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收听敌台，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公民，大概都不会陌生，其实，在二战后苏联社会也出现收听敌台现象。

档案材料表明，早在1945年、1946年、1947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后不久，苏联社会就已经开始出现收听敌台现象。

在长达四年之久的苏德战争中，千千万万苏联军民跨出国门，亲眼目睹了苏联之外的世界及其人们的生活，亲身领略了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跟盟军打交道的过程中对英美等国的情况有了最初的真切了解和认识，从而不由自主地要将苏联人民的生活状况与他国人民的生活状况比较一番，比较的结果是：社会主义苏联的人民的生活水平远低于这些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而对苏联国内长期以来的相关宣传内容产生了质疑。

特别是这场战争使得来自苏联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年龄不一的红军官兵们有了交流各地各行业真实情况的机会和平台，一经交流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吃不饱饭、饿肚皮的不仅仅只是自己所在的集体农庄的庄员，物质匮乏也不只是自己所居住城镇独有的情况，而是全国都存在的普遍现象。

除了打出国门的苏联红军之外，还有在战争中沦为纳粹军队俘虏的大量苏联红军官兵和老百姓也被强制押解到苏联境外，这些人也亲身领略了苏联之外世界的真实面目和实际情况。随着战争结束之后千千万万跨出过国门的苏联军民返回苏联各地，他们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也随着他们被带进了国内城乡各地，他们的亲身经历和生动形象地讲述通过口口相传开启了苏联国内各阶层民众的世界视野。

一方面是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受到千千万万跨出过国门的苏联军民关于国外见闻的强烈冲击和深刻影响，二者的结合使得苏联民众期盼改革，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越发炽烈了。

然而，苏联领导人则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苏联之所以能够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恰恰是因为苏联战前的各种制度和政策是有生命力的。斯大林明确指出：二战的结果表明，“获得胜利的是我们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苏维埃社会制度在战火中胜利地经受住了考验，并证明它具有充分的生命力……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

这样一来，广大民众所期盼的变革，便无从谈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战后苏联社会开始出现了收听外国电台现象，这成为战后苏联民众化解心中痛楚、赖以自我精神慰藉的一种无奈之举。

曾有人在给《真理报》的信中写道：‘睁开眼睛吧，编辑同志，请看看实际情况吧，我们这里都干了些什么，让我们依靠人造奶油、数字和空话过日子，快关闭在联共(布)市委和州委里的地下商店吧。你们害怕真相、不相信人民，正因为如此，你们才封锁了外国的无线电广播’。”

苏联国内或者国际社会发生了重大事件之后，苏联社会收听外国电台广播的人数就会剧增。内收听外国电台的人数一下子增多。曾有传言，说赫鲁晓夫也曾经收听美国之音，并且赞不绝口，说内容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