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天下大亂，羣雄並起，劉備建立佔據荊、益等地，建立蜀漢政權。先主劉備死後，蜀漢後主劉禪承祚，從建興元年(223年)到景耀六年(263年)，共在位四十一年，大赦十三次，這些大赦對蜀漢的政局具有深遠的影響。

大赦天下，始作俑者是秦二世。當年陳涉起義軍派遣周章等兵數十萬人逼近長安，於是秦二世聽從少府章邯的建議，特赦酈山囚犯而組成軍隊擊退敵人。

蜀漢在政權建立之初，先主劉備時代、丞相諸葛亮對待大赦的使用態度是慎之又慎，先主劉備在得到荊益，進位漢中王時期，很少頒佈赦免法令，諸葛亮對待此事的態度也是“赦不妄下”。蜀漢章武二年(222年)，先主劉備與東吳大都督陸遜在猇亭大戰，陸遜火燒連營，劉備大敗，次年，劉備病逝於永安，五月，十七歲的太子劉禪繼位，是爲後主。

後主在位的四十一年間，對外秉承着“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宗旨，頻繁發動對魏國的北伐戰爭，對內經濟上發展軍屯、水利、錦官、鹽鐵等，這些軍事經濟政策一方面給蜀地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加速了本地的發展，另一方面對人民的壓迫也是顯而易見的。在諸葛亮主政時代，由於諸葛亮本人卓越的政治才能，尚能治理比較平穩。

蜀國的大赦大致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諸葛亮主政的建興元年五月(223年)到建興十二年(234年)，這一階段出現了十年不赦的現象；第二階段是蔣琬和費禕主政的建興十二年(235年)到延熙十四年(246年)，這一階段雖頒佈了幾次大赦，但從時間上看，並沒有出現亂政的情況；第三階段是黃皓主政的延熙十四年(247年)到景耀六年(263年)，這一階段共經歷了十八年，但卻頒佈了八次大赦，比前兩個階段共二十三年的總和還多近一倍。

後主劉禪的十三次大赦中，三次改元元年都實行了大赦，建興元年的大赦由於踐阼、改元，延熙元年的大赦是由於立後、改元和建儲，景耀元年的大赦是由於改元和祥瑞，這三次大赦都是有舊制可循。建興十二年的大赦是由於諸葛亮病逝，魏延和楊儀爭權的內亂，推測此次大赦是招攬那些被裹挾作亂的魏延的舊部，目的是防止兵力的流失和避免重蹈王允沒有赦免西涼軍而造成的李傕郭汜之亂的覆轍。其餘大赦原因大致相同，有的是爲了北伐做的軍事動員，補充軍隊和後勤，有的是拉攏敵軍將領，還有的是歡慶得勝凱旋，由於陳壽《三國志》具有失之在略的特點，加之蜀漢史料較少，這些大赦都沒有找到真正名正言順的原因。

後主劉禪即位，諸葛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開府治事，只實行建興元年踐阼這一次大赦，大赦對於這個時期的影響可以忽略。諸葛亮死後，蔣琬、費禕執政的十九年間共進行了五次大赦，這些大赦融合了道家的無爲和儒家的仁政，由於頻繁的北伐和用兵，蜀漢國力消耗殆盡，無爲而治對於蜀漢社會能夠發展經濟、休養生息、恢復國力。赦出牢獄中的犯人，可以增加勞動人口和兵源，緩解社會怨氣，緩和社會矛盾，這對於維持政權穩定具有重大意義。另外大赦對脫籍的兵民的安置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戶口增加八萬，人口增加四萬。而且“黑戶”脫籍的現象在蜀漢政權中普遍存在，大赦可以使這些脫籍的“黑戶”擁有合法的身份，有利於增加政府稅收收入和農民從事生產。大赦還能夠極大緩解國家內部矛盾，這對於頻繁的北伐來說是一個保障。因此蔣琬、費禕被蜀人愛戴，影響深遠，晉時文立，上表請以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宜見敘用，以慰巴蜀之心。

頻繁的大赦對於法制的破壞無疑是致命的。蜀漢先主劉備曾說:“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由此可見劉備對於赦宥所持的否定態度。諸葛亮崇尚法治，郭衝條亮五事其一，法正諫亮緩刑馳禁，諸葛亮批評劉璋闇弱，並強調“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同時，又能做到以身作則，馬謖失街亭，爲正軍法，痛斬馬謖，並請自貶三等爲右將軍，以督厥咎。他對大赦的態度是:“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蔣琬、費禕承諸葛之成規，因循不革，故能邦家和壹。但是這期間反對大赦聲音頻發，孟光是其中的代表，他對費禕道:“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惡乎!”禕但顧謝卻沒有采納。這是由於費禕不及亮之賢導致的政治衰敗和社會矛盾加劇，因此不得不進行頻繁大赦。這一飲鴆止渴的舉動破壞了諸葛亮多年經營的法制，也使得豪強們無視法律，損害民衆生活。

費禕死後，閹宦秉權，宦官黃皓把持朝政，政治昏暗，此時爲緩解尖銳的社會矛盾頻繁頒佈大赦，大赦次數增加由此陷入了一個無法自拔的死循環。“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這是諸葛亮評價前益州之主劉璋之言，後主劉禪卻依然步了劉璋恩赦氾濫的後塵，結果雖沒有如張松等人的通敵背叛，但有作《仇國論》解散人心以媚魏並竭力勸降的譙周。全國上下離心離德，早就失去了劉備在荊州數十餘萬民衆追隨時期的人心。因此，鄧艾才能以一支孤軍在蜀漢尚有餘力防禦的情況下將之滅亡，堂堂一國之君淪爲安樂公，成爲後世笑柄。

蜀漢政權滅亡的原因有很多，後主劉禪時期吏治腐敗、官員冗雜、賢能上升通道堵塞是因爲君主個人能力的平庸，這種平庸才選擇了相對簡單便捷的大赦措施來穩定政局，因此常璩用“非中興之器”來總結後主劉禪。這是蜀漢政權覆滅的不可忽視的主要原因。正是由於蜀漢政局逐漸混亂，最終蜀漢滅亡，王圖霸業成爲黃粱一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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