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上海人都想把小孩送進這個培訓班
星期日週刊記者 顧箏
現在，文藝類培訓機構像天上的星星一般密集。
上海人對其中一個叫“小熒星”的機構有特殊情感。
這種情感其實積累於1980、1990年代。
那個時候，小熒星是真的難進啊。
它是出小明星的地方
朋友們的孩子們發現了大新聞：“沈潔阿姨火了。”
傳到沈潔耳朵裏的時候，她還有點“蒙圈”:“怎麼火了？”
原來在抖音、B站上，一段“你是來拉屎的吧”的視頻獲得點擊量和彈幕無數，還誕生了不少表情包和惡搞片段。
視頻中，一個梳着童花頭的小女孩到草叢中撿球，看到了張豐毅飾演的小偷，好奇地問他：“你一個人在這裏幹嘛？”
“你說呢？”小偷反問。
一開始，小女孩疑惑。轉瞬，她笑了起來：“你是來拉屎的吧。”
沈潔沒有想到，自己在1982年拍攝的電影《城南舊事》中的臺詞居然成了90後、00後的流行語、表情包。
很多沒有看過電影的網友開始在網上搜索：這個表情靈動、眼睛有光的小女孩是誰？
網上對於沈潔的介紹，除了《城南舊事》主演這個標籤外，還有一個是“小時候參加了上海電視臺小熒星藝術團”。
看到這個標籤，上海人會露出一種恍然大悟的表情：“難怪這麼會演。”
對於“小熒星”，上海人有這樣一種集體記憶：它是出小明星的地方。
陸毅、胡歌、演唱《小邋遢》的曹蕾、在卡西歐杯大獎賽中得冠軍的巫慧敏、主持人閻華、陳帆、裔莎等，都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曾是小熒星藝術團的成員。
少兒演播組是小熒星的前身
嚴格來說，沈潔當時讀的並不是“小熒星”。
“1978年，上海電視臺到滬劇團錄節目，我無意中闖進了錄影棚。”
“富老師看到我，問我喜不喜歡演戲。她說，電視臺有一個少兒演播組，可以來學。”
沈潔口中所說的“富老師”名叫富敏，前段時間電視劇《十六歲的花季》重播，喚起了很多上海70後、80後的回憶。富敏和丈夫張弘就是《十六歲的花季》的導演。
1970年代初，上海電視臺的節目慢慢復甦，開始出現科技節目、少兒節目……
時任電視臺領導的奚裏德、韓仕敏等重視兒童節目小演員的培養，成立了少兒演播組，專爲少兒節目培養有才藝的小演員。
在這樣的背景下，有專業才能的富敏從酒精廠調到電視臺，專職管少兒演播組。
那個年代的上海，哪有現在的各種培訓班，富敏和同事們只能去各個學校物色文藝積極分子，把孩子留下來。
沈潔遇到富敏的時候，才6歲，只會說上海話，不會說普通話，但她想學演戲。於是之後的每個週末，她都由爸媽陪着，到上海電視臺少兒演播組參加培訓。
“當時發給我們一個包，上面印着‘上海電視臺’。背上它，覺得特別‘扎臺型’，有種小大人的感覺。”
到少兒演播組學什麼？繞口令、朗誦、小品，有表演課也有形體課。
那時少兒電視節目、少兒影視劇，都需要小演員，大多從少兒演播組挑選，所以他們上鏡的機會特別高。
進入少兒演播組後一年，沈潔就參與了富敏導演的兒童電視劇《花》的拍攝。這也是上海電視臺第一部兒童電視劇，所有小演員全部來自少兒演播組。
之後的幾年，沈潔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片場度過。“劇組安排了一個老師給我補課。”
到了1980年代，對於小演員的需求不侷限於戲劇方面了，還需要能歌善舞的孩子，於是上海電視臺開始籌備成立一個全方位的藝術團。
1985年2月，小熒星藝術團成立，除了演播組，還有合唱、舞蹈組。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少兒演播組是小熒星的前身。
每每招生，就會登上報紙新聞
那年頭，電視是最主要的娛樂工具。
當在電視上看到生動活潑的小演員、唱着《歌聲與微笑》出現在大型表演現場的孩子、在電視節目裏和主持人對答如流的孩子時，上海人會怎麼想？
上海人普遍對孩子有這樣的期許：衝得出、老茄（上海話，老練）。特別是在1980、1990年代，他們期望孩子能見到他們沒機會見到的世面。
所以在那個時期，“小熒星” 就像一個“神殿”。能進入小熒星藝術團，妥妥的就是“別人家的孩子”，讓周圍親朋好友豔羨一番。
“那時沒有什麼娛樂活動，能上電視，就是了不起的大事。同學們都會傳，這個人上過電視的。”6歲就進入小熒星藝術團的裔莎說。
那時要進小熒星可不像現在這麼容易。一開始，是靠老師去學校物色好苗子，後來，它終於對外招生了。沒有想到的是，每每招生，就會登上報紙新聞。
“初夏的上海，有一件事卻‘熱’得燙手，‘熱’得讓人迷惑。電視臺公開招考小熒星藝術團新團員，總共招50名3歲至9歲的兒童，應考者竟多達3萬人！1∶600，比例懸殊，難度之大恐怕連古時的考狀元，現今的考‘託福’也難相比。”
1989年8月1日的《解放日報》上登載了這樣一則報道。
作爲親歷者的杜若英永遠不會忘記那天的場景。當時她在小熒星藝術團演播組做招生工作。
演播組三年公開招生一次，1986年那一次放在虹口體育場，招50人，來了3000多人。
所以工作人員錯估了形勢，心想這點人數不用那麼大的場地，1989年的面試就放在盧灣區少年宮。
那天，下午5點開始招生，4點前，杜若英和同事們去對面小喫店喫晚飯，準備喫好之後就開始忙碌的招生工作。
“喫完回來之後，驚呆了，我們被堵在門口，根本進不去。”少年宮擠滿了家長和孩子，密密麻麻。
大喊着“我們是招生老師”，杜若英他們好不容易殺出一條“血路”，還沒等她們坐定在面試的位置上。“轟”一聲，門被擠破，倒下了。
更可怕的是，室內突然一片漆黑，斷電了。等到重新來電，有老師發現自己手裏的報名表被搶了。
“只要有一個人擠一下，有一個人摔倒，後果不堪設想。我們的心都快跳出來了，只能大叫‘大家原地不動’。”
杜若英和同事們擔心出事，趕緊打電話到電視臺，“讓他們在電視上拉字幕：停止現場報名，改爲書信報名。”
在一遍遍地勸說之後，人潮慢慢散去。之後，信件像雪花一樣寄來，“門衛喫不消了，每天3大箱。”
“我們用了很多人力，把信全部看完，再一個個通知他們按規定時間前來面試。”
面試那天，依然人滿爲患，有的小朋友沒擠進內圈，就由爸爸舉過頭頂，一個個傳進去。面試結束，老師把孩子高高舉起，問：“這是誰的孩子？”然後再慢慢傳遞出來。
3萬多人報名，最後錄取50人。整個面試流程延續了近4個月。
三年之後，同樣的場景重演了一遍。報名當天，許多家長提前3個小時就趕去排隊，長長的人流一時引起了交通堵塞。
報名的火爆還催生了“黃牛”，他們趁機把5元一張的報名單漲到50元。
“去高級的地方開眼界”
裔莎當年並沒有經歷這樣600：1的嚴峻面試，她是1986年考進小熒星的那批孩子。
她的爸爸喜歡錶演，只可惜自己是老三屆，沒有接受培訓和參加表演的機會，看到女兒有點天賦，就想盡辦法送她去參加各種文藝培訓。
“小時候參加一臺晚會的錄製，梁波羅（演員、歌手）抱着我演唱了一首《白鴿》。爲了幫我把上電視的鏡頭一個不落地錄下來，父母特地買了錄像機，當時可是一筆不小的花費。”
時間行進到1990年代，父母還是一樣的想法。
趙艾倫的父母覺得自己小時候沒能學成鋼琴是個很大的遺憾，於是不惜花下4900元“鉅款”買下鋼琴，每週騎自行車帶她去音樂學院附近學鋼琴。
“我記得很清楚，每次騎到大光明電影院那裏，我一定要喫一根紫雪糕，否則就不願意去。”
雖然不情不願地學着鋼琴，但這項在當時孩子中不常見的特長讓趙艾倫順利打開小熒星的大門，她加入了小熒星的合唱團。
“1990年，一個班上會樂器的同學不會超過3個。等到過兩三年，有的家長通過買認購證發財了，讓孩子學樂器的纔開始多起來。”
加入小熒星讓其他的家長和孩子感到羨慕，因爲這意味着“小朋友可以出人頭地，去高級的地方開眼界”。
1989年，有一個小男孩在報名現場告訴記者：“爸爸講的，當小熒星可以上電視，到美國迪斯尼去玩，所以我要來。”
表達過於直白，但這確實是當時很多家長心中的真實想法。
1990年年代，報紙上時有“小熒星藝術團昨轟動日本長崎”、“小熒星赴港首場演出受歡迎”、“上海‘小熒星’應邀赴歐演出”這樣的新聞。
趙艾倫早已忘了當年參加小熒星藝術團的各種細節，但她記得其中一個高光時刻。
“當年有整整三個月，我們一直在練一首歌《各國兒童心連心》，爲了報送亞洲藝術節。當時大家都練得很認真，也很激動，提前一個月去訂衣服。因爲老師告訴我們，如果選拔出線了，我們就能去日本表演。”
在1980、1990年代，這些孩子通過百裏挑一的考試進入小熒星藝術團，他們比同齡人多了更多上電視的機會，和更多出去見世面的機會。
而由於“物以稀爲貴”，他們彼此之間，也有很多連接。
裔莎後來做了主持人，碰到一些嘉賓，說起彼此在小熒星的學習經歷，感覺一下子拉進了距離。
“我們‘老熒星’，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認同感很強。”她說。
沈潔在日本和巫慧敏成了好朋友，兩人驚訝地發現生活軌跡曾有很多重合的地方。
“我們小時候都住在虹口，一起去過同一個少年宮，她學唱歌我學跳舞，後來又都去過小熒星。”沈潔說。
那些年辛辛苦苦考進小熒星的孩子，有的因此影響，做了和文藝相關的工作。
有的人生軌跡，並沒有什麼變化，只是可以憑藉當年在小熒星打下的基礎，成爲單位年會上的文藝積極分子。
趙艾倫現在開廣告公司，她笑着說：“參加小熒星沒有加分，也沒有減分，客戶並不會因爲我小時候參加過小熒星，多給我一個單子。”
最終殊途同歸的是，這些小熒星們，也和當年他們的父母一樣，週末奔波在送孩子去上培訓機構的路上，有的念着那份情感，把孩子送去小熒星。
當然，現在的小熒星可不再像當年那樣六百挑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