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问长征期间哪一场战斗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结果也最为辉煌，熟知这段历史人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答：湘江战役。

湘江战役，我军与优势之敌拼死血战，最终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红5军团和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8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而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曾参加过湘江战役的老红军刘华连在七十年后回忆起这一段，眼睛一阵混浊，泪水泛满眼眶，悲凉万分地说，湘江战役惨啊！战士的遗体浮在江面上，江水都成了红色。过湘江时，浮桥已被敌人炸断，人家往上冲我也冲，前面倒下去，后面接着上，怕也没用。我是扒着战友们的遗体过的江。

那一年，刘华连才16岁，刚刚过江，他的脚就被敌人布下的毒竹签扎穿，走不了路，掉了队，被桂军俘获。后来得释，虽然多次寻找部队，但没有成功，最终脱离了革命队伍。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中则说，在发起湘江战役的1934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这两天，堪称长征途中最危险的时刻。

1934年11月30日，为了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中革军委明确指示以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军委纵队和八、九军团随后，五军团作后卫的战略态势向湘江前进。

红五军团的军团长董振堂和参谋长刘伯承又将殿后的重心任务交给了五军团的三十四师，要求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坚决阻止尾随之敌，掩护全军过江；万一被敌截断，即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争。

经过两日三夜的血战，三十四师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但这支由闽西人民子弟兵6000多人组建和改编的队伍也损失惨重，称得上是全军覆没，红三十四师从此在中央红军的队伍和番号中彻底消失。

师长陈树湘不幸被捕，在敌人的担架上，他用手从腹部伤口处扯出肠子，奋力将之绞断，实现了“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壮烈牺牲，时年29岁。残忍的敌人不甘罢休，将他的头颅割下，悬挂在长沙市小吴门外的灯柱上示众三日。

陈树湘被捕前，曾安排一00团团长韩伟在灌江河畔坚守山头掩护师部撤退。

对于湘江战役，韩伟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的说：“指战员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弹药打光了，红军指战员就用刺刀、枪托与冲上来的敌人拼杀，直杀得敌人尸横遍野。该营有位福建籍的连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肠子被敌人炮弹炸断了，仍然带领全连继续战斗。阵地上炮火连天，前沿工事被摧毁，山上的松树烧得只剩下枝干。部队伤亡越来越大，但同志们仍英勇地坚守阵地，顽强地战斗。与此同时，红一0一、红一0二团阵地上，也是烟尘滚滚，杀声震天。他们都打得很英勇，许多同志负伤不下火线，终于顶住了数倍于我之敌的疯狂进攻。在激烈的血战中，全师指战员前仆后继，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在一00团负责断后、全师向东退入大源山区途中，红三十四师被敌人切断成许多股，师部失去指挥战斗能力，各团各自为战。混战中，一00团政委侯中辉，一0一团长苏达清、政委彭竹峰相继阵亡，大部分红军战士壮烈牺牲。

12月5日，红三十四师向长塘坪前进，与灌阳易生玉民团连番血，众多红军战士牺牲，全师仅剩200余人，韩伟的一00团只剩下30多人，为了保护师部顺利脱险，他还是毅然担任起殿后掩护任务。

一00团虽然击退了民团的多次进攻，但在翻越灌阳大界时，又遇上了漠川的保安团，终于弹尽粮绝，人数只剩下10来人，战斗到了最后的时刻。

面对不断迫近的民团，韩伟和战友们选择了一种极为悲壮的方式：跳崖。

也是韩伟命不该绝，他在跳下悬崖时，先落在一棵大树的树冠顶上，再弹到一藤蔓上，然后才落到柔软的草丛中，没有伤着身体。

敌人撤走后，韩伟苏醒了，并遇上了同样跳崖未死的现一○○团三营营长侯世奎。

两人含着泪水，收敛好几位跳崖壮烈牺牲的同志的遗体。在追赶部队途中，他们得到了兴安县漠川乡协兴村一名叫王本森的村民救护。敌人搜山退去，韩伟化装成挑夫，寻找大部队，但因叛徒告密，被敌人关进了武汉陆军监狱。西安事变后，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经周恩来副主席出面交涉，韩伟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解放后，韩伟在1955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曾担任过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92年8月5日，韩伟在北京逝世，享年86六岁。

救治韩伟的王本森在韩伟等人走后第二年就因病去世了。村里的老人都叹息说：“本森蛮好心的，可惜好人不长命！”

但王本森救治红军的事迹经过村民的口耳相传，在灌阳一带流传很广。

王本森有一个儿子，名叫王在平，当年只有十岁，对往事历历在目，很多细节都熟记于心，他说：“我父亲叫王本森，是村里的土医生，那天去董家看病，回来时带了两个红军，其中一个手受了伤，是我父亲背回来的。第二天又跟来了个司号员，叫罗金党，才晓他们一个是团长，叫韩伟，一个受伤的是营长，叫侯世奎。罗金党的脚也受了伤。三人就躲在我们屋里，拉屎拉尿都在屋里，保安团来搜，就藏在红薯窖里，晚上才敢出来透风。住了二十多天，伤好了，我父亲送他们走，炒了一斗黄豆给他们，他们留下两条驳壳枪、两本地图、两块怀表、一颗象牙私章和两个公文包。走的时候对我讲得好好的：‘你们救了我，我以后回来报恩。’但是几十年了，总没见来呢。”

王在平说这些的时候，语气里免不了有遗憾。

其实，韩伟将军并没有忘记王本森他们，但他先是在武汉被捕入狱，后来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戎马倥偬，无法抽身。解放后，他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一直没能重返王家村。

到了2011年12月29日，漠川乡协兴村委来了一群不速之客，他们就是韩伟将军的儿子韩京京，儿媳张微微，孙儿韩小小一家。

韩京京一家从北京远道而来，目的就是找到当年搭救过韩伟将军的救命恩人王本森的后人。

韩京京对漠川乡干部王福权说：“当年我父亲也就是开国老将军韩伟同志，率领着红三十四师一00团，为掩护中央红军过湘江，在灌阳到兴安一线，进行了三天四夜艰苦卓绝的阻击作战，最后在中央军委的命令下全师返回湘南，我父亲带领一00团在师长陈树湘的同意下做最后的掩护，当掩护师的主力突围之后，离开灌阳向湘南进发的时候，一00团从2000多人打到了只剩30来，我的父亲在全团剩下30多人的时候，为了让革命的种子保存下来命令他们分散突围，他自己只带了5个人做最后的掩护，到最后无路可退的时候就从灌阳那边的山上滚到了兴安这边，就是王本森老先生，当年他是一个草药中医，他上山采药的时候碰到了我的父亲和另外两个老红军。”

韩京京感慨地说，当时国民党追杀红军的命令是一个都不留，父亲就躲在王本森家中的地窖里，直到10多天后，才在王本森一家的掩护下装扮成挑夫，翻越了海拔上千米的观音山向兴安出发，追赶红军，后来几经磨难终于成为了共和国开国元勋。

王福权是协兴村王家村人，论辈分，是王本森的侄子。在他带领下，韩京京一家经过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终于来到了王家村，找到了王本森老人的儿子王在平。

听说是北京来的韩伟将军的后人，王在平非常高兴，立即与韩京京夫妇亲切聊起了父辈的这段往事。

王福权也不时从旁补充，他说，当年的王本森是很善良的一个人，红军受了伤路过这里到他家里面，他懂一些草药，是农村的土药先生，一个安排他的吃住，帮他治伤，白天听到狗叫有人来搜喊他躲到红薯窑里面，晚上又送他去香火楼睡觉，后来走的时候帮他扮成商人，军装不要了，留在他家里，考虑他们路上要吃，要生存，王本森炒了一些苞谷、黄豆给他背在包里路上吃，这些经过我们从小听老前辈传说。

王本森的孙子叫王修艳，他带众人到他家当年的老屋。老屋还在，不过早已破烂不堪；王修艳指着火塘边已经填平的红薯窖，说，这就是当年韩伟将军藏匿的地方。

韩京京动情地说，从他出生父亲从来没有向他提过湘江战役，直到1986年父亲80岁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要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丛书》时找到他，让他回忆红34师浴血奋战这段历史，自己才从父亲那里听到了当年那场惊天动地的血战，知道了红34师，知道了6000多名闽西战士全都长眠在了湘江边上。

韩京京说，对于这段尘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父亲回忆起来是非常痛苦的，受领了任务之后两顿饭没吃，最后终于把这篇回忆文章写成了，而且留下来了，现在就收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长征回忆录》的第一卷里面，这篇文章成为了我们研究红34师这段红色历史的唯一的回忆文章。

韩伟将军是湖北人，写完了回忆材料，他告诉韩京京：我死了以后，你们一定要把我的骨灰送回闽西。我生前没能把这些子弟兵带回来，死后也要和他们在一起。

1992年，韩伟将军去世，韩京京遵嘱，把父亲的骨灰送回了闽西。

韩京京说：“我们想这段红色的记忆红色的历史，在我们这一代身上一定要得到传扬、发扬光大，也希望这种红色的精神在我们兴安，在全国能够继续的发扬光大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