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外媒評析:美國需要一種新的外交政策

參考消息網10月29日報道 西班牙皇家埃爾卡諾研究所網站10月20日刊載題爲《2020年的美國:外交政策向何處去》的文章,作者系該研究所美國和跨大西洋關係首席研究員卡洛塔·加西亞·恩西納。文章稱,美國需要一種新的外交政策,該政策應更加關注美國公民,同時不要忘記諸如氣候變化和抗擊流行病之類的全球主要關切,並要考慮到新的權力配置。全文摘編如下:

無論誰贏得大選,美國對外政策都將發生轉變。

美國兩黨外交政策共識的破裂、對冷戰後“大戰略”越來越多的拒絕、日益加劇的政治兩極化,以及美國人願意爲維持美國在國際社會的領導地位而付出的代價,使得關於美國在全世界的承諾與作用的辯論越來越多。目前的主流思想是制定一項戰略,減少美國在海外的軍事存在並調整它的利益,以便美國擁有至關重要利益的地區不會受到威脅。

蘇聯解體後,美國政府依據美國在世界上的主要統治地位採取了一項“大戰略”,歷屆政府對這項“大戰略”的執行存在細微的差別。由此,華盛頓對不同的安全風險作出統一的戰略回應,該戰略的基礎是建立有利於美國價值和利益的國際秩序。有三種不同類型的“大戰略”:霸權戰略,主要目標是無限期地保持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優越地位;自由國際主義,它通過多邊機構以及促進民主和自由市場來保障美國在世界上的卓越地位;離岸平衡大戰略,起源於現實的均勢理論,根據該理論,美國不需要在整個國際體系中占主導地位,將一些負擔轉移給其他國家很重要。

世界在不斷變化,新的參與者、新的力量和新的威脅已經出現,技術飛躍對各個領域產生影響。在日益複雜的世界中,尋求秩序和連貫性的“大戰略”概念已變得徒勞無功,因此面對各種各樣的風險,美國越來越難以做出統一的戰略回應。

在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證明了競選活動和政府領導不必屈服於美國傳統的外交政策共識和禁忌。他提出的“美國優先”外交政策與冷戰後的“大戰略”明顯不同,在過去30年中,美國一直按照“大戰略”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力。特朗普外交政策動搖了“大戰略”的重要支柱。一直以來的外交政策精英被特朗普邊緣化,他決定放棄傳統的決策程序,無視情報報告,對政治經驗幾乎毫不重視,並將國際自由秩序妖魔化。

面對不斷變化的世界和威脅,特朗普打破了兩黨共識,同時讓一個正在迅速發展的美國內部問題得以顯露,這個內部問題威脅到美國的世界地位,那就是政黨的兩極化,它阻礙了作爲美國政治最鮮明特徵的兩黨合作。如果說長期以來美國兩黨對國際事務的手段和目的一直看法一致,這也意味着在國家安全事務上對行政機關的相當尊重,那麼現在兩黨之間本能的攻擊已經取代了這種默契。

部分問題在於一直沒有意識到或不想意識到,國內發生的變化正在改變美國人對海外國家利益的看法和概念。

根據歐亞集團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拜登和特朗普的大多數選民認爲,實現和維持和平的最佳方法是着眼於國內需求和美國民主的健康,但同時要避免不必要的海外干預。56%的人希望美國增加其在世界上的外交承諾,減少對軍事存在的重視;超過70%的人表示美國應重返世衛組織和巴黎氣候協定;41%的人認爲對伊朗的“最大施壓”戰略使美國安全性降低。

在這樣證據面前,大多數美國政治家認爲,美國不會回到2016年或2008年的外交政策,因爲特朗普的當選和執政已經開始改變國際政治的結構。此外,美國單極時刻的結束和大國競爭的迴歸改變了美國承諾的成本-收益結構,突出了美國實力的侷限性以及更新與其他國家和機構承諾的必要性。

“美國優先”不是一項戰略,但它迫使兩黨政治人物面對外交收縮甚至在國際事務中保持孤立主義的誘惑,或者發展一種更具選擇性的新國際主義。顯而易見的是,美國需要一種新的外交政策,該政策應更加關注美國公民,同時不要忘記諸如氣候變化和抗擊流行病之類的全球主要關切,並要考慮到新的權力配置。必須解釋領導世界的含義以及美國想要如何領導。

責任編輯:朱學森 SN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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