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生日就是吃个鸡蛋”，这可不是调侃，这样的话题拿到现在来说，估计那些没有相关经历的人根本无法理解、不会相信，甚至会成为笑柄，因为他们现在生活在如此一个和平幸福的国度和时代，生活在如此强大的国家，有着如此幸福的生活，所以根本无法相信也无法想象上个世纪他们的上几辈还经历过如此贫穷的日子。

记得有一次听到一位老前辈说起他们那时的穷困，旁边一位小年青说——你们怎么这么懒，没钱不知道出去赚？穷成那样怪谁呢？说得这位老者竟无言以对，因为代沟使得他无法解释，也无法沟通。

现在的小年青绝对想不到，那时候的人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不知比现在的人努力、勤奋多少倍，但在那种大环境下，由于传统思想的禁锢和世俗观念的囿限，他们除了脸朝黄土背朝天外，根本不知道能干点什么，他们就像那井底的蛙，不知道也没能力跳出那口深井。

言归正传。说到穷，我都不知从哪个地方说起。就说说几个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情吧——

自我懂事起，我记得吃得最多的就是萝卜白菜，荤菜是稀有物种，很少见的，只在重大节日或来客人才能够看到一二个肉菜，但即使有，一般也是我们几个不能吃的，一为待客，二是摆样，留在碗里下一餐加热一下，接着待客，所以那几块肉切得很大，就摆在上面，一般我们都是约定俗成，不会动筷的（当然客人是不受限制的），最多吃点掉下来的边角小料、汤底拌菜什么的——这在现代人看来就是个笑话。

但即使这样，来客人了我们仍很高兴，即使吃不到肉类，但油星至少会多点，肉香也会有点，吃起饭来也格外香。碰得运气好的话，有时那几块肉也会掉下来一星半点，那就是捡到宝了，放到嘴里还不想吞下去了，巴几巴几，味道美极了。这样的一碗肉（只是上面几块，下面是其他配菜，如坛子菜、干菜什么的）一般可以维持几天时间，放到锅里炒来炒去，当然有些损耗，加之我们几个在夹菜时偶尔“碰瓷”几下，肉块越来越小，自然没法维持太久。

我清楚地记得，那几年我们几个每年的生日都是母亲给我们煮一个鸡蛋，就算给我们过上生日了。尤其是我弟弟，每到生日那天都会主动问起：“妈，我的蛋呢？”至今仍是记忆犹新。

在那时，母鸡生的蛋是要收集起来换钱的，换来的钱给我们做学费和生活其他开支，所以平常也是很难吃到鸡蛋的，在生日那天能够独享一个鸡蛋已经算是奢望了。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很满足，也很高兴，年年盼着生日那天的到来，因为那就是我们那时最享受的生活了。

之所以这么节省，一来是收入来源非常有限，少得可怜。我记得那时除了鸡生的蛋要积攒起来换钱外，杀掉鸡后的内脏中的食袋那层膜也要留下来，听说可以入药吧，晒干后可以换钱。此外，牙膏挤完后也可以换钱的，更不用说养的鸡鸭之类的了；二来是开支很大，尤其是姊妹五个吃饭问题不说，还得读书。最困难之时是5姊妹同时上学，学费就是个问题，但父母硬是挺了过来。

其实，大姐也是读了高中的，在那时的农村算是为数不多的了。大姐读高中那会，因为正是文革期间，听说基本上就没读什么书，大多数时间都是做工夫，即使在学校也是劳动，更何况她先得为家里找一篓猪草或者砍一篓柴后才能去学校。虽然文革后正赶上恢复高考，但由于在学校实在没学什么东西，即使有幸参加高考，自然没法考上（那时高中就二年）。

正好，我们几个也正好上来了，陆续到了上学了。就这样，高中毕业后，大姐就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之一，一来减轻负担，二来挣点工分，抓点收入，补贴家用，就这样，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姐很早就承担起了家里的重担，还要负责照看我们几个小的，因为父母需要全力外出做工，根本没法照看我们。就这一点来讲，我们几个是亏欠大姐的。

“文革”结束后，已是80年代初，国家经济开始好转，改革的春风也慢慢吹到了这乡村角落，慢慢地平常百姓家庭越来越好，我家的日子也稍见好转。但由于家里人口多，口粮不够，我仍记得时常还要吃几餐红薯来进行调剂，尤其是青黄不接之时。全面的好转是在1982年的包产到户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广泛调动，吃饭的问题才得以真正解决。

就这样，我们慢慢“野”大了，艰难困苦里，不知不觉中，虽然穷，好在还“茁壮”成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