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有一句非常简短而精准的评价：勤勉的亡国之君。

崇祯皇帝继位时，明朝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北疆的后金军事集团屡屡南下侵扰，而广袤的中原大地又因受到小冰河期的影响，旱涝频繁，粮食严重减产，加之文官腐化武将贪生，各地民变四起。而明末白银货币的极度短缺，也导致欠饷引发的军队哗变频频发生。

这种主客观上的不利开局，纵然唐太宗、明太祖在世，恐怕也是无能为力，更何况是一个只有17岁的年轻人。所以，就连清朝统治者都不得不承认：“（崇祯）卒且身殉社稷，未可与荒淫失国者一例而论”。

据史书记载：崇祯皇帝继位后，裁减宴乐，不近女色，宵衣旰食，二十几岁就已白发丛生，被誉为明朝最勤政的皇帝。不过，如果崇祯皇帝近乎完美，那么明朝亡于他手显然成了一个无法解释的悖论。

于是，后世就总结了崇祯的几大缺陷，如多疑、刚愎自用、性格急躁、舍命不舍财，甚至传闻明朝灭亡时崇祯在内库还藏有3700万两白银，被李自成搜出……如此种种。

事实上，所谓宫中巨额存银早已被世人证伪，崇祯十七年二月的助饷，多少可以证明皇帝经济的窘迫，而破城后的李自成或许也是发现了库藏的空虚，因而才大费周章地向官员富户追脏。

明朝皇帝死后，继任者按惯例会编修《实录》，而从《实录》中往往可以窥见该皇帝生前的言行举止，但因崇祯皇帝是亡国之君，后继的南明朝廷又在战火中飘摇不定，未及修馔，所以，真实的崇祯皇帝形象早已湮没在了历史长河中。

不过，崇祯生前留下的两道殿试考题，或许能为我们揭示一位有血有肉的大明皇帝。

所谓殿试，是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考试形式为策问，题目共有两道，名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但实际操作时却往往由内阁预拟，皇帝只是象征性地挂个名号，有明一代，大体如此。

但崇祯继位后事事亲为，传世的崇祯七年（1634）的殿试考题就是由崇祯皇帝亲自草拟的（时阁拟策问二道，听裁，上自手书大半）。

题中，崇祯皇帝问了几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1.东虏本我属夷，地窄人寡，一旦称兵犯顺丙三韩不守，其故何欤？且流寇久蔓，钱粮阙额，言者不体国计，每欲蠲减。民为邦本，朝廷岂不知之，岂不恤之？但欲恤民，又欲赡军，何道可能两济？

2.又唐、宋曾以武臣为中书令、枢密使、文武似不甚分。我太祖高皇帝曾以直厅为布政，典史为佥都，今奈何牢不可破？

军事上，地窄人寡的东虏（后金）却能屡屡攻入大明腹地，各地流寇猖獗，朝廷想要征剿就不得不加税，但加税必然伤民本，不加税又无钱粮养兵，陷入一个矛盾的死循环。

治吏上，唐宋两朝官员都能文武兼备，而到如今却变成文武分治，相互倾轧。

军事上的死循环和官员集团的塌方式堕落，恰恰是10年后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从中也可以看出，崇祯早已意识到了明朝问题所在，所以才苦苦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面对崇祯的两问，一位叫刘理顺的考生以“破格用人”作为切入点，提出首先在用人上综核名实，久任其职，勿轻调动，在军事上核实抑冒，精选严练，对后金以守为战，对流寇则主动进剿。

刘理顺的答案不仅直中要害，而且具有实操性，因而获崇祯赞赏，被钦点为状元。但可惜，时不待人，深处战乱之中的明朝巨轮尚未等到修补漏洞，就已在汹涌的巨浪中沉没。

1644年二月，李自成在向北京进军的途中，发布了著名的《永昌元年诏书》，直言：“君非甚暗，孤立而扬蔽恒多；臣尽营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这位曾经打出“明朝昏主不仁”旗号起兵造反的起义领袖，这个时候也终于意识到了他对明朝对崇祯皇帝的误解：大明并非皇帝不行，而是“臣尽营私”。

而崇祯在自缢前的遗言中，也愤恨地提出了“皆诸臣误朕”，可见，“文臣可杀”已成了崇祯和李自成心中的共识。那些指斥崇祯刚愎自用、急剧失措导致覆亡的人实在是有点吹毛求疵了。倒是清朝的乾隆说了一句公道话：“崇祯继位时，国事已不可为”。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完美答出崇祯皇帝考题的考生刘理顺在明朝灭亡时阖家自杀殉国，用行动践行了“成仁取义”的诺言，其家中仆役也为之感动，自愿赴死追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