獻所打動，自己很希望去展現他們身上可貴的精神。”

正如巨興茂導演所說，如今的主旋律作品不是政治宣講劇，電視裏出現的事也不是編來的，而是對生活的再現，但真實的生活實際比電視裏呈現的還要難得多。電視劇終究只能是觀衆窺見生活的一角，打破傳統觀念讓觀衆解釋主旋律作品並補充觀衆對相關政策的認知是主旋律作品存在的意義。

另一方面，對於創作者來說，也是一個啓發的過程，如今現實題材作品越來越多，困在影視基地和棚內的導演很少有機會真的走出去感受生活，這類作品也讓他們真切地體驗了一回生活，爲更好地創作現實題材作品奠定基礎。

短劇不比長劇容易，

商業與主旋律有機結合是未來趨勢

當幾十集的內容變成一個個單獨的故事，凝聚多人之力快速打造，單元劇的形式給大家留下了“相比於長劇，更容易操作”的印象。但這卻是一種誤讀。

如果說長劇更多展現的是人物的成長，是縱向的，那麼單元劇則要做的是展現這一主題下的橫截面，多維度的、要足夠全面。而不同的故事對於場景的要求自然也就不一樣。

身爲製片人的孫昊要考慮的則更多。面對《在一起》10個故事，孫昊就像面臨着10部電影同時開機，編劇故事、演員檔期、導演對於場景的要求，他都要去協調，儘可能滿足大家的要求。

主旋律作品作爲限時的命題作文，它要時間更緊任務更重。嚴謹表示，如何掌握好整體性提煉出每個單元的傳承精神是她作爲製片人的工作。結合故事的品相，最終如何將幾個故事有機串聯達成有機統一，則是製片人們內在的“凝練”工作。外統籌，內凝練，單元劇的新模式也讓從業者對於拍攝電視劇有了新的體悟。

而受疫情影響，外部環境同樣成爲開機時間早，兩大劇組都面臨着現實環境不可控的外因。《我們的新時代》因爲新疆疫情的復發而不得轉移拍攝地點；《在一起》則全員面臨着反季節的難題，爲了還原武漢疫情初冬的場景，劇組人員在初春造雪、演員穿着羽絨服表演這樣的事已經成爲必須克服的困難。

既然短劇不好做，爲什麼時代還要採用單元劇的形式來做呢？

因爲比起困難合適更爲重要。在孫昊看來，時代報告劇有它特殊的特徵和要求：“因爲要展現各行各業在這場疫情中做出的集體努力，所以選擇單元劇更加合適。”

未來主旋律作品是否都可以用單元劇展現，孫昊認爲還是要看作品側重所要展現什麼。“一些成功的短劇集有它的題材特殊性，比如說涉案懸疑，它具有垂直領域的特徵，所以他用短劇集的方式展現，可以在一定的框架之內能夠去展現部分的內容。而《在一起》其實要解決的是涵蓋面的問題，通過單元形式展現抗疫一線的方方面面。”

故事選題上有更多表達空間是嚴謹所看重的，她認爲，即便都是單元形式，電視劇和電影還是有略微不同的，“電影還是受時長控制，只能聚焦展現某一時刻，比如像開國大典。而我們8集的故事可以更加從容，有餘地。另一方面風格的多樣性也給觀衆帶去不少新鮮感。”不難看出，單元劇好處就在於不同風格不同主創闡述同一主題，有不同的表達方式。

隨着越來越多現實題材、主旋律大劇逐步開機，如何順應這股趨勢是每一個從業者思考的問題。在嚴謹看來，主旋律作品目前和當下的市場開始貼近，用商業方式和主旋律做有機結合不失爲一種好方法，今年國慶檔黑馬作品《一點就到家》就把青年人振興家鄉的故事拍得既有趣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