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系之中，论军事才华，若郭松龄称第二，那绝对没人敢称第一。

而且郭松龄的军事才华不仅体现在带兵打仗这一方面，他在练兵整军这一方面也一样造诣颇深。

对于这一点，张学良后来也是大方承认。

“第二次奉直战争，东北军很好，良心话，训练得很好，那时候郭松龄负责训练，我训练兵并不好。”

“等到郭松龄叛变了以后，这个东北军的训练就没有那么好了，尤其是我带的东北军更坏。”

而对于带兵打仗，不论是第一次直奉战争，还是第二次直奉战争，郭松龄的表现都是奉军之中的佼佼者。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时，当时奉军还没有经过郭松龄的整训，战斗力其实很一般。

当时几乎所有的奉军都是一路溃败的惨况，唯有由郭松龄所率领的部分东路军取得了局部胜利。

虽然名义上张学良才是这部分东路军的统帅，可实际上负责指挥的人却是郭松龄。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了之后，张作霖也发现了奉军的缺陷，于是展开了一场规模较大的整军行动。

张作霖也因此成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张学良担任了整理出的参谋长，实际负责调军和整军。

然而张学良军事才华却很一般，他根本不足以担此重任。

于是，张学良就把这事交给了郭松龄，由郭松龄负责实际上的军队整顿。

经过了郭松龄的整顿之后，奉军的实力已经得到了质的飞跃。

张作霖之所以敢在1922年惨败于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于1924年卷土重来，就是因为奉军实力大涨。

张学良晚年回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更是意气风发地说：“吴佩孚那是毫无能力，我真是看不起他。”

至于郭松龄，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时仍然担任的是张学良的副手，为第三军副军长。

虽然郭松龄是副，可仍然还是一如之前，由他实际指挥作战。

而郭松龄在此过程中和姜登选闹了一点别扭，差一点撂挑子不干，好在经张学良劝说之后率军返回战场。

郭松龄率军而归，不仅轰开了山海关，更是一路打到秦皇岛。

倘若没有郭松龄，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中肯定打不过吴佩孚，更不用说后来掌控北洋政府了。

而且郭松龄在1925年反奉之后，如果张作霖没有及时向日本求助的话，奉系在1925年就已经易主。

郭松龄的军事才华就摆在那儿，也在两次直奉战争中立下了大功，可张作霖为什么就是没有提拔他呢？

关于这一点，其实原因有几个方面。

第一，郭松龄此人自恃有才，所以性格上多少有一点恃才傲物，或者说有一些自大和自负。

对于这样一个恃才傲物之人，张作霖肯定还要继续打磨一番，才能把他放到更高的位置，不然难以服众。

第二，郭松龄毕业于陆军大学，在奉系中属于“陆大派”，而当时张作霖重用的是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

他们之所以会被分成两个不同的派系，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政治理念不同。

陆大派相对而言更为激进，士官派则相对更保守一些。

张作霖的政见更接近于士官派，所以选择了重用士官派，而且杨宇霆此人的能力也一样很出众。

杨宇霆虽然也曾和郭松龄一样恃才傲物，甚至有过自立之心，但是被张作霖敲打了之后就老实了。

因此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了之后，张作霖在论功行赏的时候，自然也就更偏心于士官派，对他们予以重任。

杨宇霆、姜登选和韩霖春等人也因此被任命为一省督军，而对陆大派的郭松龄就选择性的忽视。

第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郭松龄实际上是张作霖留给张学良的“大将”，让小六子将来有可用之人。

张作霖虽然自己没读过几本书，但是识人用人的能力却很厉害，他不可能看不出郭松龄的能力。

他为什么一直安排郭松担任张学良的副手？说到底就是把郭松龄和张学良一直捆绑在一起。

也只有这样，郭松龄才能为张学良立功。

毕竟郭松龄立了功之后算在谁头上更多一点，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这么一个有能力的人，如果张作霖过早地对他予以重用，把他提拔到了一个仅次于杨宇霆或者他的位置，小六子将来就会更难做。

立了功，是不是得论功行赏？

可如果郭松龄过早地被重用，等到小六子接手家业了之后，对于郭松龄就会封无可封和赏无可赏。

这样一来就促成了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几乎没有给郭松龄任何实质性的封赏。

郭松龄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是张学良的副手，打赢了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还是张学良的副手。

当时郭松龄为此还义愤填膺地去找张学良，气得直说：“算我倒霉，当你的部下！别人都是督军了，我不但不是督军，还是在你底下当个副手！”

而从这一点来说，郭松龄也没有说错。

毕竟立了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谁又能没点气呢？

可是，小六子身为郭松龄的直属领导却没有为他争取到他应得的奖赏，这也是小六子不厚道之处。

郭松龄后来之所以会反奉，也和他在第二次直之后的利益分配当中没有获得应有的利益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