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从游牧政权转向封建政权建立辽朝后,辽景宗开始将处理国内事务,追求社会的安宁,置于最重要的地位;而将与宋朝的关系列于次要的地位,避免边界冲突,争取和平相处。

北宋初年,宋辽局势

戍守南境的边官,深知辽景宗的心意,付诸实践。史载:“合住久任边防,虽有克获功,然务镇静,不妄生事以邀近功。邻埌敬畏,属部乂安。宋数遣人结欢,冀达和意。合住表闻其事,帝许议和。安边怀敌,多有力焉。拜左金吾上将军。”

又称:“镇范阳时,尝领数骑径诣雄州北门,与郡将立马陈两国利害,及周师侵边本末。词气慷慨,左右壮之。自是,边境数年无事。识者以谓合住一言,贤于数十万兵。”范阳即涿州,隶南京(幽州,即今北京),雄州为北宋边镇,屯有重兵。合住主动到雄州城下,向宋朝将领陈说两国和战的利害,维护了辽宋的和平。

由于辽景宗主动向宋朝示好,表达了和平相处的愿望,因而得到了宋朝的响应。

宋辽边界州县

辽保宁六年(974年)三月,宋太祖赵匡胤“遣使请和”,辽朝“以涿州刺史耶律昌术加侍中与宋议和”。宋朝人的记载则与此相反,北宋人孙逢吉在《职官分纪》一书中称,开宝七年(即保宁六年)“契丹深州刺史耶律琮贻书知雄州孙全兴,请讲好”。

疑此说系为宋朝讳也,宋太祖自知辽朝强大,无法用武力收复燕云,故别置封樁库,俟库满三五十万,用以赎回燕蓟之地。主动向辽朝提出和好,自在情理之中。如果辽朝真的主动向宋朝提出和约,足以证明辽景宗休息养民的治国理念是坚定不移的。

然而辽景宗维护辽宋和平的愿望,却被宋太宗的北伐给打破了。

宋太宗即位时,今山西有刘氏北汉,其君主为刘继元。北汉势孤力单,故常以辽朝为后援。宋太宗认为,只有先灭亡北汉,才能孤立辽朝,削其右臂,有利于伐辽。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刘继元投降,宋军毁坏了太原城,北汉灭亡。宋太宗决定乘胜攻打辽南京,收复燕蓟之地。

宋灭北汉之战

当时,宋朝的将士皆疲惫不堪,“皆不愿行,然无敢言者”。只有殿前都虞崔翰力主伐辽,他说:“此一事不容再举,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时不可失也。”宋太宗深以为然,即令枢密使曹彬调集各路兵马,决意北伐。由于将士无意北伐,出现了“扈从六军有不即时至者”,宋太宗大怒,“欲置于法”,由于赵延溥的极力劝阻,宋太宗气消,未能动法。

这时的辽景宗对宋太宗北伐失去了警惕,他大概误认为,既然有保宁六年签订的和约在先,宋朝必当遵守和议,不能轻举妄动。因此,辽景宗依然在南京很远的地方狩猎,南京城内毫无防御准备,江休《复杂志》称,只有守城弱兵5000人,“皆脆兵弱卒”。

宋朝人称宋太宗此次北伐攻燕,是“乘其无备”,确属实际情况。宋朝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动员了全国的兵力,又加上北汉投降的30000士兵,总计其兵力达十余万人。宋辽的军事力量对比,相差十分悬殊。因此,宋军的北上相当顺利,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易州、涿州的守将先后向宋军投降。

宋太宗高兴之余,还作了一首《悲陷蕃民诗》,令从臣和之。所谓“陷蕃民”,即辽南京幽州城中的汉族百姓。

宋军很快到达幽州城下,定国节度使宋偓之兵驻城南,河阳节度使崔彦进之兵驻城北,彰信节度使刘遇之兵驻城东,定武节度使孟玄喆之兵驻城西,将幽州城团团围住。宋太宗则驻跸在幽州城南的宝光寺,后来又移驻幽州城北和城西北督诸将攻城。

由于城内辽兵很少,宋朝大军围城,使幽州城内的居民甚为恐慌,有些居民欲逃出城,却遭到宋兵的堵截。

当时,韩德让代其父韩匡嗣戍守南京城。“宋兵围城,招胁甚急,人怀二心。隆运登城,日夜守御。”在宋兵围城之际,耶律学古“受诏往援”。“宋势益张,围城三周,穴地而进,城中民怀二心。学古以计安反侧,随宜备御,昼夜不少懈。适有敌三百余人夜登城,学古战却之。”

援助北汉的耶律沙、耶律奚低和耶律讨古,长途跋涉回到南京以后,与宋军会战于城北的沙河,不敌宋军退至清河(今北京市昌平),又退至高梁河(在北京西直门外,旧称玉河),与围城的宋军相遭遇,由于兵力不支而“少却”。南京城内守军很少,而城外的援军又接连失利,南京的形势岌岌可危,随时都有被宋军攻陷的可能。

正在游猎中的辽景宗得知宋军包围了南京城的消息以后,曾急令附近的辽军前往增援。其中最重要的是耶律休哥率领的五院军和耶律斜轸率领的青帜军。

耶律斜轸“取奚低等青帜军于得胜口以诱敌,敌果争赴。斜轸出其后,奋击败之”。这场伏击,使宋军损失很大。斜轸的军队乘胜来到高梁河,与耶律休哥兵分左右合击南京城北的宋军。这里是宋军的主力所在,兵力既多,又有宋太宗在城北督战,战斗力比较强。不过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两支劲旅的出现,却出乎宋太宗的意料,最终使宋军转胜为败。许多文献对高梁河之战都有记载。

高粱河之战

《辽史》记载:“(耶律)沙等及宋兵战于高梁河,少却;休哥、斜轸横击,大败之。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驴车遁去。甲申,击宋余军,所杀甚众,获兵仗、器甲、符印、粮馈、货币不可胜计。”又,耶律休哥“遇大敌于高梁河,与耶律斜轸分左右翼,击败之。追杀三十余里,斩首万余级,休哥被三创。明旦,宋主遁去,休哥以创不能骑,轻车追至涿州,不及而还”。

宋朝人撰的《契丹国志》记载:“先是宋师自并幸燕,乘其无备,帝方猎,急归牙帐,议弃幽、蓟,以兵守松亭、虎北口而已。时耶律逊宁号于越,呼为‘舍利郎君’,请兵十万救幽州,并西山薄幽陵,入夜持两炬,朝举两旗。选精骑三万,夜从他道自宋军南席卷而北。”这段记载不甚可靠,江休复即提出质疑,既拥十万师,何用人持两炬两旗以为疑兵乎?未免自相矛盾矣。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初,武功郡王德昭从征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主所在,或有谋立王者,会知上处,乃止。上微闻其事,不悦。及归,以北征不利,允不行太原之赏,议者皆为不可……”据此可知,宋军士气不高,故有夜惊,失上(宋太宗)所在,有谋立赵德昭之议。

潘永因《宋稗类抄》称:“太宗围幽州城,夜大风,军中虚惊,南北军皆溃,诸将不知上所在,唯节度高琼随;翌日,上欲诛诸将,因琼谏而止。”这条材料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文相似,证明《续资治通鉴长编》之记载是可信的。

王铚《默记》称:“驾至幽州,四面攻城,而师以平晋(按:指平北汉)不赏,又攻燕,遂军变,太宗与其亲厚夜遁,得钱俶殿乃得脱。后神宗语及北边事曰:‘太宗军溃,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被掠,从人宫嫔尽陷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亦以箭疮发’云。”

宋朝人的记载比较真实,从中可以看出宋朝的将士不愿北伐辽南京,平北汉不得奖赏,连续作战的劳累,都是他们反战的原因。由于士气不高,兵无斗志,加上宋太宗的催促督战,辽军的强力反击,引起了宋朝士兵的倒戈哗变,引起全军溃退。

宋太宗匆忙逃跑,逃到涿州改乘驴车南奔,其间还被辽兵射中两箭,最后竟以箭疮不断复发而病亡。辽朝在兵力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然而辽景宗的号令得到了全军将士的拥护,个个英勇果敢,奋不顾身,耶律休哥身负重伤,仍坚持带兵作战,表现了高昂的士气,与宋军的士兵哗变形成鲜明的对比。

辽景宗调度有方,反败为胜,充分显示了他的一国统帅的地位,在将士中拥有很高的威信,将士愿意为国家打仗拼命。人心所向,是战争胜负的最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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