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互聯網的廣泛普及促使數字信息成爲重要的生產要素，數字經濟日益成爲經濟發展的新模式。當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在此過程中，迫切需要網絡信息技術和產業的創新驅動。因此，必須把握好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歷史契機，做大做強數字經濟，以信息化培育新動能，用新動能推動新發展。

浙江大學區域與城市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陳建軍認爲，隨着國內外形勢變化，經濟全球化進入新的階段，中國也將迎來新的發展局面。對此，進一步加快產業數字化轉型步伐、健全數據開放機制、完善法律法規，大力破除制約數字經濟發展的根本性、制度性障礙，對推動數字經濟長遠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如何營造支持數字經濟發展的良好制度環境？

1、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機制，進一步提升市場的活力，形成全社會支持和包容創業創新的氛圍和社會輿論環境；

2、進一步優化市場結構，培育扶持數字經濟的創新型龍頭企業，強化數字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同時要重視對廣大中小企業的扶持，形成龍頭企業帶動，中小企業各具活力的數字經濟發展生態體系；

3、培育和形成支撐數字經濟發展的資本市場，推動以民間資本爲主導的風險投資體系的形成和完善，同時要研究如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促進形成國家風險投資市場運作的體制機制、手段和方法；

4、強化數字經濟的人才培育，包括技術人才和企業家人才，要創造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進一步加快對內對外開放力度，進一步提升和完善城市化水平，形成人才集聚的良好社會生態；

5、推動以新基建爲抓手的社會基礎設施的進一步完善，加快打造世界領先的一流數字發展的基礎設施，爲推進數字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硬件環境；

6、進一步完善數字經濟的區域響應機制，以數字經濟的創新型龍頭企業爲主要動力源，以數字經濟創新鏈和產業鏈的空間活躍地帶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點控制區域，實現創新鏈、產業鏈和一體化的城市發展帶之間的無縫對接和融合發展。

更多精彩觀點

01 區域響應機制

所謂區域響應機制，主要是指不同的國家和區域對新技術革命的反應狀態，包括反應速度、推廣和再創新能力，新技術革命對區域社會的滲透程度及其背後存在的體制機制因素。

這和區域異質性屬性，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政府、企業和社會之間聯結和協同治理架構，地方和企業的創新和學習能力，要素稟賦的特徵，對外開放程度，對外部新生事物的接受、學習和再創造的能力，效率和績效等因素相關。

許多國家和地區可能並不是新技術的原創國家和原創區域，但是對於接受新思維、新技術革命卻迅速有力，後來居上，在科研成果的轉化、創新成果的應用、體制機制集成創新等各方面，具有較高的行動效率，獲得較好的成果，從而帶動了區域產業升級和經濟快速發展。近年來，中國的長三角地區和珠三角地區數字經濟能夠快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也是得益於改革開放在這些區域的快速推進，而形成對新技術革命的高效率區域響應機制。在中國的語境下，本文將區域響應機制進一步區分爲市場響應機制和區域發展響應機制：

市場響應機制主要見諸於微觀層面，由日益完善的市場機制作爲響應路徑，激發企業的創新動力，並快速成就了一系列新創企業，成爲數字經濟的龍頭企業，通過創新鏈和產業鏈的融合帶動，推動了全區域的產業升級；

區域發展響應機制，指的是區域整體層面對新技術革命的響應能力和善治能力，主要表現爲區域指導集團（區域決策層） 對新技術革命的前瞻性預判、區域的對外開放程度、區域內部和區域間社會基礎設施的完備程度；在數字經濟的場景下，主要包括區域數字人口的規模、數字經濟人才、民間對數字經濟的接受能力和偏好、政府的產業政策，以及區域一體化程度等。

02 數字經濟發展的市場響應機制

對數字經濟的區域響應是以市場響應機制爲基礎的。筆者結合浙江數字經濟發展，以浙江互聯網產業的發展經緯來剖析和詮釋市場響應機制的內涵及其作用機理。

市場的創業創新活力。一個具有創業創新活力的市場和對此支持、包容的社會生態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之一。數字經濟在浙江的發展可以用異軍突起來形容，從廣義的信息經濟來講，長三角特別是長三角北翼的上海和江蘇，早在上世紀80年代，乃至更早，就湧現了一批以國有和外商投資企業爲主體的，與信息經濟、電子科技緊密相關的企業，在上海張江工業園區、江蘇蘇州工業園區形成了數字製造業和電子信息產業的集羣，從上海華虹、中微電子，到蘇州的臺積電，等等。

但是，數字經濟，特別是互聯網產業的興起卻首先出現在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比重偏高的浙江，這是出乎人們意料的。1999年，阿里巴巴在其創始人馬雲的帶領下，在杭州城西的居民小區中誕生，這一事件的背景是：在浙江省和杭州市，從改革開放之初到20世紀末，民營企業的誕生、成長和發展的生態環境已經非常成熟，在阿里巴巴成立的1999年，浙江每萬人的民營（私營）企業數目、民營經濟規模（人員）和產出都是全國第一。在這一過程中，全社會對創業創新行爲的包容和支持，以及由此而來的市場創業創新活力對數字經濟這一新興產業的興起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市場危機的挑戰和應對。浙江數字經濟的發展過程表明，數字經濟發展不僅受益於市場活力和社會對新生事物和新創企業的包容，也受益於市場危機的挑戰以及市場和政府、組織和自組織契合糾錯功能的存在，這顯示了相對成熟的市場機制對數字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

2008年前後，國際金融危機給以中小民營企業爲主、出口導向型企業佔有重要份額的浙江經濟帶來了重大沖擊，許多勞動密集型的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在面臨出口市場的萎縮、勞動成本的上升，以及環境問題的嚴峻挑戰下，陷入了危機。當時政府的對策是加快推動以中小民營經濟爲主體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所謂的“四大”方向轉型，即“大平臺、大產業、大項目、大企業”，這一轉型策略儘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如構建了一批大產業集聚區，推動企業的空間進一步集聚，形成了產業發展的大平臺等，但是，在引進大項目、發展大企業、形成大產業方面，特別是想在短期內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過渡到所謂的高科技產業和重化工業方面，似乎進展並不順利。

然而，危機卻給以阿里巴巴爲代表的民營數字經濟企業帶來了更大的發展機遇，也給浙江經濟的轉型升級和持續發展帶來了意料之外的收穫，阿里巴巴、淘寶網、支付寶等數字化銷售和支付平臺的出現和快速成長，爲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型升級開創了新的路徑，推動傳統產業首先在銷售環節開始實現數字化。如作爲浙江消費品終端產品主要批發市場的義烏小商品市場在2008年推出了“義烏購”線上平臺，2012年義烏小商品城又和阿里巴巴簽訂了戰略合作協定，一些陷入困境的勞動密集型的消費品終端製造業，藉助淘寶、天貓等線上平臺，產品的銷售環節獲得數字化突破，進而激發了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的新思路。由於率先實現了銷售環節的數字化，進一步壓縮了傳統的消費品終端產業的全產業鏈成本，並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深耕和拓展了消費品終端產品的市場需求面，開拓了線上市場，由此帶來了浙江傳統制造業的復活和新生，爲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開拓了新路。

基於市場需求的數字經濟響應機制。數字經濟在浙江的突破性發展，是從傳統的消費品終端產業的銷售環節開始實現的。

首先是實現了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銷售環節的數字化，由此推動了數字服務業，或者說信息服務業的發展。其實現路徑是：

首先，發展電子商務，構建網上的銷售平臺，把實體經濟的銷售環節轉變成數字化的銷售平臺，線上線下混合發展，有效地降低了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銷售成本，也因此降低了浙江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全產業鏈的成本，使之重新煥發了市場競爭力；

其次，解決了市場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從而進一步拓展和深掘了消費的市場，擴大了市場需求，優化了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

縱觀世界各國的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一般來說有以下三種選擇路徑：

一是從數字信息的新理論、新技術的發現和應用切入產業化，推進了數字經濟的全面發展；

二是由高科技產業發展，包括數字設備製造業的發展引領走向數字經濟的全面發展；

三是從互聯網的應用開始構建互聯網平臺，發展數字服務業，進而向傳統產業鏈環的信息服務環節滲透，催生新業態、新模式、新服務和新消費等，如互聯網銷售、互聯網金融、智慧健康、智慧醫療、智慧教育、智慧交通、共享經濟，等等。

而浙江選擇的數字經濟發展模式和路徑就是從互聯網產業入手的第三種路徑，這種選擇在很大程度上順應了浙江的要素稟賦特徵，已被證明是正確的選擇。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再次驗證了浙江較爲成熟的市場經濟配置資源功能以及由此派生的對數字經濟的市場響應機制的作用。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大力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和民營經濟，如果沒有一大批民間的創業創新人才，以及相應的社會對創業創新的包容和激勵機制，數字經濟要在浙江獲得突破也是不可能的。這就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市場響應機制。

市場結構的演變和龍頭企業帶動的創新資本市場推動數字經濟的深化發展。市場響應機制的變化還表現在數字經濟的推動下區域市場的結構性變化，反過來影響資本市場的發育成長，進一步推動數字經濟的深化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以大量中小型民營企業爲主體的市場結構是一種原子式的、完全競爭型的。這種市場結構在改革開放初中期發揮了較好的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使得浙江區域經濟形成了中小企業林立、市場競爭充分、財富分佈相對均衡（小老闆多），人均可支配收入較高的發展狀態。這種市場結構帶來的主要負面因素就是大量的中小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基本上只能保持低水平的市場利潤，沒有更多的資本和充裕的人力資源去進行研究與開發，以加快產品迭代、技術進步和規模擴張。所以，市場主體儘管具有較爲充分的競爭活力，但是在面臨外部環境變化衝擊之時，缺乏轉型升級、加快技術進步的現實動力和資本支持。這也是浙江經濟在應對國內外金融危機，以及市場變化衝擊時陷於被動的主要原因。

這種狀況在互聯網產業興起之後，開始有了決定性的改變。以阿里巴巴爲代表的互聯網龍頭企業的出現、成長和壯大改變了市場結構。阿里巴巴首先從構建電子商務平臺開始，以爲中小企業服務，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爲企業發展目標，在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銷售環節獲得了技術突破，實現了產業鏈銷售環節的數字化轉型。淘寶、天貓等在市場銷售的線上平臺領域改變傳統的區域市場結構，使之從原來的原子式的完全競爭市場結構，開始向壟斷競爭，乃至寡頭壟斷市場結構轉型，迭加了數字經濟電子商務平臺企業的市場呈現了新的格局：從平臺之間的競爭格局看，市場是壟斷的，但是平臺上店家之間的競爭則是完全充分的。這種新經濟狀態下的市場結構，使得擁有數字平臺的互聯網企業能夠在較短時間內收割商業創新的成果，積累起強大的資本實力，進一步推動社會創新資本市場的形成，從而爲社會民間資本主導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打開了通路。

在阿里巴巴等數字經濟創新型大企業的風險資本支持下，一大批獨角獸企業開始湧現，阿里巴巴集團總部所在的杭州市，成爲全國獨角獸企業的集聚區，獨角獸企業的數量和資本數額都在全國領先，由此可見，作爲數字經濟時代的創新載體獨角獸企業在杭州和長三角地區的集聚產生，是受益於阿里巴巴等互聯網企業在改變了傳統的完全競爭型的市場結構之後，形成了一種更爲合理的市場競爭體系，進而爲創新型獨角獸企業的誕生提供了社會資本和民間風險資本的支撐，也爲數字經濟產業鏈的成長提供了資本和人才支持。正是在這種數字經濟市場響應機制的影響下，以阿里巴巴爲代表的互聯網企業，從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銷售環節的數字化起步，以風險投資爲支撐，以獨角獸企業爲載體，開始向數字經濟的全產業鏈拓展。在阿里巴巴創業資本和風險資本的推動下 ，一批雲計算、物聯網、大數據、區塊鏈領域的企業得以湧現，之江研究院、達摩院等數字研發機構，阿里雲、平頭哥芯片開發公司等一批數字製造業企業和軟件生產服務企業也得以湧現。從數字銷售平臺到數字金融，到大數據、雲計算等數字軟件服務，再向數字監控設備製造、芯片設計製造進軍，從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銷售環節出發，但其延展軌跡與原有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鏈並不重合的數字經濟產業鏈開始成型延展。

由此可見，市場結構的變化激發了市場響應機制，推動了數字經濟的發展，而數字經濟和數字企業的成長的發展，又進一步推動市場結構的變化 ，同時在更高層面上改善了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效率 ，加快了技術迭代和進步以及產業升級 ，並有力地推動了數字經濟產業鏈的延伸和成長。

03 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發展響應機制

審視數字經濟在浙江區域空間上的分佈，可以發現，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首先在地縣一級城市，如溫州、台州、紹興、金華等地獲得突破和發展，這些地區民間工商傳統悠長，企業家資源充裕，市場經濟活躍。但是，數字經濟首先是在中心大城市杭州獲得突破並發展起來的，如阿里巴巴、大華、新華三等一批數字經濟企業，儘管其開始發展基本上都是依託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集聚，是作爲浙江傳統制造業產業鏈上的數字化鏈環出現的，但其在空間定位上卻更傾向於區域中心大城市。由此可見，僅僅以市場響應機制來解釋數字經濟的發展，似乎不充分。

與浙江傳統的市場經濟發達、勞動密集型產業集聚的區域相比，杭州的特點是城市化發展水平更高、內外開放程度更高、有數字經濟人才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比較完備、政府政策資源更加充裕，我們將這些因素歸納解釋爲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發展響應機制：

第一，區域的開放性。區域發展響應機制的首要功能爲區域的開放性，不難發現，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走在前列的都是開放度比較高的區域和城市，人口流入量居前的區域和城市，都是數字經濟等新經濟新產業發展較快的地區。開放程度的高低，其實也顯示了區域和城市的包容性和治理水平 ，及其對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區域和城市的開放程度越高 ，其對新經濟、新技術、新產業反應速度就越快，接受程度就越高。

第二，人才的集聚能力。即擁有或能夠吸引一大批數字經濟企業家人才的區域品質。在浙江乃至長三角，最先成長起來的數字經濟企業家和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的農民企業家之間，共同之處在於都有敏銳的市場嗅覺，有敢於承擔風險的企業家精神，有排除困難的毅力和決心；不同之處在於數字經濟企業家們具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有更高的站位和更寬闊的全球視野，以及更大的事業抱負，同時，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力也更大。浙江和長三角的現實表明，這樣的企業家羣體更容易在一些區域中心城市出現並形成集聚。

第三，社會基礎設施的完善。和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同，數字經濟的發展需要更爲完善的社會基礎設施建設，對交通通訊設施的網絡化程度、城市化的水平以及其他基礎設施的完備性都有一定的要求。無疑，區域中心城市具有較好的稟賦優勢。

第四，數字人口的廣泛存在和集聚。一般說來，城市化程度越高，城市能級越高，城市的數字人口比例也會越大。所謂數字人口，在某種意義上來講，就是具有掌握數字產品知識能力，對現代科技的理解和應用具有較強的適應性的社會羣體，數字經濟人才大多是從他們中間產生的，數字產品應用也首先由他們來響應。毫無疑問，在浙江，如杭州這樣的中心大城市的數字人口會遠遠多於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集聚區。

第五，產業政策的支持。數字經濟在浙江的突破，特別是數字服務業在杭州的興起，固然有市場響應機制的作用，包括浙江的勞動密集型的消費品終端產業的產業鏈作爲其產業基礎和依託。但是，在數字經濟發展最初的那些年，當時的浙江省和杭州市的主政領導，對數字經濟認識的敏銳性，對其發展前景的方向感，以及給予的政策支持也是起了重要的作用。浙江省政府和杭州市政府都在政策層面對發展數字經濟進行積極響應，提出大力發展信息經濟、數字經濟，並切實給瞭如阿里巴巴這樣的新興數字企業以很大的政策支持。

第六，政府和企業間基於市場原則的協同發展和治理機制的形成。這種機制表現在政府將自身的政策目標和實現手段轉化爲市場需求，推動數字經濟的前瞻性發展。在長三角，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數字產業的發展，典型的如城市大腦研發和應用，就是在杭州市政府推進的智慧城市治理的戰略方針指導下，形成對城市大腦的市場需求，從而帶動了阿里巴巴的人工智能的產品的研發和應用，推動了阿里巴巴集團大數據、雲計算和人工智能事業的發展，形成了城市治理和企業發展的雙贏。

第七，區域一體化和協同發展形成的數字經濟發展響應機制。縱覽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的空間格局，近年來，區域一體化發展和協同發展對數字經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走在區域一體化前列的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前沿地區，而走在最前列的長三角地區毫無疑義地成爲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最大板塊。區域一體化對數字經濟的發展響應機制表現在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

供給面主要體現在要素的供給方面，區域一體化推動了要素市場的一體化，從而爲數字經濟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人力資源和和人才選擇空間，以及產業鏈鏈環的選擇空間。長三角的數字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益於長三角的要素市場一體化，使得人才和資本流動的區域行政壁壘不斷弱化，市場的一體化推動了長三角數字經濟和互聯網企業的成長壯大。同樣，成長壯大的數字經濟企業也爲區域一體化作出了自己貢獻。如成長壯大起來的數字經濟龍頭企業阿里巴巴，其在長三角的創新鏈供應鏈以及運營網絡，已經成爲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的重要紐帶。

04 結論和政策建議

以上研究表明，數字經濟發展和區域響應機制的形成緊密相關。爲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要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機制，進一步提升市場的活力，形成全社會支持和包容創業創新的氛圍和社會輿論環境。

第二，要進一步優化市場結構，培育扶持數字經濟的創新型龍頭企業，以此爲引領，強化數字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同時要重視對廣大中小企業的扶持，形成龍頭企業帶動，中小企業各具活力的數字經濟發展生態體系。

第三，要培育和形成支撐數字經濟發展的資本市場，推動以民間資本爲主導的風險投資體系的形成和完善，同時要研究如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促進形成國家風險投資市場運作的體制機制、手段和方法。

第四，強化數字經濟的人才培育，包括技術人才和企業家人才，要創造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進一步加快對內對外開放力度，進一步提升和完善城市化水平，形成人才集聚的良好社會生態。

第五，要推動以新基建爲抓手的社會基礎設施的進一步完善，加快打造世界領先的一流數字發展的基礎設施，爲推進數字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硬件環境。

第六，進一步完善數字經濟的區域響應機制，特別是以城市羣爲平臺的數字經濟區域一體化發展機制，以數字經濟的創新型龍頭企業爲主要動力源，以數字經濟創新鏈和產業鏈的空間活躍地帶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點控制區域，實現創新鏈、產業鏈和一體化的城市發展帶之間的無縫對接和融合發展。將政府的一體化協調機制和以數字經濟龍頭企業爲引領的，數字經濟的創新鏈和產業鏈對接契合融合起來，有力地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色，加快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數字經濟的產業集羣的形成和壯大。

文章來源：《學術前沿》雜誌2020年9月（上）

原文標題：《論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響應機制——基於長三角和浙江經驗的研究》（微信有刪節）

作者：浙江大學區域與城市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陳建軍

原文責編：馬冰瑩

新媒體責編：張捷

視覺：劉潔

（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