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浦东的创业，“永远在路上”。

舒榕斌最近很忙。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大家都想重温“老开发”精神，听当年的“十八勇士”讲述初代开发者们的峥嵘岁月。尤其说到屹立改革创新潮头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大家更想聆听这位曾经在外高桥保税区挥洒汗水20余年的“老开发人”的故事，回顾保税区从完成“七通一平”起，如何一步步实现“资金空转、土地实转”的跨时代创新，又如何汇聚国际市场、孕育上海自贸区的光荣历程。

从1990年5月来到浦东开发开放办公室工作，到2016年从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岗位退休，舒榕斌作为浦东第一代开发者，在外高桥的土地上耕耘了26载。如今功成身退的他，仍关心着外高桥、关心着自贸区和浦东的发展。

“我就是那个门诊医生”

回忆30年前那个春天，1990年4月，尚在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工作的舒榕斌接到通知，作为第一批18人之一，到浦东开发办工作，参与浦东开发开放。这18个人，也成为日后被世人所熟知的“十八勇士”。

当时，刚刚新婚不久的舒榕斌要克服上班路途遥远等困难，每天往返位于浦东大道141号的开发办和家里。但当时，他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感觉，“浦东开发关系上海，关乎国家的未来。”对参与浦东开发开放这件大事，舒榕斌感到，自己应该肩负一份责任。

1990年5月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挂牌；5月4日，“两办”就在141号里正式上班了。舒榕斌至今都记得当时的场景：一大早，不少人已经围在开发办门口，年轻的大学生无比激动，上了年纪的老人也纷纷热议浦东的开发。

当天更多的是前来询问浦东具体的规划政策、优惠条件、洽谈投资项目的外商和地区客商。有的人问得很细，要了解具体政策，又询问如何投资更好、获利更多。更有不少客商直接询问起土地价格等“关键问题”。“当时《解放日报》的记者说，开发办项目处的负责人像一位门诊医生，满屋子都是等着见‘医生’的人……这个‘医生’就是我。”

而今，在已经成为浦东开发陈列馆的浦东大道141号，馆内还原了舒榕斌他们当年办公时热闹又令人心潮澎湃的场景。“8、9个人围坐两张办公桌，每人只有1个抽屉放材料，靠窗的人出来，还要坐在过道的人站起来让座。”

浦东大道141号，办公桌必备的几样东西：地球仪、闹钟、墨水、红印泥、台历……

初代“金牌店小二”

浦东开发办挂牌1个月后，1990年6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内第一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也是中国大陆首个开放度和自由度最大的“境内关外”区。舒榕斌也于1993年来到外高桥，开始新的征程。很快，1992年7月，外高桥就迎来我国首家外商独资贸易公司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在保税区注册成立。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外高桥保税区开始迎来产业集聚的先机。原本将打印机生产厂设在新加坡的惠普公司，决定把生产线转移到当时涌动着开发热潮的上海浦东。而当惠普的生产线开始浦东投产后，18家来自新加坡的工厂都迁至外高桥。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都入驻保税区，产业氛围一下子“活”了起来。

上世纪90年代，外高桥保税区

于是，保税区趁热打铁，1996年11月13日，美国英特尔公司首期投资9900万美元在中国建立的首家制造企业，英特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在外高桥保税区动工。全球封装巨头英特尔的入驻，让世界看到了“浦东速度”，也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

飞利浦、IBM等企业纷至沓来，先进制造业在外高桥逐步产生了规模效应。服务好这些来到保税区“安营扎寨”的海内外企业，也成了舒榕斌和同事们一项重要的工作。

回到浦东开发的时光

这份重要的“店小二”工作，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后，又迎来一个高潮。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前来请舒榕斌“帮忙”的企业就络绎不绝。几乎所有人都为了同一件事：解决办公场地。原来，作为工业园区，外高桥保税区内的办公楼宇当时还相对缺乏。面对自贸试验区挂牌后，每天数十家中外金融机构、跨国公司总部争相入驻的需求，舒榕斌和同事们想出了一个办法：自己主动“搬”出去。

今日外高桥港

“当时，花旗银行看中了我们外高桥股份自己的办公楼，公司上下没有一点犹豫，甚至不需要动员，大家很快就打包好东西准备搬家了。”“外高桥人”自己的临时办公室却是一个待拆迁仓库，虽然有2000多平方米空间，但是空调、暖气甚至厕所一概没有。“一下子回到了浦东刚刚开发的那段日子。”舒榕斌说。

而今，虽然已经退休，但舒榕斌仍关心着浦东的发展。2018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记者曾采访他，请他为上海自贸试验区“贡献一计”。收到问题大纲后，舒榕斌很郑重地考虑了两天后，拨通记者电话。“继续发挥先发效应、叠加效应、聚变效应和组合效应，上海自贸试验区将大有作为。”

舒榕斌说，虽然时代不同，但浦东的创业精神始终不变。“新的30年，一定能再创新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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