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丁香園

2020 年夏天，後疫情時代的困難正在逐漸顯現。醫院把推遲的擇期手術慢慢提上日程，尷尬隨之顯現——各地的血庫裏要沒有血了。

事實上，我國缺血的情況已非一朝一夕。據人民網報道，在我國，血荒甚至呈現季節性特徵，當農民工和學生羣體兩大獻血主力軍暫時缺位的時候，血庫就會緊張起來，每年暑假和寒假都容易出現嚴重血液短缺。

　圖片來源：人民網截圖

2010 年，昆明出現十年來最嚴重血荒，全國範圍內供血嚴重不足。2016 年，《中國新聞週刊》報道稱，全國 70 個大中城市，缺血的有 50 多個。一些城市血庫庫存量已在警戒線之下。有的醫院甚至因爲缺血停掉了 80% 的擇期手術，有的患者甚至一個月內手術被推遲了 6 次。

丁香園站友曾上傳了一張‘保證不用血證明’，引發了醫生的強烈共鳴。

圖片來源：丁香園論壇

在全國大面積血荒的背景下，醫院臨牀用血成爲了被嚴格管控的對象。這張證明，撕開了血荒背後的獻血制度信任危機。

血液：公益還是生意？

2018 年據北京青年報報道，北京多地公交站臺有賣血廣告。在特 8 內公交經過的劉家窯橋、方莊、十里河、潘家園等地的公交站臺，都能看到十分醒目的廣告單。這些廣告單有半張 A4 紙大，上面寫着‘正規三甲醫院，急需獻血人員，400 cc/400 元’，還留有電話號碼。

明碼標註的‘賣血’，竟與百年前的一幕奇妙地重合起來。

中國由於醫療原因而買賣人血的制度化起點，在 1925 年的北京協和醫院。醫院爲一羣‘賣血人’安排住處、定期進行抽血。據協和醫院報告，1925 年至 1932 年記錄在冊的有 1265 人。

老北京人稱呼他們爲‘管子’，意爲自來水管一樣的‘造血工具’。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一直採用有償獻（採）血制度。1978 年，國務院發文確立公民義務獻血動員制度，提出要對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賣血現象進行改造。

文件規定‘對獻血者除精神鼓勵外，應發給適當的營養補助費和副食品票證。職工參加體檢和獻血的當天，應算公休，按出勤照發工資；農村公社社員應照記工分，由採血單位發給生產隊誤工補貼。爲了開展義務獻血，我們建議，凡健康適齡的各級領導幹部應帶頭獻血。’

可以說，義務獻血從一開始就是與獎勵牢牢掛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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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1998 年 10 月 1 日，《獻血法》頒佈，才確立了我國的無償獻血制度。

2012 年衛生部數據顯示，1998 年，全國無償獻血人次僅爲 5 萬，全國獻血總量不足 1000 噸。新華社報道，1998 年全國無償獻血佔臨牀用血比例只有 22%，其中‘自願無償獻血’僅 5.47%。

哪裏有需求，哪裏就有市場。

一場兩方都心照不宣的‘交易’很快誕生了。在利益的驅使下，隱藏在地下的血液買賣又很快猖獗起來，不受監管的地下交易漏洞重重，危機一觸即發。

早在 1970 年，英國社會學家鐵默斯就出版了 《贈予關係：從人血到社會政策》 ，發現‘以生命贈予形式’提供的血液與‘以生命商品形式’提供的血液，在安全性方面形成鮮明的反差。在前者作用下，患者遭遇病毒感染的可能性較小；在後者作用下，患者經醫用血液感染病毒的可能性較大。

不幸的是，在被利益扭曲的獻血制度下，鐵默斯的預言即將應驗。

驚天‘艾滋村’

20 世紀 90 代初期，是我國人血買賣最猖獗的時期，當時的採血方法主要有兩種：‘採全血’與‘單採血漿’。

相比起來，採全血不易造成賣血者之間的病毒感染，但易導致輸血者感染。而單採血漿則需要採集許多人的血液後混合放入離心機，分離血漿與紅血球，血站將血漿賣給製藥公司，剩下的紅血球則回輸給賣血者。

回輸前的‘混合’，意味着只要這批賣血者中出現一位感染者，那麼其他人就都將暴露於風險之下。

據中新網報道，當時的一些‘血頭’、‘血霸’私自設點，非法偷採血漿；一些地方和血液製品企業擅自在河南設立單採血漿站點，違規操作，大量採集、收購原料血漿，造成艾滋病病毒在有償獻血人羣中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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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據《三聯生活週刊》2001 年報道，當時的對於單採血漿的處理過程也錯漏百出。原上蔡縣人民醫院血站的一位護士承認，抽完血後剪斷輸血管的消毒剪和掐血袋口的消毒鉗，這兩個與全血接觸的器械平時都只是在晚上泡一夜，白天肯定是剛沾過這個人的血又去碰另一個人的。

河南省的一位前防疫官員曾表示：‘我 1993 年曾經到下面幾個血站看過，一看就害怕，離心機一離血袋就破，還有消毒鉗，血站工作人員有很多連溶血反應這樣的基本知識都不懂。 ’

據《財經》2005 年報道，時任河南省衛生廳某位高官曾在 1993 年初的一次衛生系統內部會議上，大講河南需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大辦血站。理由是河南有 9000 多萬人口，80% 以上是農民，這 7000 多萬農民哪怕有 1%~3% 的人願意賣血，平均每年賣 1~2 次，將這些血液收集起來，賣給生物製品公司，就能創造上億元的價值，走上脫貧之路。

在血漿經濟被視爲脫貧法寶的情況下，衛生主管部門積極地辦血站、發採血許可證，由於採血許可證需要省級衛生廳發放，在全國範圍內，幾乎都出現了衛生部門中，醫政、疾病控制和愛衛會‘三家爭管’的局面。

《三聯》報道稱，1993 年~1994 年，血漿經濟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由於國家開放血液製品出口，更大調動了採血收漿的積極性。不僅是防疫站、衛生局和醫院，鄉鎮企業局、公安局、人武部、物資局，各種相干不相干的部門、單位都紛紛上馬血站。

1999 年，中南醫院醫生桂希恩多次進入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調查不明原因傳染病疫情，此後。他向中國疾控中心提交了調查結果，揭開了震驚全國‘艾滋村’事件的一角。

2001 年 8 月 23 日，衛生部公佈了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的艾滋病疫情，發現文樓村共有 241 人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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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衛生部 2001 年數據，文樓村共 6 個自然村，全村 3170 人，1995 年前有償獻血員大約 1310 人。1999 年 11 月，河南省衛生廳調查有償獻血員艾滋病病毒陽性率 43.48%；2001 年 4 月，衛生部再次組織對文樓村艾滋病病毒感染情況進行調查 ，調查 1645 人，陽性 318 例，陽性率 19.33%，其中 1995 年前有償獻血員 568 人，發現陽性感染者 244 例 ，陽性率爲 42.96%。

氾濫的血站、缺乏監管的權力、與以利益爲支柱的獻血事業，共同釀成了這一場無法挽回的悲劇。

人血買賣的‘回潮’

WHO 在《全球血液安全輸血戰略》曾表示：只有從病毒感染低危人羣中的自願無償採血獻血，再配以嚴格規範的檢測技術、全面的質量管理以及臨牀的合理用血，才能使血液安全性得到最有效的保證。

在艾滋村事件之後，國家愈發強調‘自願’的重要性，力圖將無償獻血從利益交換中‘解放’出來，使其重新迴歸到公益當中去。

然而，義務獻血的‘慣性’無法瞬間消除，在無償獻血無法完全滿足用血需求的過渡時期，‘獻血指標’、‘互助獻血’應運而生。

獻血指標，是部分地方政府設定獻血任務數，並將指標下派至各單位。爲保證獻血者的積極性，各單位紛紛採取行政強制措施，或給獻血者放長假、發放高額物質補貼。

上海至今仍存在獻血指標（徐彙區教育局網站截圖）

對於單位來說，爲完成獻血指標所額外付出的金錢、假期，無疑加重了自身的經濟負擔，同時，也將強調公益性質的‘無償獻血’變相拉回了更加註重獎勵的‘義務獻血’。

獻血量、獻血指標的巨大需求催生了血液交易市場，‘血販’成爲供求關係的中心點，他們僱人（往往是貧困的農民、工人）賣血牟利。

圖片來源：東方衛視截圖

互助獻血，指的是‘爲保障公民臨牀急救用血需要，國家提倡並指導擇期手術的患者自身儲血，動員家庭、親友、所在單位以及社會互助獻血’，但互助獻血也使得病人自身的用血負擔加重。

據中青報報道，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這條數十字的規定並沒有真正‘用起來’，直到後來血荒出現，互助獻血便被一些醫院和血站打成了‘強制’的擦邊球，滋生出‘不獻血就不手術’的潛規則。

而作爲重塑無償獻血公益性的新興獎勵機制——‘免費用血’，也因血荒舉步維艱。

《論無償獻血制度的可持續發展———從獻血者權益保護的角度》就提出，對大部分獻血者來說，獻血者免費用血權利意味着無償獻血也是在爲自己及其親屬臨牀用血進行‘投保’。

中青報的報道中提到，80 後北京人劉永傑曾 2 次無償獻血，至今累計獻血 400 毫升。獻血之後，工作人員交給他一本紅色的無償獻血證，還提醒說以後他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可以根據不同條件‘免費用血’。

但當劉永傑的母親在北京住院準備做手術時，大夫卻告訴他，‘以前的無償獻血證都沒用了，現在我們沒有血，你要再去獻血。’

當這份‘紅色保險’失信於獻血者，獻血者的流失便是可以預見的結果。這使得血頭、血販子甚至以一種‘救世主’的姿態，出現在走投無路的患者面前。

2018 年之前，‘買賣血液’的案件頻發。2016 年，廣西南寧摧毀 3 個長期盤踞在南寧中心血站及各大醫院從事非法組織買賣血液的犯罪團伙，在該案件中，‘血頭’以 350 元~400 元/400 毫升全血的價格支付給賣血者費用，再以 1900 元~2500 元/400 毫升全血的價格賣給患者，從中層層賺取差價，涉案金額達 200 餘萬元、非法買賣血液逾 80 萬毫升。

壯士斷腕後：公益性如何重塑？

新京報報道稱，據廣西南寧市中心血站統計，2015 年全年，血液初篩淘汰總人次爲 18377，其中互助佔 81.54%；2016 年全年，血液初篩淘汰總人次爲 8306，其中互助佔 49.81%。

2018 年 3 月 31 日，衛健委宣佈全國取消互助獻血。

一方是季節性血荒，一方是‘飲鴆止渴’的互助獻血，衛健委這一舉措無異於壯士斷腕，無償獻血的公益性迫切需要重塑。

2019 年，衛健委發佈《關於進一步促進無償獻血工作健康發展的通知》，提出健全無償獻血激勵機制，各地應當探索將無償獻血納入社會徵信系統。

同年 9 月，衛健委再次發佈《關於開展無償獻血者臨牀用血費用直接減免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面實現省內血站與用血醫療機構無償獻血者信息互聯互通，使醫療機構在費用結算過程中可獲取患者及其親屬無償獻血信息，簡化手續、精簡材料。

時間來到 2020 年。

據新華網消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不少地區的無償獻血人數下降。而湖北作爲受影響最嚴重的省份，包括武漢、宜昌、十堰等多地都出現過‘血庫告急’。

截至 4 月 15 日，共有 12 個省市累計向湖北省支援紅細胞 4.6 萬單位、血小板 1856 個治療量、新冠肺炎康復者恢復期血漿 2.2 萬毫升。

　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據武漢發佈消息，截至 6 月 1 日，來自約 150 名武漢康復者捐獻的累計 35800 毫升血漿已調往北京、內蒙古自治區、吉林市、哈爾濱市等。

熱血之外，我們仍要問，這場慷慨的生命饋贈，是否可以成爲一個良好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