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和宰相魏征是我国古代君臣相合的典范，千年以来成为历朝历代皇帝和大臣相知相处的范本。从古到今有很多儒家学者推崇他们之间的关系，要求皇帝和大臣都以他们为楷模。可是在魏征去世后不久，李世民却派人推倒了魏征的墓碑，取消了魏征长子魏叔玉和衡山公主的婚约。于是很多阴谋论的东西就传了出来，在历史学界中沸沸扬扬。有的说是魏征犯颜直谏，常常惹怒李世民，死后遭到迁怒。也有的说是魏征记录了李世民的黑历史，并交给了史官，这让李世民下不来台，所以砸了墓碑发泄愤。

实际从史料上看，上述的两种说法都是无稽之谈，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李世民和魏征君臣相合的关系是公认的，这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样子，更是在政治利益和理念上经受过考验的。魏征最早是隋唐农民战争时瓦岗军首领李密的谋士，瓦岗军败落后随李密投靠了唐朝，成为太子李建成的谋士。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争夺皇位的过程中，魏征给李建成出了不少主意，一度让李世民非常记恨。但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却宽恕了魏征，将其引为自己的心腹。于是在随后十七年的贞观朝中，两人的君臣相合成为美谈。

如果李世民真的是小肚鸡肠的君王，当初就一刀砍了魏征，又何必让魏征折腾自己十七年？有人说李世民是陪着魏征演了十七年的戏，把自己塑造成千古名君。这种说法非常可笑而幼稚，说这话的人多半自己就是小人和伪君子。李世民的千古明君不是演戏演出来的，而是政绩上实实在在的。不论在内政上的贞观之治，还是对外战争中对突厥、吐谷浑、高昌等国开疆拓土，都是中国历史的典范，也是唐朝盛世的开端。他有了这样的文治武功，又何需跟魏征演戏？作为君王，甘心忍受魏征十七年，难道他脑子瓦特了？

从史料上来看，有充足的证明李世民和魏征两人是非常默契的君臣组合。首先从政治派系上看，两人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在李世民登基之前，几个朝代的政治格局都延续了魏晋以来的门阀政治态势。这种政治格局下，国家的权利和资源是掌控在门阀士族集团之中，而皇族只是门阀集团利益的代言人。以隋朝为例，隋朝朝廷中掌握国家大权的官员都来自于关陇门阀集团，而皇族弘农杨氏本身就是关陇门阀的一分子。同样唐高祖李渊也是来自于关陇门阀集团，他是陇西李氏的分支，所以唐朝建立之初朝廷大权被关陇门阀的各大家族掌控。

可是李世民的利益却不在关陇门阀，而是在与关陇门阀对立的山东门阀。唐朝建立后李渊立了长子李建成为太子，于是关陇门阀便围绕李建成建立了权力联系，力捧李建成当唐朝皇帝。而李世民要想和李建成争夺皇权，就必须有其他的门阀集团支持。然后在房玄龄等人的牵线搭桥下，山东门阀成为李世民的支持者。于是我们看到在隋末农民战争期间，李世民带兵击败王世充和窦建德，将自己的势力迁到洛阳，并在当地扎根经营。因此李世民以洛阳为大本营，和长安的李建成进行对峙，开始了争夺皇权的斗争。

李世明的派系里，在朝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多是来自于山东的将领和大臣，比如房玄龄、秦琼、程咬金等等。在他麾下的关陇集团子弟，如长孙无忌、杜如晦等在自己家族中都是二线子弟，是基本上没机会继承家业的那种。与李世民相对，李建成麾下的重要人物都是关陇集团的核心，而且不少与李唐皇室有密切的关系。像魏征这种来自山东的子弟少之又少，而且不是十分受重视。这也使得李建成经常忽略魏征的合理建议，使得自己在于李世民的斗争中受挫。因此从政治派系上看，李世民和魏征都是倾向山东门阀的，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

其次从政治理念上看，李世民是门阀子弟中少有推崇民本主义理念的人。这从他常引用的荀子名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就证明了这个理念。从历史来看自三国季汉的刘备和诸葛亮去世后，华夏大地就没有了真正的民本主义政权。自魏晋以来，门阀政治大行其道，从曹操开始就利用门阀士族管理国家，形成了千篇一律的管理模式。国家利益被门阀士族捆绑，而门阀士族之间的争权夺利，也使得政局动荡。于是四百年来政治斗争频繁，短命王朝屡现，没有一个国家达到和超过百年的国祚。

虽然这几百年间，各个朝代的皇帝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但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隋文帝杨坚被一度认为是最有希望的雄主，但他倾向于关陇门阀的政治理念，也为隋朝二世而亡埋下隐患。当时这种以门阀治国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民本主义被认为是老旧过时的理念，受到各大门阀士族的排斥。然而李世民作为门阀子弟，却成为民本主义理念的追逐者，这与社会中下层出生的魏征不谋而合。由于两人在政治理念上的契合，又都是诸葛亮的粉丝，在国家战略上共同语言很多，于是在执政过程中产生了很高的化学反应。

我们看到在贞观年间出现了大量诸葛亮的铁粉，便是以李世民和魏征开始的。在他们的带领下，房玄龄、李靖、李勣等一大批唐朝的名臣将相加入其中，其根本原因便是民本主义的政治理念深入人心。而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李世民带领贞观朝的重臣们打压门阀士族，扶持寒门子弟，逐渐扭转了门阀政治独霸朝堂的格局。随后唐朝两任皇帝李治、武则天延续这种治国策略，解决了门阀政治对国家的危害，让唐朝成为自汉朝后第二个中华文明的巅峰。可以说，李世民和魏征是相互成就的，是与门阀士族斗争时并肩作战的战友。

很多人认为魏征犯颜直谏惹怒了李世民，所以他死后李世民就要报复。实际上这完全是瞎扯，也是小看了李世民的心胸。李世民和魏征的确因朝堂的政务而争论，这只是在业务上的看法不同，而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李世民虽然认同民本主义的执政理念，但毕竟是门阀士族子弟出身，对中下层社会了解太少。所以他的很多政策上都会受到门阀政治体系的影响，出现决策和执行的偏差。而魏征对中下层社会关注更多，所以他能及时的纠正李世民的这些错误。因此在魏征去世后，李世民才给了其“人镜”的至高评价。

李世民的志向是非常高远的，他不只是要解决短命王朝的问题，而是要建立汉朝那种横扫东方大陆的功绩。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要忍受魏征这样的犯颜直谏，还要忍受门阀士族集团争权夺利的挑衅，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在整个贞观年间，门阀士族集团从来就没有心甘情愿地放弃垄断朝政的权力。

比如门阀士族搞出了《世族志》，把清河崔氏列为天下第一等，就是想要恢复门阀政治的根基“九品官人制”。又比如长孙无忌等人积极的在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等人之间做文章，就是想要继续门阀推动太子上位的策略，希望新皇帝能恢复门阀政治控制朝廷的格局。

与魏征的犯颜直谏相比，国家的执政道路能否延续，朝廷政局是否稳定，门阀士族是否能够被镇压，这些才是李世民最关心的问题。贞观年间长安城内最大的政治斗争就是围绕太子展开的，最终也引发的李承乾和侯君集的谋反案，产生巨大的政治动荡。而这个案子本身就是关陇门阀集团推动，与李唐皇族进行权力争夺而引发的。实际上在事发之前李世民就有所察觉，只是为了保护儿子，不想轻易废太子，所以才采取了很多温和的手段。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任命病重的魏征为太子太师，全权负责教育李承乾。

魏征活着的时候，朝廷的政局还算平稳，但魏征去世后不久就发生了李承乾和侯君集谋反案。这个案子被人告发，最终李承乾被流放到黔州，侯君集等人被处死，也有很多朝廷大臣牵涉其中，被先后免官。在审查这个案子的过程中，有人汇报侯君集和杜正伦是重要的参与者，而这两人都是魏征推荐的。

所以李世民怀疑魏征在太子太师期间是否参与了谋反，盛怒之下做出了取消魏叔玉和衡山公主的婚约，并砸碎魏征墓碑的举动。实际上这完全是李世明情绪激动下不理智的表现，而魏征也不可能参与到谋反案之中。别说魏征当时已经病重，就是李承乾和侯君集也不敢把这事漏给魏征。

从历史的记载来看，很明显是李世明情绪失控才导致的错误，与各种阴谋论没有任何关系。魏征的墓碑虽然被砸了，但魏征仍旧陪葬昭陵，魏叔玉继承的郑国公爵位也没有被废，这说明李世明在情绪平稳后还是明白事理的。

后来李世民伐高句丽回，虽然取得了大胜，但对没有灭掉高句丽感到遗憾，于是叹息道“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然后他又命人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又重立墓碑。这说明他对魏征犯颜直谏，不但没有怨恨，而是非常感激。只有那些蝇营狗苟之辈，才对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他们为了吸人眼球，不顾史实，用阴谋论的腔调来歪曲真实的历史事实，不过是被名利趋势的奴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