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节特别报道｜我会告诉女儿，爸爸是记者，疫情期间曾去武汉采访

4月8日0点，武汉“南大门”青郑高速武昌收费站宣布“解除城市封控”，看着鱼贯而出的汽车和欢呼挥手的人，我留下了眼泪。“封城76天”，武汉终于解封了。作为见证者，那一刻的感动，估计我这辈子都无法忘记。

▲3月，在武汉大学樱花大道采访、摄影

我是2017年研究生毕业到红星新闻工作的。那时候和我一批进来的同事，年龄都比我小三、四岁，作为一个“吃青春饭”的行业，和大家在一起工作经常感觉时间不够用，所以从入行开始就全力以赴去各个新闻现场，几乎平均每月出差两、三次。

武汉疫情是我遇到过的最大的一次事件。武汉“封城”后，部门领导在微信群征集记者到武汉采访，我第一时间报了名。后来很多人问我有没有害怕过，好像真的没想那么多，我认为作为记者，那时候就应该去武汉。但是，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家人，妻子刚怀孕2个多月，我不知道怎么向她开口，还好尽管我没多说，她也理解并支持我的职业。

1月29日，大年初五，我从家出发乘飞机到长沙，包车先到黄冈高速路口，然后辗转四个城市进入武汉，最后经历了72天的疫情采访报道。

▲在武汉红十字会医院采访

现在回想很多场景仍然历历在目：我背着包，拉着箱子，一个人走在2公里长、空荡荡的鄂黄长江大桥，无法通行又不得不折返；武汉大雪，我们收到超市将不对个人开放的通知，冒着大雪去采购，发现连泡面都没有；雷神山医院，一、两万人同时开工的现场井然有序，我甚至不忍心用采访去打扰他们工作；武汉大学樱花独自盛放，我走在没有人的樱花大道，想着大家遗失的春天难过不已……

红十字会医院ICU，重症病人全身插满了管子，旁边仪器“滴、滴、滴”的响，医护人员打针、换药、登记数据，和他们说话，他们总是一动不动。回酒店，想着医院的场景、医护人员的抗疫故事，我一边写稿子一遍流泪。

▲在武汉红十字会医院ICU采访

江夏区人民医院将会议室改为吊唁厅，给推迟婚礼参加抗疫的彭银华医生举行简单追思会，我看着彭银华婚纱照变成了遗照，心里说不出的难过；武大中南医院刚结束抗疫不到一周，又开始开诊收普通病人，看着医护人员憔悴的神情心疼不已。

在武汉，我们都变成了一个个“脆弱”的人：任江波因为压力大，不仅买来手办解压，还打电话咨询心理医生；王效因为整晚整晚睡不着，瘦了接近20斤；有一段时间，王震华感冒发烧，我们很担心第二天就被隔离，开玩笑说如果被隔离就到不同的隔离点进行直播报道。

▲红星新闻武汉采访小组。从左至右：王震华、潘俊文、任江波、王效、陶轲

其实，在武汉我感觉自己不只是记者，而是千万个抗疫者之一。我做过志愿者，将四川运来的一大卡车自热米饭，送进了武汉八、九家医院。我和同事也开车给周围饭店老板、清洁工，以及采访对象送口罩和物资。

4月9日，我从武汉回成都，隔离14天后回报社继续上班。7月，江西抗洪救灾，我去了九江和鄱阳县，探访防洪大堤，被淹没的村庄以及安置点的村民，一周多时间发回多篇现场报道。10月，兰州布病事件补偿方案出台，我又去到兰州，近距离感受并呈现“布病”感染者的生活。此外，我报道的《河北“明星”芯片厂夭折》引发广泛关注，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还对此进行了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