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什么要减税降费”的北京答案|回看十三五 

【数读】

2019年，北京全年新增减税降费1859亿元，减税降费规模约占到了全国的9%，力度在各省份中居首。

今年2月-9月，北京为企业减免社保费约1109亿元，预计全年减免社保费将达到约1422亿元。

今年1-3季度，财政部下达北京市的新增地方政府债券1340.1亿元已全部发行完毕，并全部拨付到项目上。

五年前，或许谁都没想到减税降费力度会如此之大。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0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累计将达7.6万亿元左右。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2009年全年的全国财政收入。

“十三五”时期，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接连出台，为千万企业减轻负担，增添了创新创业的底气和信心。

作为首都，2019年，北京全年新增减税降费1859亿元，在GDP总量占全国3.3%左右的情况下，减税降费规模约占到了全国的9%，力度在各省份中居首。

营商环境也在转好，根据世界银行评估，2019年，北京市营商环境总排名从46位大幅提高至31位，其中纳税指标排名提升9位。

减税降费如同一个开关，启动了实体经济的循环：越来越多的新登记企业涌入，小微企业成长之路更加顺畅，科技企业有了更多资金投入研发，“高精尖”逐渐成长为“新动能”。

为什么要减税降费？现在我们可以用一组数字回答这个问题。2019年，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2.36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2%，实现拉动全年GDP增长约0.8个百分点。

企业减负 去年北京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859亿元

如果不是询问财务，陈利军都不知道深化增值税改革一项政策为自己的企业省下了这么多钱。

2013年，陈利军开始创业，瞄准了新材料领域最热门的石墨烯，从研发设计到生产、销售全部一体化。受限于基础材料科研周期较长，直到2017年，企业才开始产业化。

“资金是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大问题”，陈利军坦言，由于研发周期较长，科创企业实现产业化往往需要数年，这意味着前期在实验室建设、研发等方面的大量投入很难即刻看到回报，没有资金回流，接下来的科技研发就难以为继，而这正是科创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目前，股权融资、银行贷款融资和政府项目补贴是科创类企业“开源”的主要渠道，但也分别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难题。与此同时，随着经营渐有起色，销售额不断增长，作为高毛利行业，公司毛利占到销售额的比重近七成，陈利军开始渐渐感到缴纳增值税的压力。

好在这样的状况没有持续多久。2018年5月1日，我国将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16%；2019年4月1日，原适用16%税率的又再次调低至13%。从17%到13%，4个百分点的空间直接让利给企业。

在此基础上，2019年，北京又在地方权限范围内顶格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减征房产税、资源税等“六税两费”，继续保持北京市自行设立的涉企收费项目清零状态，下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费标准。

很快，陈利军就感到“担子”轻了下来。他粗略计算，目前公司年销售额2000万元左右，增值税税率调整直接为企业节省近60万元。

同时，作为生产嵌入式软件产品的企业，他还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按13%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施行即征即退。“比如我交了200万的税，马上就能给我退回来100多万，其实我们增值税的实际税负只有3%。”

据统计，2019年北京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859亿元，预计今年减税降费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办税方面，市财政局会同多部门先后出台1.0版、2.0版、3.0版优化纳税营商环境措施，措施多达40余项，涉及减税降费、优化办税系统、精简办税事项等。

疫情期间，北京市税务干部远程辅导纳税人使用电子税务局办理国际税收业务。图/国家税务总局官网

鼓励创新 研发费用可加计扣除

与陈利军一样，高少龙也享受了增值税税率调整等优惠政策，并且由于企业已经盈利，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减按征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让他享受到了更多红利。

高少龙从未想过自己的创业之路会如此顺利，甚至一时回忆不起有哪个“格外艰难的时刻”。

他把自己企业研发的软体机器人形象地称为“爪”，不同于传统机器人对关节动物的仿生，软体机器人是仿生软体动物的，比如海星、乌贼。这项技术需要机器人结构、材料、控制、制造的全面创新——“过去将近50年的时间里，机器人行业很少有这样原理级的创新。”

2016年，高少龙和合作伙伴辞掉了高校的稳定工作，开始创业。市场的反馈远超他们的预期：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以前只能在新闻上看到的全球工业巨头公司，几乎都开始来联系他们。

面对一片蓝海，高少龙很清晰，“不只做企业，而要做研究机构与企业的结合体，不仅做应用产品创新，也做科研技术创新。”

显然，这需要更多的研发经费投入。

“十三五”时期，国家多次优化调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从而鼓励创新。2017年将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至75%，2018年又将政策的享受主体扩大至所有企业。

所谓“加计扣除”，即在研究开发费用的实际发生额基础上，再加成一定比例，在税前进行扣除，降低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比如，企业当年开发新产品研发费用实际支出为100元，就可再加成75%，按照175元在税前进行扣除。

2019年是高少龙感受最明显的一年，研发走上正轨，企业盈收快速增长，所得税研发加计扣除政策效用逐渐显现。截至目前，企业研发加计扣除已达81.8万元，并且由于是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所得税减按15%征收，合计已为企业省下了12.27万元的企业所得税款。

税收成本的降低直接激发了企业的研发热情。

2017年，国家还出台了针对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的税惠试点政策，吸引更多投资资金向初创科技型企业倾斜。过去，投资人如果想在投资后转让股权，盈利部分需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现在，投资人享受天使投资个税优惠政策，七成投资额可进行抵扣。

保就业民生 北京今年将减免社保费约1422亿元

对一家依托石墨烯转化热能的科技研发企业来说，每年的旺季只有两个：春节过后天还没热起来之前，以及眼下，深秋即将入冬之际。

今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赶上了第一个旺季，彻底打乱了陈利军的节奏。海外疫情至今不休，去年底已有起色的美国市场这下子也“凉”了。

企业没有收入，没有钱投研发、养团队，今年又承接了冬奥会项目，必须按照时间节点交工。三四月份，陈利军一度焦头烂额。

不只是他，几乎全部中小微企业都没能“幸免于难”。它们吸纳了最多就业，却在疫情中受到最严重冲击，“保住市场主体就是保住了就业民生，稳住了经济基本盘”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面对疫情带来的严重影响，国家分7批出台28项税费优惠政策，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渡过难关。比如，小微企业减按1%税率缴纳增值税，阶段性减免社保费等。

在严格落实国家政策基础上，北京又加码出台了“北京16条”“新9条”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此外，还对小微企业停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费、污水处理费收入（非居民）、占道费等。

陈利军介绍，他的企业有30多名员工，每个月的员工开支有60多万元，其中社保费有将近12万元，阶段性减免社保费等政策为企业每个月节省社保费开支超过一半。同时，各类稳岗培训补贴也都及时下发到了员工手里。

“钱虽然不多，但从企业当时的状况来看，这些措施非常及时、非常重要。”也是在这些政策的支撑下，疫情期间陈利军没有裁员，在企业能力范围内稳住了就业。

据统计，今年2月至9月，北京为企业减免社保费约1109亿元，预计全年减免社保费将达到约1422亿元。

5月份，公司的账户上到账500万元担保贷款，这是陈利军用个人房产作抵押“贷”出来的钱。令他感到安慰的是，政府积极帮他申请了无还本续贷，陈利军只需按时还息，500万元本金不用偿还，可直接续贷，减轻了他的还款压力，“非常解渴”。

陈利军说，这一次，他真的感到政策跟自己有关系了。

北京市财政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韩杰。摄影/

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对话

北京市财政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韩杰：

减税降费就像“放水养鱼”，为企业拓宽发展空间

新京报：应对疫情影响，北京财政出台了哪些措施？

韩杰：我们重点减轻了困难行业企业、中小微企业的税费负担，对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航空等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的困难企业，给予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部分政府性基金优惠；对疫情防控物资供应企业，出台免征增值税、加大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政策；停征中小微企业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费、占道费、污水处理费等。安排财政补贴，支持国有企业为中小微企业减免房租。

在此基础上，通过融资担保、政府采购等措施支持企业发展。今年，我们提高了疫情期间中小微企业政府采购份额，1-3季度，全市政府采购合同中授予小微企业金额占比达80.99%。同时，利用奖励和风险补偿等手段，鼓励担保机构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给予支持，进一步降低融资担保费率，并将支持对象扩大到所有小微企业。

再者，着力发挥政府债券“稳经济”积极作用。2020年积极争取中央新增债券额度，1-3季度，财政部下达北京市的新增地方政府债券1340.1亿元已全部发行完毕，并全部拨付到项目上。

另外，我们还采取多种举措助力消费市场恢复。如：支持发放北京电子消费券，推动重启北京消费季活动；为惠民文化演出提供票价补贴、为232家影院提供疫情专项补贴；积极向财政部争取免税店政策，推动王府井集团获批免税品经营资质等。

新京报：有人说减税降费会给财政收入增长带来冲击，你怎么看？

韩杰：减税降费政策直接关系着实体经济发展，通过“放水养鱼”增强企业发展活力，为企业拓展发展空间，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这种减负，虽然短期内给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带来了压力，但长期看，减税降费促进了北京经济发展，为财政收入提供了长久支撑，这点已经开始逐渐体现。

统计数据表明，减税降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以2019年为例，从宏观经济指标看，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提高了居民可支配收入，撬动了消费需求、扩大有效投资。分行业看，受益于增值税税率下调，批发零售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明显获益，企业普遍反映降低了税费成本。从微观主体看，企业和个人税费负担减轻。北京市2019年新增减税降费中，个人所得税减免约764.2亿元，减税规模居首位。

新京报：在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基础上，如何做到财政收支平衡？

韩杰：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会不折不扣的将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到位，切实让企业和社会享受到减税红利。针对财政运行面临的严峻形势，我们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着手，推动年度预算平稳运行，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开源”方面，首先通过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培育和涵养税源，充分发挥财政职能，激发市场活力。其次，继续盘活存量资金。今年以来，对于净结余资金、采购结余资金，要求各单位在一个月内交回财政部门。同时，强化政府资产内部调剂调拨，推动部分行政单位和部分国有企业资产进行拍卖。还有像之前谈到的发挥政府债券作用，拉动经济增长。

“节流”方面，各项财政支出做到精打细算，以“政府过紧日子”换“百姓过好日子”。

首先，持续压减非必要支出，今年一年两次压减支出。压减下来的钱统筹用于“六稳”“六保”支出。考虑到疫情影响，我们还设立了疫情防控专项资金池，调整优化部门预算30亿元在资金池中，用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在成本控制方面，调整优化了预算管理方式，强化预算安排与执行挂钩，对于连续三年11月底部门预算累计支出进度低于时间进度的部门，原则上同比例核减部门项目预算总规模；单个项目年度结余资金超过原项目预算（含追加经费）50%的，原则上次年不再安排该项目预算。

同时，加强预算绩效管理，2019年事前绩效评估项目数量比上年增加245%，涉及资金80.5亿元，不予支持的资金14.9亿元，核减率18.5%。对事后绩效评价结果为“一般”以下的部门，扣减部门下一年度部门预算安排。

此外，持续推进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2019年试点覆盖学前教育、地面公交运营补贴等29个项目，压降项目支出成本8.6%。实施公用事业领域三年成本控制行动计划等措施累计节约资金150.7亿元。

此外，严格控制购置新增资产，原则上两年内不再提高行政事业单位日常办公设备配置标准。

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

编辑 张畅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