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信出版社

一场始料未及的全球范围新冠肺炎疫情将法国置于一种停摆模式中，往日喧嚣的巴黎和激情四射的法国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了，如果不是每天晚上 8 点法国人自动聚集在自家的窗前和阳台上或击掌呼叫或引吭高歌，我们可能都忘记了这些不安分的法国人在地球上的存在。

01、疫情中的法国进入了全民反思的状态

这场疫情无论是对法国人生命的摧残、对法国经济的破坏， 还是对人们信心的打击，对转型中的法国社会无疑又是一次严重的冲击，因此，对新冠肺炎条件下的法国社会转型再思考已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同样，由于疫情当先，焦头烂额的马克龙政府也主动将前一段撕裂法国社会的退休金制度改革按上了暂停键。

如今的巴黎静悄悄的，天天动辄就上街抗议游行的人们突然像钻进地下似的再也看不见了，随处可见的咖啡馆紧闭着大门，往日车水马龙的街道任由小鸟和鸽子任意漫步玩耍，没有社会冲突的法国，静谧的街道，加上远处的埃菲尔铁塔，这里的一切实在醉人……

机场没有了航班，地铁没有了乘客，从窗前向外远眺，往日狭窄的巴黎街道也显得宽阔了许多。

路上看不到一个行人的原因是人们被政府的巨额罚款所震慑，也有人们那种对死亡本能的恐惧，也有法国人本身守纪律的文明素质，更有人从哲学意义上对死亡进行了表达，如“不要对死这样的结果看得太重，而要看重生的过程，好好活比好好死更有意义”。

讲这话的就是法国哲学家安德烈·孔德·斯庞维尔（André Comte- Sponville），他提醒法国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有生必有死，而且绝大多数法国人都不会因新冠肺炎而死。人们死亡并不完全因为疾病，没有疾病也要死亡。

记得过去总有国人提醒我说，法国人最怕死，他们就吃喝玩乐还行，一打仗就怕死，就会输。然而，在禁足期间，法国人表现出的不怕死的例子却很多，例如那些战斗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在 2020 年 3 月 18 日至 5 月 11 日禁足的 55 天内，法国人有意无意进入了一种全民反思的状态。

反思的内容有的针对法国公共医疗体制，为什么法国纳税人交了那么多钱，法国在疫情面前却不堪一击？

也有人针对菲利普政府，为什么对戴不戴口罩的问题法国政府总是出尔反尔？更有许多人开始对前阶段的退休金制度改革所形成的社会对立反思，认为那些没有上街游行却默默无闻地为社会工作的人，他们的职业应该得到政府和全社会的承认，如护士，他们的工资在法国平均线以下，而邻国德国的护士工资却高于全国平均工资 15%。

当然，法国人的反思是全方位的。

有人说应该把疫情看作地球末日的到来，法国人应对社会转型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定位，如法国前环境部部长于洛，他在《世界报》上发声，向法国人提出疫情结束后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 100 个问题。法国著名演员比诺什也同样在《世界报》上呼吁法国和世界上每位决策者和普通公民努力摆脱过去那种根深蒂固的思维逻辑，进而对人类生命最终目标、价值观念和经济模式进行一场彻底的思考与改革，以尽快避免新冠肺炎警示我们的这场业已在全球范围出现了的生态灾难。

在法国，人们喜欢将疫情视作新旧世界的分水岭，疫情结束后人类将进入一场对自身发展模式的全面大反思，法国也要进入一场围绕人与人、人与自然和生命终极意义的全面大反思。

一些法国人甚至对我说，今后书写历史时，人们将会把是否经历过这场磨难作为一种新的叙述方式，就如同当年我们的前辈把经历过二战等战争的考验作为一种时代标志。

有趣的是，在这场疫情面前抱怨的法国人并不多，人们更多的是将此视作一种人生体验，一次在生命路程上的闭关反省，就如同一个人在世俗生活久了，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过一阵苦行僧的生活那样，利用禁足的时间，停下脚步，思考一下人生的意义所在。

为此，在封城前后法国人在相互提醒注意安全的同时，总少不了顺便说一句“禁足快乐”。

02、法国社会转型时期新旧矛盾凸显

在与世隔绝的 55 天里，在这场自 1918 年大流感以来法国遭受到的最严峻的公共卫生灾难面前，我与朋友们一起电话相互鼓励，大家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想想明天的世界吧，我们还能做点什么？”

因此，禁足虽然结束了，法国社会转型时期新旧矛盾却又重新浮出了水面。

首先，法国人发现他们的文化和存在方式与这个世界越来越有点格格不入了。在这个数字化生存的时代，不要说法国，就是整个欧洲都错过了这趟时代列车。在这样一个数字技术主宰一切的时代，世界上只有美国和中国两大玩家，法国人不但要从此记住 GAFA 和 BATX 这些古怪的外来词，还要熟悉微信、淘宝、支付宝等中国人的新发明，就连他们禁足期间的网上会议软件 Zoom 也是一个硅谷的中国人发明的。

法国人意识到，就像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工业文明到来一样， 用不用电，坐不坐汽车，看不看电视，用不用移动支付与电商，已完全不取决于他们了，而是一个新的时代和新生活方式的开始。

2020 年 5 月 27 日，法国参议院以 186∶127 通过了法国政府在法国公众中安装健康码 Stop Covid 的计划。但就是这个原本用意良好、技术操作非常简单的应用却在议会辩论中引起轩然大波。

在表决前，法国政府一再强调这个应用里的数据只保留 14 天，整个应用系统在疫情结束后立即自动销毁，且法国人均以自愿原则参加此系统，整个过程受到“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的直接监控，政府甚至主动表示，法国社会不会出现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政府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通过此法来加强对公民隐私的控制。

然而，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投票时，反对票之高及法国媒体和民众对此法的强烈保留意见反映出法国社会严重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新冠肺炎让法国人遭受世纪创伤，经济倒退，百姓苦不堪言；另一方面，类似中国、韩国、新加坡利用科技手段的抗疫经验，却因为法国社会对公民隐私权的极度重视而难以在法国得到运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化革命与新冠肺炎给法国人带来的痛苦是一样的。

由于健康码 Stop Covid 需要参与人数达到 60% 才有效，而在今天的法国社会，这个公民响应率肯定达不到，因此，即便法律通过了，实效性也是问题。同理，数字化时代将有更多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而这些技术的运用离不开数据，没有一定程度上的数据开放，就不会有法国自己的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就不会有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机器人、物联网、移动支付和数字货币，而这一切，又是疫情结束后新的国际产业和技术进步的特征。

总之，法国将又一次面临一个在抗击疫情时曾经遇到的两难选择。如果在抗击疫情时马克龙总统坚定地表示，法国将不惜一切代价保

护法国人的生命，那么，在后疫情时代，法国依然面临是个人隐私重要还是生命重要，是效率重要还是公民隐私重要的悖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化革命”或“生存方式革命”，法国将永远不可能出现属于自己的 GAFA 和 BATX，更不会出现类似中国那样如火如荼的电商和移动支付、电子货币。

“To be or not to be”（做还是不做），这是法国社会转型中遇到的一个新问题，而这对于笛卡儿和伏尔泰的子孙们来说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竟，如同法国人所说的那样，他们的质疑文化需要他们了解这种数字技术革命究竟会在未来给人的自由和社会组织形式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换言之，是追求眼下的效率，还是保护人的自由空间和隐私——一种貌似虚幻但对法国人又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的生活元素。

03、法国当今面临的问题是世界的缩影

我觉得，法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因此，我更愿意在全球视野中观察法国社会的这场深刻危机，并对人类社会当前面临的各种经济、文化和生存方式挑战提供某种借鉴。比如在禁足期间全体法国人那种修道士般的对生命的，比如法国医学界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媒体对政府疫情管理能力的严格问责。

为此，对于国内朋友常问我的看到法国人没完没了的社会风潮，是否就意味着法国已经完蛋了的问题，我一般不予以直接回复。不回复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较长的时间，几句话讲不清；二是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然结论不同。

为了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我在描述法国社会问题时尽量全面和毫不掩饰，如此读者才能全面了解社会转型为法国各阶层人民带来的痛苦，如此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痛苦的成因，找到摆脱痛苦和国家社会生活重建的钥匙。我觉得痛苦其实并不可怕，关键是要看到痛苦后面的希望。这就如同妇女分娩，一个新世界的产生自然要源于从老世界脱胎换骨，没有分娩的阵痛就不可能诞生新的生命。

我以全景式的方式介绍法国社会的转型，为的是能够让读者真正进入这个社会，发现其运作机理，从而在那些看上去不合理，甚至荒诞的后面找到其合理的运作逻辑。比如在这样一个乱哄哄的社会，法制、言论自由、反种族主义、世俗化、医疗及教育免费等共和国原则坚如磐石；如黄背心与罢工，这在我们眼中严重的社会冲突在法国人看来正是其法制精神的体现，而非国家政治生活的无序化。

在这个因为转型带来纠结、纠结带来浮躁的社会里，还有约三分之一的国民在社团生活中找到他们的人生价值。这种善的力量，在欧美也常常被称为“法国社团生活模式”，发挥着政府和市场均做不到的作用，从而成为和谐法国的驱动机。在法国，由于多元文化和鼓励张扬个性，在我们面前的法国往往呈现出光怪陆离的色彩。而公益人士往往与资本和政府不同，他们行善是践行其人生价值，所以他们处事特别低调，但低调并不能抹杀这个庞大的公益大军的存在，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里，法国人之间还能感受到人间的关爱和温暖。

我在书中还特意介绍了几个朋友的不同人生，这种多彩人生是法国社会的传统，更是一种力量，否则，通向共和国总统的大门不可能向

39 岁的政治素人马克龙，法国社会也不可能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因此，看法国的劳动力市场体制是灵活还是僵硬，是一个非常辩证的问题。如果说僵硬，那完全是为了保护员工的权益，让员工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权益最大化；如果说灵活，那是对人的最大关爱。

04、站在更多元的角度看待法国

值得庆幸的事，在我们看到法国人的痛苦的时候，我们还发现这个民族的浪漫、激情，热爱生活、富于梦想的本质依旧，那种手不释卷和对人类未来思考的热情还在，那种对哲学与思辨痴迷的传统还在。我有时觉得这个民族确实可爱，他们当中总有一些人居然在气象万千的今天还如此淡定，不去考虑创造财富，而是喜欢考虑那些远离现实生活的东西，但正是这种童趣和对人类的公平与进步的孜孜以求，使世界有了一个创造，这个创造就叫法国。为此，我们是否也可以说，由于有了法国，我们不再寂寞，这个世界也变得好玩多了？

作为一种体会，我觉得我们在考察一个国家发展的时候是否一定要从经济这个唯一的考量出发？如果我们从 GDP 增速角度看，法国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这个法国人自己也已谈论了三四十年且天天在自我批判的话题中，当你改变考量方式，如根据法国经济、社会、环境理事会的年度报告，你可以从基尼系数、人均 GDP、医疗、教育、假期长度等人文指标及法国在国际上获得的各种奖项指标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总之，从罢工和黄背心等让人眼花缭乱的社会风潮，得出“法兰西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未免过早，或至少这种观点不够全面，特别是当你看到私营企业的员工照样在努力工作，广大青年正热火朝天地开始他们的创新创业时。

戴高乐曾经说过，“大国之所以成为大国，是因为有成为大国的意志”，连绵不断的社会风潮就是法国要再度成为大国的一种意志磨炼过程。

“不伟大就不是法兰西”，这是戴高乐将军交给法国人民的历史任务。在将军逝世 50 年后的今天，对转型社会中的法国人民这样的嘱咐依然振聋发聩。

内容来源：本文内容整理自《转型中的法国》，徐波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版权归作者及本书所有，转载请务必注明作者及作品出处。

徐波

法国“吴建民之友”协会主席，前职业外交官，多边文化外交与中法民间交流坚定不移的践行者。1980年开始学习法语和外交，曾在中东、欧盟常驻，后长期在法国工作生活，深度参与中法文化年、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出席与七国集团对话的法国埃维昂南北首脑峰会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曾任上海世博会中国政府总代表助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事务助理总干事特别顾问等职。

一场轰轰烈烈的黄背心反抗运动使社会转型期间法国人的纠结与痛苦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法国的“五月风暴”就率先在西方工业化国家拉开社会转型的序幕。在后工业化、智能化，特别是新冠肺炎冲击下的今天，法国人不得不面临“既要假期，又要罢工”后自我革命的第三种选项。

本书作者徐波以其资深外交官和中法民间交流摆渡人的特殊经历，对今天遭遇“百年不遇之大变局”的法国社会进行了一次全面巡礼，全书内容时间跨度大，叙述角度新颖，内容丰富、生动，在诸如全球化、科技革命、效益与公正、社会平等、权力腐败、移民与多元文化等目前世界各国社会转型的共同挑战性议题中，让我们看到了沸腾的法国社会后面依然存在的活力，以及法国人在如此气象万千的时代实现多种人生的可能性。

作者认为，社会转型是世界性命题，且选择总是痛苦的，而转型成功与否关键要看社会精英是否还在思考，民众是否还在坚守其对生命的最初认知。法国既盛产黄背心运动那样的革命激情，又是爱哲学、爱思辨、爱批评的思想故乡，各种民间社团更是活跃其中，人们随性，活得真实轻松，这是法国社会转型的希望，也是几十年来在法国在一片唱衰声中，依然能在国际政治、科技、文化和人文领域发挥世界大国作用的原因所在。

面对社会转型这一人类共同挑战，作者不仅提到“法国案例”的借鉴意义，还提出中法两国人民在转型期“情感交流”的 2.0 版，并由此分享了他在法国从事民间交流活动的各种故事，为中法两国交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本书可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法国黄背心运动所揭示的社会转型问题，了解更多有关今日法国社会和法国人的真实现状及其精神状态，以及中法两国相关领域合作交流的情况；适合广大法国文化爱好者、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关注社会转型和治理的研究人员，以及国际政治、外交、新闻、法语等专业的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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