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突與復仇，1943年新西蘭費瑟斯頓戰俘營屠殺日本戰俘事件

費瑟斯頓戰俘營

在西方世界，研究日本二戰中的俘虜觀念和政策，一些標誌性的事件是無法迴避的。其中一起就是1943年2月發生的費瑟斯頓屠俘事件。這個事件給新西蘭人造成相當大的衝擊和震動，此事後新西蘭纔開始從文化和思想的角度試圖瞭解這些貿然闖入的敵人。

費瑟斯頓位於新西蘭北島南部的南懷拉拉帕，距惠靈頓約60到70千米。一次大戰期間新西蘭軍隊在鎮子附近建立了能容納6萬人的訓練營地，在戰爭末期又在此拘押了14名德國人。戰後訓練營被拆除，原地沒有留下任何建築。

他們在這個位置

1942年9月，應美國的要求，新西蘭在費瑟斯頓訓練營舊址重新設立戰俘營。營區被帶刺鐵絲網分隔爲方方正正四個大塊，配備了廚房、浴室和能容納40人的醫院，首任指揮官是R·H·佩雷特少校。

到42年11月的時候，費瑟斯頓已經關押了300多名日本戰俘。這些人包括失事飛機的倖存者和在所羅門羣島俘虜的日本海陸軍士兵，絕大部分是瓜達爾卡納爾島亨德森機場的海軍設營隊和軍屬（指軍隊僱傭人員，不是軍人家屬）以及部分陸軍一木支隊的殘兵，其中戰鬥人員只有30人左右。

第一批戰俘是從瓜島抓獲的

按當時的一般標準，新西蘭人給日本戰俘的待遇並不壞。食品供應充足，患病和受傷者都在惠靈頓接收了良好的醫療，基本康復後再轉入戰俘營。給軍官配發了新西蘭軍隊的制服和帶沿帽，不過被染成藍色以示區別。其他人員則發放了一戰時期的制服，同樣染成藍色，並在夾克後背和右大腿前後縫上菱形卡其布作爲標誌，所有人都配發了靴子。

12月中旬，中立國瑞士駐新西蘭領事和紅十字會代表視察了費瑟斯頓戰俘營，認爲俘虜待遇良好，並將此情況通報日本政府。紅十字會代表注意到，雖然他們告知俘虜可以向國內寫信，但所有的日本戰俘都拒絕了。

此前的11月下旬，一批新的戰俘進入營地。這些人來自10月11日薩沃島海戰中被擊沉的古鷹號重巡洋艦和吹雪號驅逐艦，大約有180人，其中100多人來自古鷹。他們的首領是古鷹號3號炮塔的炮臺長安達敏夫少尉，這些人被安置在2號大院，後來就被稱爲“古鷹幫”。

古鷹號重巡洋艦

吹雪號驅逐艦

此前被安置在1號大院中的戰俘中就存在少數極端強硬派，因爲人數過少而不成氣候。當古鷹幫入營的時候，就有人徒手打出手旗動作，號召各營地同時襲擊警衛奪取武器，然後攻打惠靈頓。這種天方夜談般的號召自然是被所有人看作笑談。

不久後1號大院的設營隊員們擔心被強硬派連累，向戰俘營當局提出應該將戰鬥人員和非戰鬥人員居住區分開以示區別。於是10多名強硬分子被轉移到2號大院，這些人很快說動了一部分新來的俘虜加入他們。因此古鷹幫也分裂成以安達敏夫爲首的“穩健派”和“強硬派”兩派。

不久後強硬派決定在12月25日零時，趁看守們過聖誕節的時間起事。此事被穩健派發現後，穩健派製作了白色袖章以區別身份，並準備了棍棒和鐵管武裝，打算在強硬派起事時進行伏擊。在強硬派行動前一小時，營地所有燈都被打開了，廣播開始播放日語勸降通知。原來竟是一名強硬派幹部發現穩健派的行動後，擔心同伴間的自相殘殺而向戰俘營當局告密出首（這個彎繞得啊）。後來安達敏夫少尉用1個小時說服了強硬派，叛亂行動胎死腹中。

其後戰俘營似乎又恢復了平靜，兩派之間的表面對立也消失了。1943年2月中旬，第三批日本戰俘入營。這些人包括第三次所羅門海戰的倖存者以及在執行老鼠運輸期間被擊沉的曉號和照月號驅逐艦的乘員和搭載的陸軍士兵。至此費瑟斯頓戰俘營的日本戰俘數量已達到550人，其中戰鬥人員爲280人。由於陸軍士兵的比例上升，強硬派勢力再次抬頭，戰俘營內暗流湧動。

悲劇事件發生在43年2月25日。據曉號水雷長新屋德治中尉回憶，2月24日戰俘營要求50名戰俘出工修建新西蘭守軍的運動場。而當時很多戰俘在戰場上所患的營養失調和瘧疾尚未完全恢復，每天只能出動30人，並且戰俘們認爲給新西蘭軍隊修建設施是“利敵行爲”，非常牴觸。穩健派的代表安達敏夫少尉也對此感到憤慨，向管理方提出交涉，但對方不肯讓步，談判破裂。

43年被押解上工的日本戰俘

25日上午，安達少尉率領280名戰鬥人員（新西蘭方官方數據是約240人）在廣場靜坐，拒絕出工。此前安達曾嚴令所有人員不可輕舉妄動，要絲毫不亂。戰俘營管理方派出了一名中尉帶領的50名士兵，要求安達少尉派出50名勞工，遭到其拒絕。當新西蘭士兵打算抓捕安達時，古鷹幫組成人牆擋住了他們。於是新西蘭兵橫成一排持槍與戰俘對峙，帶隊中尉掏出手槍恐嚇時，安達少尉拍着胸膛喊道：如果要開槍，就衝這裏打。然後日本戰俘開始向守軍投擲石塊並向前推進，新西蘭人則以步、機槍火力迎戰。

衝突當場造成31名俘虜死亡，17人受傷後不治，合計48人。包括安達敏夫在內的68人受傷（此事死亡人數無異議，受傷人數中新屋德治回憶的數據是偏小的，戰後新西蘭方的研究中數字擴大到74人）。新西蘭方一名士兵沃爾特·佩爾文被己方火力誤殺。

在所有的回憶和記錄中，開火都只持續了20—30秒，似乎是一瞬間的衝動帶來的失控。當所有人冷靜下來的時候，現場已不可收拾。

此事令盟軍方面既震驚又被動，新西蘭政府下令不得對外公佈事件細節。新西蘭政府擔心的是日本就此進行對等報復，日本政府固然可以把己方戰俘視若無物，而新西蘭戰俘如果因此事被集體屠戮則國民不可接受。盟國高層則擔心日本人在宣傳上利用此事做文章，因爲此前日本虐俘，盟國一方雖然受害，但在道義上是佔據優勢的。倫敦的帝國戰俘委員會（Imperial Pow Committee）對新西蘭提交的原始報告進行了編輯修改，以儘量避免刺激日本當局和提供宣傳上的口實。

3月初的法庭調查報告大致闡述瞭如下觀點：

1、日本戰俘在費瑟斯頓戰俘營受到良好醫療和照顧，管理方在日常並未對其苛待；

2、管理方完全有權強制戰俘勞動，費瑟斯頓戰俘營的要求符合《日內瓦公約》第五十條的規定。但日本戰俘由於不瞭解相關法律對強制勞動產生了誤解，管理方的錯誤在於沒有對此向戰俘提供詳盡說明；

日內瓦公約第五十條

3、本次衝突主要源於雙方因文化和種族不同存在根本差異，並且缺乏共同語言；

4、警衛們的行動是剋制的，也是必要的；

5、日本軍官安達和西村（Nishimura，我沒在日本資料中對應出這個人，也可能是假名）煽動戰俘，對慘劇負有直接責任。

日本政府在否認有戰俘存在的同時拒絕接受該法庭的裁定。

戰時新聞只進行了簡短報道

既然說事件詳情被保密而調查報告又被編輯過，那肯定這個故事存在更爲深入的版本，事實上費瑟斯頓屠殺事件至今也沒有完全解密。我下面的描述基於新西蘭研究者戰後的調查，這個版本包括安達敏夫和一些新西蘭當事人戰後的回憶，用我自己收集的其他日本戰俘回憶資料作爲補充。

在太平洋戰爭前幾十年，日本政府就有意識地向國民灌輸以投降爲最大恥辱的觀念。後來在東條英機搞的《戰陣訓》中，則明確要求“生きて虜囚の辱を受けず、死して罪過の汚名を殘すこと勿れ ”（生不受囚俘之辱，死不留罪過污名）。

戰爭中日本政府不但拿這套對付被俘的對方官兵，對己方的被俘者也是一視同仁。雖然人在對方手裏鞭長莫及，但這個污名是確實的，並且必定禍及家人，在珍珠港被俘的酒卷和男的家族就成了非國民了。有這些先例在，日軍在戰況不利時往往大規模自殺（包括自殺衝鋒）。

而一旦因爲客觀原因被俘，日軍士兵就陷入一種精神上的困境。因爲他們已經被日本社會除名了，作爲社會人已經死亡。日本政府和社會只是苛求他們不許被俘，但完全沒有告訴他們萬一被俘後該怎麼辦。當紅十字會代表告知他們可以和國內通信時，戰俘們選擇拒絕，這並不完全是因爲他們不瞭解國際公約，而是不會主動暴露被俘的事實。他們向盟軍報的服役部隊番號和本人姓名也大多是假的，同樣是爲了不累及家人。戰爭結束後新西蘭向日本提供戰俘名單時，日本官員發現名單上大多是赤穗四十七浪士之類的古代名人，這也是日本在二戰中很多死亡者和失蹤者最後對不上號的原因。

而當時費瑟斯頓的管理方對這些情況並沒有深刻了解。

費瑟斯頓接收的第一批戰俘名義上是日本軍隊，其實大部分人員是朝鮮人和其他地方強徵的勞工。這些人對被俘後的命運抱着聽天由命的態度，在新西蘭人的優待下願意服從管理，也接受指派的勞動任務。由於日本正規軍人所佔比例少，陸軍士兵尤其少，所以翻不起什麼浪花。

費瑟斯頓戰俘營建立相當倉促，只花了9天時間。承包商只來得及用鐵絲網標出地塊，在1號大院修建了一些板房，戰俘們入住的時候很多人是住在帳篷裏。之後通過戰俘勞動，爲1號大院修建了正規的建築，並且開始修建2號大院。這批人的順從表現實際上給集中營管理方帶來了錯誤認識，爲以後的流血衝突埋下了伏筆。

大多數時候營內勞動談不上苦役

當古鷹幫的戰俘到來時，費瑟斯頓纔算真正接納了大量日本正規軍人。這些人雖然普遍驚訝於新西蘭人給予的醫療和優厚的物資供應，但大多數人仍時刻抱着求死之心。很多人認爲即使當時不死，但很快也要被殺，當殺戮遲遲未到的時候，這些人反而變得焦躁不安（大概有點類似等第二隻鞋掉下來的感覺）。

古鷹幫的聖誕節暴亂最終成爲鬧劇，當時的戰俘營指揮官R·H·佩雷特少校理智處理此事，沒有歸罪任何人，也沒有施加任何懲罰。此事對戰俘不能不說有所觸動，因爲日本人很明白如果在日本戰俘營中發現了類似的事情，參與者是一定格殺勿論的，之後古鷹幫至少在明面上對管理方表示服從。

第三批進入的戰俘使事態又開始惡化，這些人中陸軍士兵佔了相當比例，有很多人是在戰場上抓獲的。這些新來者表現囂張，甚至反過來逼迫軍官自殺以表明對日本的忠誠。據說安達（或者是另外一位中尉）對此回答道：我尊重你們的選擇，但是今後的日本需要你們活下去。由於穩健派軍官也有自己的擁躉，這些人既然無法收拾他們，就開始騷擾、辱罵1號大院的勞工俘虜，或者作勢自殺，甚至撲在鐵絲網上向衛兵大叫“給我一根繩子”。

即使是最頑固的戰俘，也承認自己受到了優待。包括豐厚的物質供應、醫療衛生保障，新西蘭方面還允許他們自行民主推選管理者，這些都是日本戰俘們從沒想到的。由於大多數日本兵對國際公約一無所知，他們將這些優待歸功於指揮官佩雷特少校，在私下談論時認爲他是親日的。但從戰俘們的回憶來看，多數戰俘並沒有親眼見過佩雷特，也並不清楚管理方的變動。比如新屋德治中尉曾很準確地描述慘案發生時戰俘營指揮官的特徵，並將其稱爲佩雷特，完全沒有意識到他說的是另一個人。

引發衝突的根源仍是勞動問題，前面新屋德治曾說修建守軍使用的運動場讓戰俘們感覺是利敵行爲，實際上戰俘營安排的任何工作都被他們看作是利敵行爲。因爲在日軍俘虜看來，被俘本身已經是奇恥大辱，爲敵人工作就更是恥上加恥，這些人連削土豆皮這樣的工作都不願意承擔。所以2號大院每天派出30人工作的限額，一方面確實存在戰俘體質尚未恢復的客觀原因，更多的則是因爲羞恥感造成的集體抗拒。

新來的戰俘甚至抗拒削土豆皮這樣的工作

被戰俘營管理方看作合作典範的1號大院的俘虜是每天出工的。但新西蘭人不知道的是，由於軍國主義的毒化，1號大院的朝鮮人和其他勞工被2號大院的日本兵看作是下等人、亞人類。他們對管理當局的恭順令這些正宗日本兵憤怒又反感，當這些人被拿出來和他們對比的時候他們更是感覺受到了羞辱。安達敏夫爲代表的戰俘管理者在私下爲協調派工問題確實焦頭爛額，但即便如此，新西蘭衛兵們仍感覺到2號大院的戰俘在集體抗拒管理。

2月23日時，1號大院的俘虜們在正常上工。2號大院的一名日本士官突然撲到鐵絲網上，對他們大喊“不要援助敵人”。正在工作的俘虜默默放下工具，走回小屋，此舉激怒了在場的新西蘭衛兵。

當時戰俘營的指揮官佩雷特少校已被替換，接任者是唐納德·唐納森中校。新屋德治中尉描述他“瘦削，不怎麼說話，表情冷淡，是那種典型的英國紳士”，當然新屋將其誤稱爲佩雷特。新西蘭研究者則稱他在一戰時受過重傷，是典型的職業軍人，類似一本老教科書。唐納森性格強硬古板，並不適合管理戰俘這種細緻的工作，戰俘也不喜歡他。當他知道此事的時候，他的反應是“要讓他們明白誰是說了算的人”，這就註定此事難以善了。

唐納森聲稱給戰俘三天的時間改正自己的行爲。24日安達敏夫和他的部下們醒來的時候，發現派工數量已被增加到50人。唐納森知道戰俘們不願意勞動，就特意將強制勞動作爲紀律措施強加給他們。

預感到大事不妙的安達敏夫向營地的翻譯提出懇求，50人的標準實在無法接受，但是他的要求被唐納森拒絕了，事情陷入僵局。安達敏夫處於騎虎難下狀態，他只能選擇帶領戰俘們抗爭到底。

這裏有必要說說戰俘營一般警衛的情況。費瑟斯頓戰俘營配置了約120名衛兵，這些人都是被判斷不適合海外服役的新兵，也沒有經受過看守的特別教育和訓練。他們從未參加過實戰，在面對數量更多且有作戰經驗的日本戰俘時心理壓力很大。2號大院拒絕勞動對於衛兵來說意味着公開的不服從，此前聖誕節暴亂的陰謀被舊事重提，衛兵們的忍耐在接近限度。

無實戰經驗的衛兵日常心理壓力很大

此時前線的消息已在向新西蘭國內迴流，1942年春天日本人佔領吉爾伯特羣島的時候，一支新西蘭海岸觀察隊在邁亞納環礁被俘，包括17名軍人和5名平民。他們先是在貝蒂歐的樹上被綁了三天，然後被關押在塔拉瓦中心醫院的土著民瘋人院中。當日軍在中途島海戰中慘敗的時候，一名叫查爾斯·歐文的戰俘和其餘21人均被斬首以示報復。可想而知年輕的戰俘營衛兵在聽到這些消息時的憤慨，當2號大院的戰俘表示抗拒和輕蔑的姿態時，衛兵們的心理底線也在不斷拉低。而更危險的是，戰俘營管理層並不知道，有個衛兵叫傑克·歐文，他是慘遭殺害的查爾斯·歐文的親兄弟。

由於巧合和誤解，悲劇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2月25日早上，1號大院的俘虜按正常時間6點起牀，6點半點名，7點鐘喫過日式早餐後就外出工作。但2號大院裏沒人出來，戰俘營翻譯去詢問後，回來告知戰俘們拒絕出工。安達敏夫再次提出面見唐納森，但被拒絕。唐納森只允許另一名軍官，就是前述的西村和營地副官詹姆斯·馬爾科姆中尉談判，他們在營地辦公室講了兩個小時。在這段時間裏，240名戰俘在安達的帶領下在2號院的廣場上靜坐等待。

47名衛兵在馬爾科姆命令下已全副武裝趕往現場戒備。傑克·歐文手持一支湯姆森衝鋒槍站在廣場東側的房頂上，右邊是手持衝鋒槍的迪克森下士，站在廁所房頂，左邊的房頂上則站着兩個步槍手。其餘警衛則在地面站成弧形，手持步槍對準人羣。

談判最終失敗，西村和馬爾科姆回到廣場。此時安達又一次提出直接與唐納森會面的要求，馬爾科姆則回答他們這絕不可能，並且戰俘們必須立刻出工。這些爭吵就在所有戰俘和衛兵面前進行，雙方互不相讓，每個人都能感覺到氣氛的緊張和衝突迫在眉睫。戰俘中的強硬分子已經意識到今天就是他們光榮斃命以洗刷恥辱的日子，所以後來流血衝突的爆發和日軍戰俘中瀰漫的求死情緒也不無關係。

此前我們已經看過了新屋德治中尉回憶的衝突詳情，事實上個人的回憶記錄並不可靠，會受到時間流逝、記憶自我修正、環境輿論等多方面的影響。而作爲個人，由於視角有限，即使身在現場也無法瞭解全面的情況。

比如陸軍的水野護看到的情況又不一樣，他是一木支隊的倖存者，屬於第一批戰俘。從他混在2號大院的戰俘中經歷了整個衝突來看，他無疑就是那些被從1號大院逐出的強硬分子之一。在水野護的描述中，他似乎並不熟悉安達敏夫，或者忘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他的真名。

老年時接收採訪的水野護

水野護稱：海軍的代表拍着自己的胸膛說，如果您要開槍的話，請開槍。然後那個軍官就瞄準了那裏。突然有3個日本兵想要掩護那個少尉，那三個人相繼被射擊。接着約10個日本兵向新西蘭軍官撲了過去，於是周圍的自動步槍一起開火把他們都擊斃了。

總之各種說法頗有點羅生門的味道，我們還是看看新西蘭人考證的衝突過程，由於加入了安達敏夫的回憶，這個考證相對更可靠些。

由於雙方都採取強硬態度，馬爾科姆中尉命令抓捕安達和西村。安達和西村退入人羣，幾個新西蘭兵緊隨其後，日本戰俘開始喊叫，互相推搡着向警衛靠近，雙方的怒氣都在升級。當兩人快要退入戰俘的小屋時，衝突爆發。推搡中一名日本士官被刺刀刺入腿部。

受傷者在蜷縮的同時出於本能用雙手抓住刺刀，同樣受到驚嚇的新西蘭衛兵立刻抽刀，結果一串指頭隨着他抽刀的動作掉在地上。伴隨着受傷者的慘叫，馬爾科姆試圖控制局面，他用手槍對着安達的頭頂鳴槍示警。

在法庭調查時，馬爾科姆稱：我只能選擇動用武器，在當時，我看不出還有什麼別的辦法。

在我看來不管什麼別的辦法都不會比他的搞法糟糕到哪兒去。馬爾科姆的第一槍從安達的頭上飛過，但第二槍直接射穿了安達的肩膀，並且打在他身後一名戰俘的腦門上，那人當場斃命。隨着安達受傷和另一名戰俘的死亡，日本人變得瘋狂起來，他們大叫着向前衝去，向衛兵們投擲石塊——除了石塊，他們還投出了切割屋頂鐵皮製作的飛鏢和忍者鏢，看來大家都是有備而來。

就在此時屋頂上傳來一聲大喊，傑克·歐文用他的湯姆森衝鋒槍開火了，一陣密集的彈雨劈頭蓋臉打向戰俘人羣。緊接着其餘46支槍也開火了，廁所上的迪克森下士打了個單發就把安達左邊的一個人放倒了。

請大家注意一點，在所有的記錄和證詞中，馬爾科姆中尉都沒有向衛兵下達過開火的命令。

自動武器開始發射時，試圖揪出安達和西村的幾個新西蘭兵還陷身戰俘羣中，他們急忙往後撤退。萊恩·詹姆斯最爲深入，他退到沃爾特·佩爾文身邊時，一顆子彈把佩爾文放翻了。

受了無妄之災的犧牲者沃爾特·佩爾文

萊恩·詹姆斯回憶說：那是顆跳彈，唯一能夠打到我們的就是歐文下士。

雖然有人在尖叫停火，但槍聲還是持續了20多秒。子彈在水泥地面反彈，四處橫飛，衛兵們不斷被跳彈打中。當槍聲沉寂下來的時候先是一片寂靜，接着是垂死的人的呻吟和慘叫。日本戰俘固然是屍橫遍地，但新西蘭衛兵也有10人被跳彈擊傷，還不算枉死的沃爾特·佩爾文。

萊恩·詹姆斯在1991年接受採訪時進一步指出，傑克·歐文率先開火，他早打算殺日本人以報其兄弟被斬首之仇。其他衛兵被歐文的猛烈射擊帶動，陷入了一時的羣體嗜血狂熱狀態。

新西蘭懷烏魯戰爭博物館的格蘭特·海斯寫道：紅十字會調查發現大部分子彈都是傑克·歐文發射的。歐文居高臨下的射擊造成了大量跳彈，換言之雙方的大部分傷亡都是他造成的。

查爾斯·歐文在日本人的進攻狂潮中被俘虜，隨即被不人道地殺害了。此後在盟軍第一次大規模反攻中被抓捕的日軍戰俘又成爲其兄弟血仇報復的犧牲品，這些人是自英國人與毛利人在新西蘭的戰爭結束後新西蘭領土上的第一批戰爭受害者。而枉死在歐文報復下的佩爾文，更是1870年以來第一名戰死在新西蘭本土上的軍人（這些話是格蘭特·海斯的結論，我沒有考證其是否正確）。

事件發生後新西蘭方面當天就撤換了戰俘營指揮官，R·H·佩雷特少校被緊急召回，受傷日俘被送往惠靈頓接受治療，死者屍體被連夜運走併火化。

說來也怪，此事之後費瑟斯頓戰俘營守衛和戰俘之間的關係倒得到了緩和。雖然到戰爭結束時日本戰俘數量已達到880人（事實上在新西蘭關押的日本戰俘都在這裏），已經超過戰俘營預定容量的一倍，並且不乏後期擒獲的激進的陸軍戰鬥兵，但是再也沒有出現過明顯的衝突。在我看來，一方面激烈流血衝突釋放了雙方的壓力，另一方面就是俗話說的，被打服了。某種意義上說，日本人的癖性就是畏威而不懷德，在領教過新西蘭人衝鋒槍的火力後，當他們重新審視原來的優待，頓時倍感珍惜和感激。

由於規劃不足，戰俘營長期處於超員狀態

和毛利人守衛交談的日本戰俘

衝突發生後，勞動漸被戰俘們接受

後期日常勞動已成爲生活常態

人性中的邪惡和狂熱被武力壓服後，日本戰俘們開始逐漸顯露其作爲正常人類的一面。後來戰俘營的四個大院在戰俘的勞動下依次建成，除1號2號大院的組成不變外，軍官和其他人員遷入3號和4號大院。每個大院都有自己選出的領導，並且配有副手，這些人管理戰俘日常事務，組織出工並且作爲戰俘代表負責與戰俘營管理層溝通。營區在戰俘們的建設下充滿了日式的整潔和情調，進屋要脫鞋，鞋子放在門口的儲物櫃中。他們爲衝突中的死者建立了日式祭壇，還經營起了日式風格的花園，並且修建了一個網球場。

到了戰爭後期，戰俘們再次陷入焦慮，他們開始擔心無法迴歸社會的問題。44年末日本戰俘向來巡視的中立國代表請願，希望能夠考慮如何讓他們在不失尊嚴的情況下返回日本，否則就請在太平洋的小島上給他們建立庇護地。戰俘代表表示如果這些願望無法滿足，可能會出現大規模自殺。而45年日本戰敗的徵兆已經很明顯的時候，他們又開始擔心被釋放後因爲日軍的劣跡（也是他們自己過去犯下的罪行）遭到新西蘭民衆的攻擊（這些民衆是允許持槍的）。

45年一名在鐵絲網邊發呆的戰俘

他們最擔心的迴歸社會問題隨着日本帝國的崩潰完全不復存在，現在有幾百萬人面臨和他們一樣的情況。戰爭一結束新西蘭就籌劃把他們運走，戰俘們被火車送往惠靈頓，在1945年12月30日搭乘兩艘美國大型坦克登陸艦離開新西蘭。船隊的第一站是瓜達爾卡納爾島，戰俘們組織了拜祭儀式向昔日的戰場和同伴告別，46年2月4日他們在神奈川縣的浦賀下船。新西蘭的日軍戰俘可能是在南太平洋的日本戰俘中最早返鄉的一批。

運送戰俘回國的同型登陸艦，但不是這條

這些人走了以後對新西蘭人的影響並未結束，事實上費瑟斯頓屠殺事件對新西蘭造成的衝擊比對日本造成的大。這次事件使很多新西蘭人第一次認真研究日本人的文化和思維方式，日本人被子彈說服後表現出的順從和文明，又改變了戰爭時期日本侵略軍一貫的食人生番形象。日本戰俘離開時留下了大量的傳統繪畫和雕刻以及半工藝性的日用品，據事後統計手工製作的木質麻將就有十副以上（事先聲明我未見實物照片，這是新西蘭人說的）。

戰俘製作的木質浮雕裝飾

戰俘繪製的風景畫

這些東西有的是用來和衛兵交換香菸等享受品，有的則完全是單純的饋贈禮物，甚至包括給孩子雕刻的玩具動物。衝突中受傷的日軍士兵在惠靈頓醫院養傷期間受到新西蘭修女護士照顧，出於感激即向該修女贈送了手繪的日本仕女圖。此事在數十年後被舊事重提，前面說的新屋德治中尉回憶起自己也曾受該修女護理，同樣非常感激，但不是他送的。因爲日本戰俘多用假名，所以最後好像沒找到那個送禮者。

當年的修女護士

日本報紙的報道，左上角即贈品

關押日本戰俘的經歷實際上是日本對新西蘭做了一次文化輸出，後來有些新西蘭人由此對日本文化產生了興趣，戰俘留下的很多藝術品被從個人手中贖回集中起來進行展出，還有藝術家依此產生靈感創作作品。1983年的時候甚至創作了一部反映費瑟斯頓屠殺的舞臺劇《Shuriken》（手裏劍的意思，靈感明顯來源於日本戰俘投擲的忍者鏢）。日本政府則利用這一點，在戰後大搞和新西蘭的和解與親善，可見賣慘還是有一定作用的。

作爲衝突中被射擊並且遭到了重大傷亡的一方，日本戰俘後來的反應很有意思。1945年他們離開新西蘭前，很多戰俘給戰俘營管理方甚至新西蘭政府寫了感謝信，感謝關押期間受到的照顧。從幾十年後的調查訪問來看，這些人是真不恨新西蘭人。因爲好壞是比出來的，新西蘭人雖然對他們開火，但只要沒打死，受到的待遇就比日本本國對他們好得多。

比如前述一木支隊的水野護，被美軍俘虜時雙膝中了4顆機槍子彈，陷入昏迷之中。被關押期間新西蘭人一直堅持治療他的腿傷。當他回到日本，立刻被送進了東京的海軍醫院，軍醫看了下他已經化膿的傷口，說：切了吧。此前被新西蘭人治療了三年多，現在說切就切，水野護不得不苦苦哀求。他最後感嘆說：應該感謝盟軍啊，如果當初是被日軍救起的，恐怕早就死了。

又比如在衝突中心的安達敏夫，當時頭部、左肩、側腹、手臂中了四彈，幾乎性命不保，按理說應該痛恨新西蘭人吧？但安達敏夫卻成了鐵桿的“親新派”。說起舊事時，他首先回憶的是剛被俘不久在惠靈頓接受治療：比父母對我都好。在夜間安達因爲前途絕望和思念家人難以入睡，新西蘭護士拉開窗簾指着月亮向其示意，安達被這種善意深深感動。

提起衝突事件時，安達敏夫固執地認爲：新西蘭人都是好人，當時現場有兩挺機關槍，如果真要殺，（在場的）全都要死。他們只是被嚇得開槍，根本沒想殺人。

當上世紀90年代日本引入《Shuriken》在東京公演時，安達數次拒絕參加首映式的邀請。當相關人員上門拜訪時，才發現理由竟是此前安達讀過翻譯的《Shuriken》劇本後，感到非常生氣，他認爲劇本把那些兵寫得太壞了，其實他們都是好人，對我都很尊敬，很有禮貌……

1986年安達帶領部分當年的戰俘重訪費瑟斯頓舊址，並邀請了他們認爲在衝突中一直表示善意的原戰俘營翻譯同行。1998年他再次重訪的時候希望能在當地建立一座“和平公園”，以紀念此事。在雙方政府促成下，2001年舉辦了落成儀式，種植了68株櫻花——然而數小時後，其中40株就被憤怒的示威者夷平，新西蘭也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什麼相逢一笑泯恩仇的。

重訪舊地的戰俘，可能就是安達敏夫

費瑟斯頓和平公園的裝飾廊柱

後來櫻花還是被補種起來了，公園得到保留。在此地日本人建立了兩塊低矮的慰靈碑（高了怕激起憤怒遭到搗毀，這也是日本人自己說的），上面的銅板一塊刻着“鎮魂”，另一塊刻着“夏草やつはものどもが夢の跡”（夏草與士兵，如夢了無痕。就是日和動漫裏被黑得很慘的那位松尾芭蕉的俳句）。這個俳句果然又引起了新西蘭研究者的興趣，幾乎每一篇介紹費瑟斯頓戰俘營事件的文章中，作者都在試圖用自己的方式進行翻譯。

兩塊慰靈碑

費瑟斯頓屠俘事件的故事就算說完了。從總體上看，衝突時日本戰俘的舉動並非完全的瘋狂和不可理喻，相反倒是新西蘭人的不理智程度更高一些。這主要是因爲在新西蘭的日本戰俘主體是海軍人員，這些人所受教育程度較高，眼界也更加開闊，簡言之與日本陸軍相比，偏激狹隘和瘋狂暴虐的程度要略遜一籌。

但正如這個看似偶發的事件源自日本軍隊在塔拉瓦的暴行一樣，作爲此事的餘波，它又帶來了更大規模的日本戰俘暴亂，那就是考拉越獄事件。

★接下來又是作者吐槽的時間了，這次我要說的是採集資料期間我在一個新西蘭網站上看到的東西。

這個網站由新西蘭文化遺產部製作，對費瑟斯頓事件的介紹只包括梗概，沒有什麼細節性的東西。但它在介紹文字之後用很大篇幅向閱讀者提出討論提綱和問題。我將主要的問題列舉如下，注意這些問題並非針對學生而是面向一般民衆：

1、對費瑟斯頓事件的一個解釋是，一些日本戰俘對被俘感到恥辱。根據1941年的日本《戰陣訓》，身體上的俘虜等同於精神上的死亡，俘虜會遭到日本民族和家人排斥。有鑑於此，請考慮以下問題。

爲什麼有些日本戰俘認爲被俘是最大的恥辱？爲什麼爲敵人工作被認爲是非常可恥的？

2、鑑於一些日本戰俘可能會感到受辱，你認爲：

希望日本戰俘在被俘期間工作是適當的或正確的嗎？有正當理由讓他們工作嗎？

3、儘管日本政府不同意，但一項調查免除了警衛承擔的責任。這是一個可預期的事件嗎？能夠阻止嗎？

第一組和第二組被埋葬的囚犯之間的差異被認爲是解釋發生了什麼的關鍵。2001年，費瑟斯頓當地一名官員在談到這一事件時聲稱，1943年抵達的第二批日本囚犯與第一批完全不同。早期的那一組是期望能被派去工作的工人，第二組則是被描述爲“不太討人喜歡”的士兵。

費瑟斯頓當地人稱第二批囚犯“不太討人喜歡”，這是什麼意思？這一觀點會以何種方式影響營地當值警衛？

4、前囚犯新屋德治形容，戰俘營指揮官唐納德·唐納森“身材瘦削，很少說話，態度冷淡，性格帶有典型英國紳士標記”。【新屋在他的敘述中錯誤地將指揮官稱爲R.H.佩雷特上尉（此處與正文軍銜不符，顯然是因爲佩雷特任職期間軍銜變動引起的，不要糾結於此），但在暴亂髮生時佩雷特已經不再負責】。當獄警和囚犯之間的對峙達到關鍵階段時，佩雷特拒絕了會談的要求，而是指示他的副官讓囚犯回去工作。

你認爲佩雷特上尉的個性和舉止對費瑟斯頓發生的事件有多重要？

5、一些歷史學家和評論員對這起事件表示憤慨：獄警在沒有得到命令的情況下向手無寸鐵的囚犯開火。

戰俘們做了什麼可能被認爲是開火的理由？儘管沒有命令，衛兵們爲什麼開火？你認爲軍事調查法庭的判決公平嗎？

假裝你是調查事件的軍事調查人員，寫一份報告給你的上司，你在報告中應概述你所確信的事件原因。在你的報告中，應包括你認爲對發生的事件負有責任的戰俘營指揮官犯下的三個重大錯誤。你的報告不應超過125個單詞。

6、向總理報告。這是一個高度敏感的問題，不僅因爲這麼多人被殺，而且有人擔心，如果事件的消息傳開，日本人會通過傷害關押在日本戰俘營中的許多新西蘭人來報復。你是總理府的顧問，彼得·弗雷澤總理必須與內閣緊急討論此事，並對你提出以下要求：

簡短（最多75個單詞）的事件摘要，即發生了什麼，你對事件過錯方的判斷，你對是否應該公開這件事的建議。

在這裏，總理希望有理由證明政府可能採取的行動是正當的，因此他需要知道任何決定的利弊，以掩蓋事件或澄清它。

7、報紙頭條和報道。戰爭時期的審查壓制了這一事件的大部分細節。你是個記者，現在是1945年9月，對日戰爭已經結束。你所供職的那家報紙急於揭露1943年2月25日的事件。你的報紙的編輯（你可以編造報紙的名字）要求你：

爲頭版報道提供三個可能的標題，揭示1943年2月25日費瑟斯頓發生的事情，以及爲頭版故事寫一個介紹性段落。

8、社論。你是一家報紙的編輯。寫一篇75到100個單詞的社論，概述你爲什麼同意或不同意政府最初掩蓋事件的決定。這篇社論的目的是瞭解社會各方面的不同意見，所以不預設立場和限制！

不知道讀者們看了這些問題的感覺是什麼，我個人是覺得我們的大多數作者在寫歷史事件時是達不到這樣的思考程度的。

這些題大家也可以試着做一下，就當是一次思維體操好了。