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金兴

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的两次伟大变革，这两次变革深刻而全面地改变了人类生产与生活的面貌以及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关系。考虑到目前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口只占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原始落后的农业生产仍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占居主导地位，因此，从全球视角来看，我们现在仍处在工业革命的余波之中。与农业革命不同，工业革命并非相对独立地起源于少数几个不同的地区，而是相对集中地发轫于英国的英格兰地区，继而传播至欧洲大陆和北美殖民地以及其他欧美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在这大约一百年的时间里，英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实现了以人均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增长，其本质则是由传统经济社会向现代经济社会的转型，由此，蔚为壮观的现代化进程席卷全球，直至世界的各个角落。虽然各国启动现代化的时间有早晚，具体国情有差异，所处的时代特征有区别，从而会选择不同的道路和模式，但是，英国作为经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原型”，始终具有独一无二的研究意义和参考价值。

正因为如此，英国这段对人类社会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无数学者从技术、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军事等不同视角，不断提出问题、假说和解释，进行测度、检验和争论，寄希望于找到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诀窍和钥匙。美国经济史协会主席（2002-2003）、西北大学教授乔尔·莫克尔（Joel Mokyr）的《启蒙经济：英国经济史新论》一书，试图说明源自启蒙运动的思想和信念改变了英国的制度和英国人的经济行为，从而催生了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工业革命。从这一视角出发，作者对英国在工业革命及工业革命之前一段时期的知识和技术、产业和贸易、人口和社会、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全景式描述和解读。作者在本书中阐发的许多深刻见解，不仅对于理解英国的转型有重要意义，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的发展也有诸多启发。择其紧要之处，简述如下：

第一，启蒙思想是转型的前提。启蒙运动中产生的一些思想信念，是促进英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前提条件。近三四十年来，经济学家基本形成了共识，即制度通过对人们行为的激励和约束，决定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以及创新和技术进步的类型和速度，从而决定长期经济发展的绩效。而制度的形成和演变则取决于人们的思想和信念，因此，思想、文化和信念可能是决定长期发展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启蒙运动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变革之一，其中一些最核心的内容成为英国转型和变革的动力源泉。比如进步主义的观点强调科学的方法和知识的传播可以促进有用知识的积累，增进人类的福利，这激发了人们克服环境和资源约束、实现技术和社会进步的进取精神。实际上，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实现的众多技术突破，并不是由于重大的科学发现，而是由于有用知识得到了更好的传播，包括借鉴之前的技术和国外的技术。另外，众多企业家、发明家和技术人员愿意致力于发展和应用新的技术，是因为产权受到了更好的保护，包括知识产权，这也与洛克等启蒙思想家强调的私有产权是个人自由的保障密切相关。

第二，转型的关键是建立“元制度”。英国实现了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并不意味着它一劳永逸地建立了一种完善的制度，并且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在作者考察的这一历史时期，英国的制度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逐渐消除经济中存在的垄断因素，促进竞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同时政府也在不断纠正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出现的市场失灵。因此，英国成功转型的关键在于形成了一种促进发展的“元制度”，同时制度又具备较强的灵活性和较高的适应性效率，从而可以应对从战争到灾荒等一系列重大的内外部挑战。作者认为，对于英国而言，这一“元制度”就是英国的议会制度。这一制度提供了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进行有效谈判和妥协的机制，而不仅是一种利益再分配的寻租机制，而这一点也得益于启蒙思想。启蒙运动并没有给出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是它提供了一种被民众特别是精英阶层广泛接受的进步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这帮助英国在经济社会转型之前，首先实现了“元制度”的转型。

第三，后发国家可能面临“双重转型”的困难。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在实现经济社会转型时已经处于世界创新和技术的前沿，并在此后始终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但是很多后发国家需要解决经济赶超的问题，因此往往建立赶超型体制。在这种赶超型体制下，经济迅速发展，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后发优势的减弱，赶超型体制面临转型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些后发国家在实现经济赶超时，可能并没有完成像英国那种由传统经济社会向现代经济社会的转型。因此，这些国家可能面临“双重转型”。二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曾经在某些时期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是在真正转变为发达经济体之前，往往会经历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无法实现真正的跨越，从而落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上述“双重转型”可能正是这一陷阱存在的原因。

第四，重视发展与转型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按照启蒙思想的传统，国家被视为洪水猛兽一般的利维坦，对个人自由与私有产权造成直接的危害，但为了避免堕入人人为战的丛林状态，又需要国家垄断暴力，维护社会和平与秩序，因而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必要之恶”。这对传统社会是一种相当真实的描绘。正是看到了受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国家干预导致了大量的腐败，阻碍了市场扩展和经济效率，亚当·斯密才系统阐发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并对此后二百多年的经济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英国也正是在与本国重商主义思想和政策的斗争中实现转型的。接受了启蒙思想的精英阶层，借助于议会制度，逐渐清除了存在于英国经济方方面面的垄断与寻租行为，使之转型为一个开放和竞争的经济社会制度。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是一个完全放任的、轻徭薄赋的小政府，恰恰相反，无论从人均水平还是从经济总量的占比来看，英国的税负几乎是当时欧洲乃至全世界最重的，并将其用于对外发动战争或者对内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一言以蔽之，国家在英国经济发展和转型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二战以后的东亚经济奇迹和近些年来有关制度与发展的研究再次印证了这一点。之所以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这种差异，是因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和政府发挥的作用不同，关键不在于小政府，而在于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国家和政府在行之有效的制度约束下，适时界定和调整自身与市场和社会的界限，恰当地发挥自身的职能，这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过去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都处于经济赶超的过程中，这意味着与始终处于发展前沿的发达国家相比，适宜我国增长和发展的制度和模式必然尤其特殊性。但是，当赶超过程趋近于结束时，制度与模式也要进行适时地调整，并且经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此而言，英国在二百年前实现转型的经验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而《启蒙经济》一书无疑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作者为南开经济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