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檢，有一句非常簡短而精準的評價：勤勉的亡國之君。

崇禎皇帝繼位時，明朝正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北疆的後金軍事集團屢屢南下侵擾，而廣袤的中原大地又因受到小冰河期的影響，旱澇頻繁，糧食嚴重減產，加之文官腐化武將貪生，各地民變四起。而明末白銀貨幣的極度短缺，也導致欠餉引發的軍隊譁變頻頻發生。

這種主客觀上的不利開局，縱然唐太宗、明太祖在世，恐怕也是無能爲力，更何況是一個只有17歲的年輕人。所以，就連清朝統治者都不得不承認：“（崇禎）卒且身殉社稷，未可與荒淫失國者一例而論”。

據史書記載：崇禎皇帝繼位後，裁減宴樂，不近女色，宵衣旰食，二十幾歲就已白髮叢生，被譽爲明朝最勤政的皇帝。不過，如果崇禎皇帝近乎完美，那麼明朝亡於他手顯然成了一個無法解釋的悖論。

於是，後世就總結了崇禎的幾大缺陷，如多疑、剛愎自用、性格急躁、捨命不捨財，甚至傳聞明朝滅亡時崇禎在內庫還藏有3700萬兩白銀，被李自成搜出……如此種種。

事實上，所謂宮中鉅額存銀早已被世人證僞，崇禎十七年二月的助餉，多少可以證明皇帝經濟的窘迫，而破城後的李自成或許也是發現了庫藏的空虛，因而才大費周章地向官員富戶追髒。

明朝皇帝死後，繼任者按慣例會編修《實錄》，而從《實錄》中往往可以窺見該皇帝生前的言行舉止，但因崇禎皇帝是亡國之君，後繼的南明朝廷又在戰火中飄搖不定，未及修饌，所以，真實的崇禎皇帝形象早已湮沒在了歷史長河中。

不過，崇禎生前留下的兩道殿試考題，或許能爲我們揭示一位有血有肉的大明皇帝。

所謂殿試，是科舉考試的最高等級，考試形式爲策問，題目共有兩道，名義上由皇帝親自主持，但實際操作時卻往往由內閣預擬，皇帝只是象徵性地掛個名號，有明一代，大體如此。

但崇禎繼位後事事親爲，傳世的崇禎七年（1634）的殿試考題就是由崇禎皇帝親自草擬的（時閣擬策問二道，聽裁，上自手書大半）。

題中，崇禎皇帝問了幾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1.東虜本我屬夷，地窄人寡，一旦稱兵犯順丙三韓不守，其故何歟？且流寇久蔓，錢糧闕額，言者不體國計，每欲蠲減。民爲邦本，朝廷豈不知之，豈不恤之？但欲恤民，又欲贍軍，何道可能兩濟？

2.又唐、宋曾以武臣爲中書令、樞密使、文武似不甚分。我太祖高皇帝曾以直廳爲佈政，典史爲僉都，今奈何牢不可破？

軍事上，地窄人寡的東虜（後金）卻能屢屢攻入大明腹地，各地流寇猖獗，朝廷想要征剿就不得不加稅，但加稅必然傷民本，不加稅又無錢糧養兵，陷入一個矛盾的死循環。

治吏上，唐宋兩朝官員都能文武兼備，而到如今卻變成文武分治，相互傾軋。

軍事上的死循環和官員集團的塌方式墮落，恰恰是10年後明朝滅亡的主要原因。從中也可以看出，崇禎早已意識到了明朝問題所在，所以才苦苦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

面對崇禎的兩問，一位叫劉理順的考生以“破格用人”作爲切入點，提出首先在用人上綜覈名實，久任其職，勿輕調動，在軍事上覈實抑冒，精選嚴練，對後金以守爲戰，對流寇則主動進剿。

劉理順的答案不僅直中要害，而且具有實操性，因而獲崇禎讚賞，被欽點爲狀元。但可惜，時不待人，深處戰亂之中的明朝巨輪尚未等到修補漏洞，就已在洶湧的巨浪中沉沒。

1644年二月，李自成在向北京進軍的途中，發佈了著名的《永昌元年詔書》，直言：“君非甚暗，孤立而揚蔽恆多；臣盡營私，比黨而公忠絕少”。這位曾經打出“明朝昏主不仁”旗號起兵造反的起義領袖，這個時候也終於意識到了他對明朝對崇禎皇帝的誤解：大明並非皇帝不行，而是“臣盡營私”。

而崇禎在自縊前的遺言中，也憤恨地提出了“皆諸臣誤朕”，可見，“文臣可殺”已成了崇禎和李自成心中的共識。那些指斥崇禎剛愎自用、急劇失措導致覆亡的人實在是有點吹毛求疵了。倒是清朝的乾隆說了一句公道話：“崇禎繼位時，國事已不可爲”。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完美答出崇禎皇帝考題的考生劉理順在明朝滅亡時闔家自殺殉國，用行動踐行了“成仁取義”的諾言，其家中僕役也爲之感動，自願赴死追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