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談及司馬光，人們定能隨口道出“司馬光砸缸”的故事，也能立刻聯想到《資治通鑑》這部史學著作，但是對於他的品德操守，世人卻知之甚少。他之所以能夠名垂史冊，不只於世人所見到的成就，其後必有強大的精神品質作爲支撐。忠君報國，濟世愛民

司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人，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史學家和文學家。司馬光一生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從地方判官，到州府幕僚，再到學官言官，直至首輔宰相，在他長達49載爲官生涯中，一直堅守着忠君之心、報國之志。從其“砸缸救友”一事中，便可看出幼年的司馬光就聰慧過人、機智勇敢。1038年，20歲時一舉考中進士，從此步入仕林。但他並沒有驕傲自滿，而是說道：“賢者居世，會當履義蹈仁，以德自顯，區區外名何足傳邪！”足可見其不圖虛榮、心懷抱負。

從政初期，司馬光先後前往華州、蘇州、韋城等地方任職爲官，其間深入民間走訪、瞭解民衆疾苦、體恤下層百姓，很快便贏得了“政聲赫然，民稱之”的美譽。在關懷百姓的同時，司馬光亦關心國家。1047年，年僅29歲的司馬光聞知貝州城農民起義一事後，便立刻寫了《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給當時掌管全國軍事的龐籍，以爲平息動亂建言獻策。其後，司馬光經時任宰相龐籍的舉薦，先後擔任過館閣校勘、殿中丞、鄆州典學等職，使其積累了一定的史學素養。1055年，司馬光隨龐籍前往幷州任通判。1058年後便回到開封任職。在此期間，他一方面關注朝堂，剛正執着，不懼生死。雖深知“臣言此，自謂必死”，但依舊連上三狀《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請求仁宗早日立儲，以穩定朝堂。感念其忠心赤膽，最終皇帝非但沒怪罪，反而採納建議立趙曙爲太子。同時他也居安思危，大度舉賢對邊事很有研究的劉邕，以安定邊防。此外，針對北宋積貧積弱的危機，司馬光也連連向宋仁宗上書陳述自己的治國主張，提出了爲君之德有三言，即仁、明、武；後者論述了朝廷選人用人之道，這兩部著作對當朝皇帝和官員都有很大的影響。另一方面他也關心下層，心繫民生，同情百姓。在洛陽爲官時，他不忘鄉親父老，每年都會回鄉探親並體察民情。很多地方官員想要設宴款待，但無一例外都被回絕了，原因是民衆仍食不果腹，自己無心享受美酒佳餚。他在《論財利疏》中對民生疾苦描述道：農民苦身勞力，粗衣粗食，還要向政府交納各種賦稅，負擔各種勞役。收成好的年代，賣掉糧食以供官家盤剝，遇到凶年則流離失所，甚至凍餓而死。對此司馬光認爲，只有“利民”才能“安國”，所以他建議皇帝採取“養民”之策，減輕繁重的賦稅徭役，同時開源節流，嚴懲貪官污吏。因其一生忠君效國、憂國憂民，世人尊稱他爲“社稷之臣”。

崇儉戒奢，廉潔自律司馬光在官場馳騁數十載，雖身居高位、聲譽遠揚，卻不貪圖享樂、不貪戀權貴，而是崇尚節儉、清正一生，不僅自己做到廉潔奉公、兩袖清風，同時亦要求他人乾淨爲人、清廉爲官。

獨善其身，穩得住操守。北宋時期“高官厚祿”可謂名副其實，官員的俸祿極差大，品級越高，所享財富越多。而司馬光卻是例外，並非沒有，而是不貪。1063年，仁宗皇帝駕崩，英宗繼位，豪賞羣臣，揮金如土。司馬光當時身居四品，可以獲遺賜一大筆金銀珠寶。在衆人樂不可支之時，司馬光卻沒有隨波逐流、同流合污，反而看着這些賞賜深覺不妥、憂心如焚，於是先後兩次上書表示對此舉的意見，並預備帶動朝堂官員將賞賜捐出。可惜事與願違，不僅上表無果，而且無人響應，無奈之下只好將自己所得全部捐給諫院充公和補貼親友。他的執着與定力，廉正與操守，無疑是後代爲官者的榜樣。節儉樸素，耐得住清苦。司馬光生於官宦之家，雖家境殷實，但不驕不奢、簡樸一生。幼年時，大人們爲其準備的華美衣裳，他總會放到一旁不好意思穿戴。成人後，入仕爲官卻樸素依舊。一次好友範鎮前往司馬光的住處去看望他，踏進屋內，只見家徒四壁，除簡單傢俱和成堆書籍外再無其他，被褥也佈滿補丁。範鎮回到家後因同情其清苦，便叫夫人做了一牀被子送給他。司馬光收到後頗爲感動，在被頭親筆用隸書寫到：此物爲好友範鎮所贈。而這牀被子從此伴隨他直至入土。人到暮年，他依舊艱苦樸素、赤貧如洗。老友劉賢良準備買一婢女侍奉體弱的司馬光，可他卻謝絕道：“吾十幾年來，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純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司馬光一直“惡衣菲食以終其身”，即使妻子去世，也因家中無存錢置辦，只能賣地辦喪，即有了“典地葬妻”的典故。

勤儉成風，經得住時光。司馬光在廉潔自律的同時，亦以言以行教導着身邊人。他在世時，率先垂範、克儉於家，嚴格教導家人及隨從做到並保持勤勉節儉、清正廉潔、戒驕戒奢、不貪不腐，遂形成了崇尚勤儉的家風。晚年時，他還專門給養子司馬康寫下了《訓儉示康》，其中講有“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以儉立名，以侈自敗”等衆多做人爲官之道，以告誡後代力戒奢侈、恪守勤儉。敢於諫言，恪盡職守

“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司馬光在朝爲官之時，就如同一面“明鏡”，既客觀真實、不偏不倚、公正不阿，又正人正己、自知自省、恪守本分。直言進諫，敢於擔無人敢當之擔。司馬光擔任過數年的諫官，其間堅守原則、秉公處事、不懼權貴、上諫無數。一方面，他敢於勸諫皇帝。針對宮中盛行大擺宴請的奢靡之風，他上諫《論宴飲狀》以請求皇帝能體恤百姓，減少過度的宴飲和賞賜。針對仁宗駕崩後新帝和太后的矛盾，他於1063年先後上書《上皇太后疏》《上皇帝疏》以及《兩宮疏》，指出：“金堤千里，潰於蟻穴；白璧之瑕，易離難合”，以勸諫雙方相互扶持。針對朝堂上下的奢侈浪費和國家財政的入不敷出，他提出“節用之道，必自近始”，以求皇帝克己節約、去繁從簡。另一方面，他敢於彈劾權臣。司馬光在任權御史中丞時，神宗皇帝想用其親信張方平爲參知政事，他雖與其也關係甚密，但在反覆思量後深覺張方平“文章之外，更無所長，奸邪貪猥，衆所共知”，故不適合擔任此職。於是兩次上奏表示反對，並面見皇帝提出諫言。他廷爭面折、鍼砭時弊、反覆上諫、無所畏懼，如此之勇氣和膽魄令人敬佩。但忠言往往逆耳，在屢次碰壁、屢次再諫仍無效用後，司馬光心灰意冷，決定辭去諫官，專注史學。

度德量力，不去攬己所不能之擔。司馬光不僅能夠直言不諱地指出他人之錯，也能夠勇於直面自身之過。他在早年任幷州通判奉命考察麟州屈野河以西築堡一事時，上報修築堡壘可以保護邊界安寧，但不料築堡的宋兵被西夏軍圍殲。御史來查案時，龐籍爲了讓司馬光能夠回朝上任便一人承擔下責任，這使得司馬光羞愧難當、食不能寐，於是接連上奏《論屈野河西修堡狀》以主動擔責，並親自前往中書省和樞密院以求降罪。司馬光對於適合自己並能夠勝任的職務，他定發揮所長盡忠職守；反之，對與己不合或不勝其任的職位，即使官階再高、俸祿再多也絕不受用。如他早年時連寫幾次《乞虢州狀》請求辭去開封府推官這一人人豔羨的高職，認爲自己“實非所長”，但都被皇帝駁回了；中年時，提拔其爲掌管起草詔令的知制誥，可他認爲這一差事並非他之長，於是連上《辭知制誥狀》；晚年時哲宗年幼，皇太后想授其爲門下侍郎，但他卻辭謝道：“齡發愈衰，精力愈耗。”以上足可見其既是敢作敢當的“勇士”，亦是謙遜不驕的“君子”。

（唐詩宇）#司馬光#龐籍#皇帝收藏

崇儉戒奢，廉潔自律司馬光在官場馳騁數十載，雖身居高位、聲譽遠揚，卻不貪圖享樂、不貪戀權貴，而是崇尚節儉、清正一生，不僅自己做到廉潔奉公、兩袖清風，同時亦要求他人乾淨爲人、清廉爲官。

獨善其身，穩得住操守。北宋時期“高官厚祿”可謂名副其實，官員的俸祿極差大，品級越高，所享財富越多。而司馬光卻是例外，並非沒有，而是不貪。1063年，仁宗皇帝駕崩，英宗繼位，豪賞羣臣，揮金如土。司馬光當時身居四品，可以獲遺賜一大筆金銀珠寶。在衆人樂不可支之時，司馬光卻沒有隨波逐流、同流合污，反而看着這些賞賜深覺不妥、憂心如焚，於是先後兩次上書表示對此舉的意見，並預備帶動朝堂官員將賞賜捐出。可惜事與願違，不僅上表無果，而且無人響應，無奈之下只好將自己所得全部捐給諫院充公和補貼親友。他的執着與定力，廉正與操守，無疑是後代爲官者的榜樣。節儉樸素，耐得住清苦。司馬光生於官宦之家，雖家境殷實，但不驕不奢、簡樸一生。幼年時，大人們爲其準備的華美衣裳，他總會放到一旁不好意思穿戴。成人後，入仕爲官卻樸素依舊。一次好友範鎮前往司馬光的住處去看望他，踏進屋內，只見家徒四壁，除簡單傢俱和成堆書籍外再無其他，被褥也佈滿補丁。範鎮回到家後因同情其清苦，便叫夫人做了一牀被子送給他。司馬光收到後頗爲感動，在被頭親筆用隸書寫到：此物爲好友範鎮所贈。而這牀被子從此伴隨他直至入土。人到暮年，他依舊艱苦樸素、赤貧如洗。老友劉賢良準備買一婢女侍奉體弱的司馬光，可他卻謝絕道：“吾十幾年來，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純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司馬光一直“惡衣菲食以終其身”，即使妻子去世，也因家中無存錢置辦，只能賣地辦喪，即有了“典地葬妻”的典故。

勤儉成風，經得住時光。司馬光在廉潔自律的同時，亦以言以行教導着身邊人。他在世時，率先垂範、克儉於家，嚴格教導家人及隨從做到並保持勤勉節儉、清正廉潔、戒驕戒奢、不貪不腐，遂形成了崇尚勤儉的家風。晚年時，他還專門給養子司馬康寫下了《訓儉示康》，其中講有“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以儉立名，以侈自敗”等衆多做人爲官之道，以告誡後代力戒奢侈、恪守勤儉。敢於諫言，恪盡職守

“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司馬光在朝爲官之時，就如同一面“明鏡”，既客觀真實、不偏不倚、公正不阿，又正人正己、自知自省、恪守本分。直言進諫，敢於擔無人敢當之擔。司馬光擔任過數年的諫官，其間堅守原則、秉公處事、不懼權貴、上諫無數。一方面，他敢於勸諫皇帝。針對宮中盛行大擺宴請的奢靡之風，他上諫《論宴飲狀》以請求皇帝能體恤百姓，減少過度的宴飲和賞賜。針對仁宗駕崩後新帝和太后的矛盾，他於1063年先後上書《上皇太后疏》《上皇帝疏》以及《兩宮疏》，指出：“金堤千里，潰於蟻穴；白璧之瑕，易離難合”，以勸諫雙方相互扶持。針對朝堂上下的奢侈浪費和國家財政的入不敷出，他提出“節用之道，必自近始”，以求皇帝克己節約、去繁從簡。另一方面，他敢於彈劾權臣。司馬光在任權御史中丞時，神宗皇帝想用其親信張方平爲參知政事，他雖與其也關係甚密，但在反覆思量後深覺張方平“文章之外，更無所長，奸邪貪猥，衆所共知”，故不適合擔任此職。於是兩次上奏表示反對，並面見皇帝提出諫言。他廷爭面折、鍼砭時弊、反覆上諫、無所畏懼，如此之勇氣和膽魄令人敬佩。但忠言往往逆耳，在屢次碰壁、屢次再諫仍無效用後，司馬光心灰意冷，決定辭去諫官，專注史學。

度德量力，不去攬己所不能之擔。司馬光不僅能夠直言不諱地指出他人之錯，也能夠勇於直面自身之過。他在早年任幷州通判奉命考察麟州屈野河以西築堡一事時，上報修築堡壘可以保護邊界安寧，但不料築堡的宋兵被西夏軍圍殲。御史來查案時，龐籍爲了讓司馬光能夠回朝上任便一人承擔下責任，這使得司馬光羞愧難當、食不能寐，於是接連上奏《論屈野河西修堡狀》以主動擔責，並親自前往中書省和樞密院以求降罪。司馬光對於適合自己並能夠勝任的職務，他定發揮所長盡忠職守；反之，對與己不合或不勝其任的職位，即使官階再高、俸祿再多也絕不受用。如他早年時連寫幾次《乞虢州狀》請求辭去開封府推官這一人人豔羨的高職，認爲自己“實非所長”，但都被皇帝駁回了；中年時，提拔其爲掌管起草詔令的知制誥，可他認爲這一差事並非他之長，於是連上《辭知制誥狀》；晚年時哲宗年幼，皇太后想授其爲門下侍郎，但他卻辭謝道：“齡發愈衰，精力愈耗。”以上足可見其既是敢作敢當的“勇士”，亦是謙遜不驕的“君子”。

（唐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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